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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11 11:37:50| 人氣1,064|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黃凡印象之十(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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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鏡販子的美麗與哀愁

「一部小說,如果使一打傻瓜受了致命傷,而對於健康正常的心智是一帖興奮劑,那它就有理由存在;而且,即使是心地最純潔的作者寫出來的小說,遇到一個道德上不健全的人,也許照樣能夠傷害他。」                                   ───哈代

上列文字恰好呼應了黃凡作品在我心中的存在樣貌。

在我的書櫃,黃凡幾本泛黃破舊的小說兀自靜默地與一排時興之作並立,每次重新翻閱,作者那幾張昏黃曖昧的舊日寫真總讓我不由自主想起李小龍飾演的唐山大兄:年輕自信的笑容、瀟灑英挺的身形,以及眉宇間隱約流動的不馴的聰明氣;他和幾位暮氣沉沉的當代作家站在一起,確實多了那麼一點知識份子所沒有的蓬勃朝氣。是的,我以為幾位台長陳述的黃凡印象的確不錯,無論是對後現代、都市文學甚至是整個後解嚴時期政治文學的出力,黃凡確實是個無法抹滅的鼓手/旗手人物,從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的驚世之作「賴索」開始,其純熟的時空剪接、意識流與後設的小說書寫技巧為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空泛、無生氣的台灣文壇注入一股極新鮮的活力。

這些「英勇事蹟」在許多政治文學的專論當中已被多次剖析演譯,我也無須再為添足,我比較好奇的是,何以如此一位才氣過人的年輕寫作者,在質量俱佳的創作高峰期之後,會帶著他的作品,突然從文壇消失,一點「渣」也不剩地就這麼被瘋狂旋轉的大時代機器拋扔了出去?

西洋鏡販子

清朝人看到兜售西洋鏡把戲的販子,依據個人接受新物事的肚量與膽量,有的會嘖嘖稱奇上前爭睹,有的則會雙手一背、長辮一甩轉頭酸溜溜地說聲「不過是騙人的洋把戲,何足觀之」而離去,這在民智未開的時代算是容以諒解的現象,不值一哂。但個人以為,黃凡扮演的角色可以西洋鏡販子相擬。新奇。突出多變。瑰麗詭譎。他兜售的乍看是待人觀看的西洋影片,其實是狡黠地等待著、預備折射觀者心象的多輝面菱鏡,透過閱讀,讓知識份子的真實面目當著自己的假面驟然現形──當然,在自己私密的書房裡,沒有遭人恥笑詈罵之虞─讀者大可放心將自己投入那一方方流淌著繽紛光影的屏幕,讓業已疲乏遲鈍的價值系統獲得刺激,讓日漸昏愚污濁的耳目獲得滌洗,而重新認識這個「政治、經濟、是非恩怨、真理、謊言、個人的意志、時代的夢想、永恆的嘆息,一切都攪成一團,像天堂花園裡的一塊泥巴」的世界(黃凡,反對者,1984)。

可以預見的是,此一帖藥劑,有人服之覺得清涼,有人服之卻感到嗆辣,正如西洋鏡販子在舊時光裡的顛躓困頓,黃凡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八○年代鶴起之際,同樣遭遇來自舊系統的擷抗與抨擊。或許我們該感謝讓「賴索」一文出線的評審,他們的勇氣令人佩服。綜觀之,黃凡的作品以懷疑論為寫作基調,「抱持懷疑論的作品往往具備顛覆一切虛偽正義的悲觀情緒,或者反過來出之於『清醒以及適度的幽默感』;這一類型的創作者意圖顛覆台灣文壇過去舊有的意識型態,企盼能夠解除加諸文學的政治迷思與魔咒」,而「黃凡過去被寫實主義者抨擊,往往是因為他們無法釐清作者與小說敘述者的關係:黃凡小說中敘述者的曖昧並不等同於作者本人的曖昧。黃凡並不曖昧,他清楚自己質疑的對象。」(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1994),當「太過聰明」的黃凡採取一種「自嘲式清醒」的的敘述策略去描寫其筆下知識份子角色的可憐境遇,那種搖擺不定的、難被制約統整的「作品主題」自然會招致「主題先行」、主張「主題正確性」的寫實主義者大加撻伐。


美麗與哀愁

文本主義與懷疑論的寫作態度,也容易讓讀者產生閱讀上的混淆。不妨把鏡頭拉回到第二屆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的評審會場。黃凡的入圍作品「反對者」在五位文壇耆老的眼中投射出迥然相異的光芒;其中投支持票的兩位,讚許「作者處理人物的能力很高」(姚一葦語),而「反對者」則是「寫知識分子最成功的小說」(白先勇語);至於投反對票的三位,則認為該作充滿「虛假的人道主義」(馬森語),帶有「刻意為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霸氣」(司馬中原語),而且「貪心了一點」(鍾肇政語)。黃凡「刻意為之」抽絲剝繭大學教授強暴女學生一案的歷程,套句馬森的話來說:「作者自以為追求的『是非』,但是自己對『是非』好像並不太清楚;他以為追求的是『真象』,可是這種『真象』也不過是為了自我的清白問題而已」。由這段話來研判,反對者反對「反對者」的理由竟然是:作者並未盡責地提供讀者一個確乎清楚明白(並且合乎所謂人道正義的)答案或主旨,在這個前提下,作者的文本於是變得不重要了,不能符合評審心中那個「不虛假」的人道主義準繩,不能表現人性之高潔光明,技巧再好也沒用。

