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桃園機場，只知道中國正襲捲著一場怪病。在底特律機場，害怕的卻是恐怖主義，他們開箱抽查了我所有的行李。而伯明罕，阿拉巴馬的第二大城，實在不如電影《Sweet Home Alabama》，裡面的景緻一般美麗。初來的時候大雨滂沱，但心情依舊泥濘。終於，美國在台協會發給了我五年的交換簽證。研究員醫師笑我說，大概是就此甩掉你，一勞永逸吧。
所有證件都未辦妥，學校辦事員手腳頗為散慢，但我有的是「美國時間」。領帶打了，短袍一披就逕往神經內科門診奔去。尼可拉斯大夫馬上給了我幾個病人，要我問診。還沒來得及調整我的結巴，病人跟我都一愣一愣，但是症狀都很明顯典型，也很好分辨。不外乎遺傳性顫抖、巴金森氏症。而我雖然已經遨遊過大片天空，卻依然憂鬱。
病人問我說，你第一次來美國嗎？我說除了迪士尼樂園不算，應該可以說是啦。那為什麼選阿拉巴馬？我說我沒有選擇，是學校互締的盟約。阿拉巴馬什麼都沒有啊，一點都不精采。但我要的也許不是精采。來之前，讀了一些關於南方非暴力運動的史料，對伯明罕的人權指標、歷史意義還有所涉獵。於是對這個灰濛濛一片的工業城，我也有很天真而絢麗的期待。
這是座號稱魔術的城市，十九世紀末葉，白人和黑人都在這裡尋找他們的未來。他們採礦、鍛鑄鋼鐵，延續著從南北戰爭以來就存在著的恩恩怨怨。三K黨、自由之旅，歷經多少時代改革的痛楚，如今在帳面上的確已經達成了融合。醫院裡人白人一塊兒工作，儼然一家人。每天都跟圓胖的白人阿姨蘇跟剛懷孕的黑人少婦奧得麗亞，兩位門診部的護士寒暄。他們說一定要在我回去之前，做一道道地的南方烤火雞給我吃。喔，可是我再兩個星期就離開這個單位了！那你到哪一科去？內分泌跟新陳代謝。啊，就在樓下，你可以隨時上來吃我們的中餐啊！對那一片昇平，我感到受寵若驚。然後我企圖到各個教會兜走。去華人的，許多人操著我仍無法搭上腔的京片子。去長老會、浸信會......但總之白人去的教會，還是白人去；黑人的福音歌曲，只有黑人跟著搖擺流淚。在復活節的前夕，我去了大學的福音隊公演。一個綁著髮辮的黑人青年在台上痛哭不能自己，狀似歇斯底里。如果以精神分析而言，難道還有什麼核心的事件促使他必須如此抗拒嗎？我揣摩著四十年前的今天，在教堂裡四名黑人女孩被白人放置的炸彈炸死的畫面。
然後春天來了。樹都變白，顏色迷人但卻散發著一股魚腥味。沒過一個星期又變綠了。今年的阿拉巴馬仍有龍捲風，但是不經過城市，而是繞過山外的郊區。只是有一天氣溫突然冷到華氏四十度，。似乎預言著我們的地球正醞釀著一場不可預期的變局。戰爭來了。在Five Point South的衛理公會教堂前，一群年輕人舉著和平的旗幟，哭喊著他們反對戰爭的訴求。而觀光客來了，媒體也來了。我也站在人牆裡，頭一次被ABC訪問，突然間不知道講甚麼。講兩岸？講人道訴求？我心裡只有一道聲音，那是盧雲神父一道熱熱切切的敦促：「如果我們只懂得進行私人的禱告，而不願弭除種族歧視，消滅核武，反對戰爭，同情愛滋病患，致力免除飢餓，積極而公開地擁抱世界上的每個人，那麼我們並沒有聽清楚聖靈，公義也不再外顯。」
在醫院裡，沒有病人的時候都跟老闆Dr. Brockington閒聊。有一回聊到保險。「美國，美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充滿夢想的國度。」「簡直是一團糟！」「醫療保險的給付甚至比社會救濟還要貧瘠！」我才明白在這所號稱南方最大的醫學中心裡，你放眼所見的病患，其實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然而你不見的部分，他們在窮人醫院，他們在到不了城市的郊外，或是在暗無天日的角落，靜默地等待大限之日的降臨。所以根本就沒有美國夢。縱然四十年前一群隊伍浩浩蕩蕩，一場演講信誓旦旦。
