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否為了給自己留後路而改頭換面？
獨立評論(536)：中國右翼反對黨現已成軍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中共已經無法再對中國大陸實行全面的絕對控制。以毛澤東旗幟網及薄熙來為首的中共左翼反對政黨已經成軍，並在重慶打出唱紅打黑的旗幟。今天我們在這裡給大家介紹一個不為人知的中國右翼反對黨。
草庵：流亡在海外的中國政治組織很多，這包括我們常見的社會民主黨、民主黨、民聯、民陣等組織。但是在中國大陸內部存在的右翼反對黨卻很少，也不為人知。博源基金會成立於2007年10月，是一個在香港正式註冊，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博源基金會理事會由國際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何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西慶，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銀副主席、前歐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銀亞太地區主席譚信樂（Rory Tapner），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會成員、豐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史美倫（Laura Cha）。
伍凡：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陳小魯，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衣錫群，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王波明，前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區主席賀利華（Rodney Ward），銀監會首席顧問、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袁明，新世界中國實業專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紀文鳳。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觀濤，復旦大學新經濟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瑞銀全球新興市場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遜（Jonathan Anderson），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草庵：為什麼稱這個基金會是個中國右翼反對黨呢？這是有根據的。首先我先介紹一下這個基金會的國內領軍人物，秦曉。秦曉是北京老三屆高中畢業生，50歲時獲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從2001年開始任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 2010年1月7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北大經濟研究所在紐約證券交所舉行 「2010年中國經濟」 研討會與林毅夫同台演講。全部用英文發言的研討會在國營中文媒體的視野裡最後只剩了林毅夫關於美中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的熱門話題的標準簡單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則是秦曉發言，他挑戰官方的 「中國模式」，說：「有人認為經濟危機過去20年，顯示中國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認為有個真正的中國模式，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特點，但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改革只有一種模式 。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是要發展出一個高於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場活動，並擁有巨大經濟資產。這一模式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圈地和腐敗，效率和獲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減，轉型代價巨大，公平競爭規則由於政府直接控制資源和參與市場而遭破壞，削弱公共產品的提供。」
伍凡：他調侃中國特色— 「我們總是在說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是中國的特色。我認為那一定存在著某種基本色，如果沒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麼翻譯 』特色』？ 如果沒有基本色，中國特色又有什麼意義？」 秦曉挑明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並推崇發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他說：「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問題是合法性問題。中國政府將其合法性依附於經濟表現，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如果經濟表現好就沒有動力進行改革；那改革出現麻煩呢？所以我們應該將合法性依附在現代體系之上，我們需要承認普世價值。它從歐洲啟蒙運動時代開始，對此也許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國因素，如』和諧』、或亞洲文化，但一般來說來，理性、自由、個人權利是一些基本價值。在中國有關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觀的辯論，我同意存在這種普世價值，但可以有不同特點。」
草庵：最讓人震驚的是，當與會者問秦曉，他的改革主張同最近被中國政府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重判11年的劉曉波有什麼不一樣時，秦曉的回答竟然是 「我是體制內的，主張在體制內改革」 。這等於是說，秦曉自己承認，他的改革主張與劉曉波完全一致，都是在 「顛覆國家政權」 。不同的是，劉曉波在體制外，通過體制外的方式 「顛覆國家政權」；而秦曉在體制內，通過 「體制內改革」 的方式 「顛覆國家政權」。
伍凡：最近，這個基金會在中國又舉辦了一個研討會。秦曉發表了很多觀點，他反覆強調：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 「啟蒙價值」，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對中國的 「意識形態化」 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於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並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並不斷獲得新的活力。
草庵：其實，中國內部的右翼反對派早就有自己的觀點，大家都知道中國空軍中將劉亞洲。其實劉亞洲的弟弟劉亞偉在2011年也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中國右翼反對派在2011年的政治宣言，這篇文章是「給兔年的祝福：回歸常識」。他不僅講了中國的現狀，而且以常識與社會、常識與思維、從謗木到華表、常識與啟蒙為題，最終引申到了美國的獨立宣言。其深刻的含義不言而喻。與此同時，中國右翼反對派的另一位領軍人物袁偉時也發表談話稱：當前公民權利博弈有兩個核心，一是財產權，二是言論自由權。所有複雜的現象都圍繞這兩個核心在轉。只要中國社會轉型還沒完成，這個博弈會一直存在。這兩點是決定歷史走向的大事。經濟上不用太擔心了，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誌，在法律和條約義務上規定了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意味著國際市場經濟規則我們接受了。 10年間一個很重大的趨勢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在覺醒，要回到常識。中國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場經濟的結果，這是最基本的。市場經濟，自由— 首先是經濟自由；社會穩定，這是進入現代以後，任何國家經濟起飛的最低條件。市場經濟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 公民經濟自由的核心。中國經濟30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徹底地恢復了私有制，也就是他們講的模糊產權制度。但所謂模糊產權恰恰正是衝突不斷發生的根源，而不是優點，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伍凡：這些言論基本上都是一個目的，這就是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們非常高興大陸體制內的反對派能有這樣的認識，這也反映出，民主自由是必然的。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先談到這裏。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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