看來,黃凡的確是個讓人傷透腦筋的後生晚輩,他暗中設下的陷阱成功地讓老前輩著了道,讀者將他與小說的敘述者合而為一,他再一次透過文本揶揄寫實主義並且測試出讀者的屬性,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義大利記號學大師艾可(Umberto Eco)寫作《傅科擺》遭遇到的狀況:他文中的情節敘述竟使一位兒時玩伴來信質詢,認為艾可盜用了其叔嬸的真實經驗(事實上該橋段乃脫胎自艾可自己的叔嬸)。那麼,黃凡豈是真的想追尋所謂「真象」?根據林燿德引用黃凡寫過的幾段話:「清醒的時候發現自己對於這個世界『根本無能為力』,虛妄的時候『對人的信心甚至超過耶穌基督』」,可知,黃凡腦子裡的現實世界是各種價值體系雜陳,並且確實充滿「虛假的人道主義」,就這一點,馬森說對了。黃凡只是竭力把那個多元複雜的世界因子重組、濃縮、展延,架構出一個擬真的幻想世界,並以流暢的文本呈現在讀者面前,藉由他悲觀不失幽默的調子,我們終能窺看西洋鏡裡的繽紛萬象,那個「充斥著暴發戶、投機者、文化小丑、政客和狂熱分子」的真實世界。

美麗說盡了,我必須很勉強的來談一位西洋鏡販子的哀愁。黃凡一度被歸類為「人權文學」作家,可是在八○年代表態文學的火紅列車上,因著保持創作者的冷靜與超然,他缺席了。他始終不讓小說文本與現實文本疊合,不跟隨所謂改革者下海投身政治,所以,他的聲音迅疾被現實中激情的民粹噪音所淹沒。後解嚴時代激烈擴張的論述平台(媒體解禁)讓政治小說的影響力與日俱減,一部類似「財閥」的寫實或「上帝的耳目」之類的科幻奇想長篇所能提供給消費市場的刺激遠不如讀者打開電視收看口水漫漶的call in節目來得直接與激烈。就這樣,既沒搭上權力的特快車,又面臨文學市場萎縮的窘境,那位曾經嘻笑怒罵吆喝著「來看看稀奇的西洋鏡唷」的小販,終須孤獨地走在沓無人跡的街道上(家家戶戶忙著看電視,一種比西洋鏡更先進更生猛的窺視工具,以及更大眾化的通俗小說),走向屬於他自己的理想歸宿──真正的平靜。是啊,真正的平靜,一種無人打擾的平靜,就連那位「為什麼儘幹一些混帳事」(黃凡,一九八○)的親愛的上帝也不會來叨擾,這,或可算是一位孤獨英雄的勝利吧

誰躁鬱?

然而,黃凡最終還是選擇復出。我知道一位有良知的寫作者終究難以棄世自私,不過,我不禁為他憂慮,如今的現實氛圍相較那個逝去的年代,可說更為慘烈、殘酷。君不見各報政治社會版上的詭譎複雜,似乎已超越那位「解謎人」所能理解的程度。當我們已習慣比小說更小說的現實社會,形同閉關而心性不知有否跟著時代進化的黃凡,究竟能再供應什麼樣的清新猛藥,而這些猛藥可不可以擊敗牢牢綑綁台灣人眼珠子的政治與政論平台(電視廣播政論節目、報紙時論、網路論壇),這些問題都令我感到十分好奇。此外,我也擔心那位西洋鏡販子「太用力」,犯了當年那些把文學當競逐個人政治理想工具的偽作家的錯誤,不賣西洋鏡改行當起「教官」或「政客」,太強調小說宗旨(這篇小說所要表達的是...)而犧牲小說的藝術性(表現技巧粗糙得像黨工打擊政敵而寫的影射黑函),倘如此,那個「『以邊緣客體』(書寫模式的覺醒)力量反撲『中心主體』(政治教條、意識型態)」(張啟疆,《擁護李登輝?打倒蔣經國?──晚近台灣小說的「政治主體旋轉性」》,1994)的崇高企圖注定落空,而小說家復出的意義,也不大了。

緣此,我懷疑聰明的黃凡再一次施展了他懷疑論式的書寫策略,「躁鬱的國家」裡真正感到躁鬱的,非為小說人物,而是作者、小說敘述者、文評者與讀者四人(或曰四種角色),「易言之,本文所引證的小說人物、塑造小說人物的隱藏作者,以及評述上述三者的本文及筆者(甚或讀者你),都參與了這場『輾磨戰役』般的多重旋轉遊戲」(張啟疆,《擁》文,1994),如何在身處的這個多聲道混沌之世開拓出一條生路,是為當今閱讀的首要。

一點祈望

黃凡曾經為那些懷抱著文學夢的年輕創作者帶來希望,在那個記憶泛黃的年代,他的叱吒文壇,無疑開啟了後現代與寫實主義戰的新局。面對台灣政黨輪替後的紛亂政局,我一直有個期盼,期盼文學能夠成為終結這種紛亂的鎮定劑,讓激情的國民能夠平心靜氣地坐下來思考,思考台灣新文學(或政治?)的出路。當然,對一位文本主義者來說,改良真實世界並不是首要任務(通常他們創作的動機往往出於藝術上的趣味性),只是,透過小說作品對腦細胞的刺激,或許人們會更良善、更理智、更幽默地來與這個社會相處。這是一位謙卑的寫作者與天真的小說讀者的一點祈望。

(完)

台長: 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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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分類: 圖文創作(詩詞、散文、小說、懷舊、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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