我想起不久前，禮拜後的一頓豪華午餐，那對好心的夫婦不點法國紅酒，只因為他們仇視法國人。我問他們說，那麼你們如何看待戰爭？他們說，噢，我們很佩服這次總統布希對上帝如此地信靠。好，那們那些被炸段四肢的婦女呢？那些無以為家的兒童呢？你只要想上那麼一刻，每一幕不讓你膽戰心驚。然而電視台卻一在播送著美國英雄的凱歌，他們高唱《God Bless America》，唱得激動、入神，而粗暴。那頓溫馨午餐，滿滿是愛的人也可以變得那般充滿恨意。
後來我去了成癮病房。驚覺在那樣一個復原計畫裡，參與的患者竟然不乏鬧了婚外情的牧師、上癮的教授、和跟我同年的醫學生。每一則故事、每一道傷痕在我面前都如此清晰。我終究了解，這樣一趟學術之旅倒沒激起我強烈的道德感。但卻像是一面鏡子，讓我更真實地凝視自己的生命，觸摸每一道傷口。把自己所走過的，和別人的經歷的鞭傷攤開細數，像是光譜一般，突然並不想強求自己往哪個方向走去。有個週末跟幾個同學開業車道紐奧良的波本街去。處處狂歡。我突然聽見一個酒店裡年輕的樂團正在演奏當紅的歌曲《Sweet Home Alabama》，跳動的旋律和明暗閃爍的燈光，一點都不像是若干年前由Bishop譜出的Home Sweet Home─在台灣，我們翻譯做《甜蜜的家庭》─，那樣安祥恬靜。但那是我們的家，再怎樣詭譎紛亂，我們都得摸著鼻子回去。
離開伯明罕的前一天，終於去了人權館，就蓋在那多年前四個黑人女孩死於歧視攻擊的浸信會教堂的隔壁。然後是一方高地，可以俯瞰整個伯明罕的高級住宅區。車道蜿蜒而上，要經過多少個私人花園，最後來到夕陽斜照的綠地。而崖邊是一幢像是古堡一般的夢幻建築。而我無心。魔術的城市煙囪仍冒著黑煙。我想著很多人想要來這裡行醫的動機。讀一張X光片可以抽多少成？做一臺胃鏡有多少利潤可拿？不少醫生也是以賺錢為出發點。我呢，回了台灣要幹些什麼？跟大夥一樣就這樣畢業、國考、住院訓練、升等，然後微笑著投入之前所頑強對抗的中產生活裡？
在美國，靠著宿舍網路猶能接收一些來自家鄉的訊息。雖然知道台灣，台灣正被SARS的疫情大口吞噬著，我仍然很想一下飛機就往攜攘的夜市奔去，看看那家臭豆腐、那家鹽酥雞還在不在，麵攤得熱氣還是不是一樣蒸騰，人氣是不是還熱絡。然而回到台灣，機場人影稀疏，草木皆兵，恍如隔世。算算也有一個星期了，在分配實習的小兒科，沒什麼病人住院。大家都怕染上絕症。倒是我已經開始不太受得了整天悶在口罩裡的窒息感。扭開收音機，一夕之間所有的電台主持人都變成了防疫專家。一夕之間殉職的醫護都變成了英雄。一夕之間我們都可能成為一門忠烈。這是典型的瘋狂，在非典型的風暴裡。我竟然懷念在那什麼制度都不好的阿拉巴馬，他們仍要對抗揮之不去的糖尿病、百年不曾改善的代謝症候群......一個醫學院的新鮮人馬可告訴我，將來他想要到中亞去做醫療援外服務。但那不是你們正在攻打的敵國嗎？我問。但你知道，人民跟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看似無能撼動這些令人無力的事實，但是我們依然得做。這似乎是他們信奉的真哩，儘管最好「份內」的事，照顧好一個病患，或說僅只是「疾病」也罷。社區、保險、倫理關係，與我何甘？
而終於回來了，甜蜜的家。中東的戰事宣稱結束了，而家鄉正有一場烈仗政要開打。昨天下班，接到一通電話，說那位和平的住院醫師，走了。我撥手機給正前往台北準備到市立醫院上班的好友，告知惡耗，那是他的的同班同學。沒有太多的話語。一個長輩說，唉，真可惜，他也是基督徒呢！霎時間我很想流淚。又是這些誰是教徒誰不是；誰比較有恩典誰該償命的辯論。在美國，一個族群和諧的幻想的碎裂；在台灣，那些誰該負責誰該下臺，或者誰鞠躬盡瘁誰猥瑣逃躲的種種聲音。雖然一切一切，都在我們的期望值之外，我只能確知那些都不是我的耳鳴。說是幻想也罷，說是我們島嶼的創傷經驗也罷，何時了了！如果我們愛得仍舊不夠深刻......。
又是一個值班的凌晨時分，已經忘記打了幾個小盹。醒時仍是黑夜，但嬰兒們已經開始哭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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