首先，我要說這是一部難能可貴的電影。導演的勇氣令人敬佩。但他在電影映後的座談中也不得不承認，《空中花園》若原先不是一齣劇場，那麼也許做不成一部電影。電影是否一定要從零開始作線性的構思？我是門外漢，無法妄加苛責，但是對於這部難得的「電影」，我有著作為一個觀眾的期待。
詩人用他獨特的語言，去鋪陳、剪裁出一場華麗的服裝盛宴。芸芸眾生透過衣裝表達了他們的好惡、喜怒哀樂跟慾求。詩人是成衣廠廠長的小孩，也許他想要透過鏡頭，去紀錄、回應他私密的家族記憶。但是電影的片段與瑣碎，卻較人難以體會詩人的吶喊與鄉愁。
鄉愁，是構成偉大作品的必然因素。簡單地說，便是「中心主旨」。然而現代人似乎不需要像「中心主旨」一般的宏大敘述，取而代之的是去中心化。許多依照拍攝現場氣氛直接發展出來的情節，似乎有要表達現代社會以品牌和時尚所代表的過度膨脹的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但是多數人呆坐在大螢幕前，有人說看到當演員們都穿著黑色衣服參加葬禮，或集體一絲不掛的時候，才那麼似懂非懂地抓到電影的重點。然而導演卻說，他不設定電影說故事的對象，因為只是一場表演。只是一種遊戲。似乎這也便是所謂的台北觀點，依附著解構的情境漸漸被抽象的後現代浪潮吞噬。衣裝，不為什麼。這樣的電影，為什麼還需要輔導金？
有人替詩人說話了，「導演也是個詩人，因此他的作品有濃濃的詩味。」但是詩一定要變得虛無、離根，一定得跳開時間的常態推移嗎？電影實驗性地採取了像《枕邊書》一樣的大小視窗，甚至也在前後放了一段像是《愛情萬歲》裡的失聲痛哭。在電影院裡，觀眾被迫接受了導演的創意，卻很難釐清這些片段的所以然。夏宇那法、英跟無意義的呢喃夾雜的聲音表演，在法國觀眾的眼裡將具有什麼意義？那段農民曆的朗誦，曾是我感覺到最親切的語言，卻也被歸結在「不為什麼」裡面，我有些許惆悵。
盧卡契說：「作家應該忠實的記下他所看到周圍的一切事務，既沒有恐懼也沒有偏愛。」幸好，影片裡有許許多多路人的訪談。似乎這樣的安排，源於內疚。但是這樣是好的。至少讓電影多了一點現實成份以及生命力。至於演員呢？導演很焦急的說，台灣沒有訓練良好的演員，只好從劇場裡挑。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等電影裡的孩童與婦女，該怎麼說呢？這點作為導演或製作人，是無法卸責的。
其實，這樣一部實驗電影的產生已經非常值得鼓勵，它紀錄了我們一同參與過、親炙過的時代、傳統與革新、秩序與紊亂、華麗與腐敗。只是導演沒有多方斟酌語言霸權、遊戲觀點給電影的美學所造成的傷害。脫離不了城市一己的好惡、慣用的符碼，這樣的作品阻礙了與觀眾對話的通道。當「文藝青年」們紛紛追求夢境一般的語言場景，而這些精英族又自認為那代表的就是文藝的本身，片名「空中花園」，也許給電影本身做了一個中肯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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