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的對話 閱讀的喜悅，常在與書的對話之中開展。 想像的天空，會隨不同環境、不同對象而有不同的感受，對人而言如此、對書而言更是如此。 有時，單純地「人與書的遇合」便是一件極至的快樂。 這裡，有書與人的想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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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偏見當真知
身爲以漢語爲母語的華人（相對于華商裔美國人而言），在研究現代白話文學方面優勢大概更明顯一些，但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優勢未必很大，有時甚至還會被這樣的身份所耽誤，因爲頭腦裏有太多先入爲主的文化偏見和陳詞濫調之故。 有些文化偏見和陳詞濫調，我們已經習以爲常。比如說，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安寧；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爲注重家庭、熱愛故鄉；中國人和西方人相比缺乏個人主義精神，喜歡把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等等。我想強調的是：以上所舉的，往往確實是我們的文化所看重和追求的價值觀念，但它們一定反映實際情況。 這就好比儒家的價值觀代表了我們的文化理想，但是不代表我們的文化現實。文化理想往往從側面顯示了一個社會的問題區域，否則，也就不會得到熱切的鼓吹了，甚至可能得不到存在的機會。再有，“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是如何如何”這樣的概括性結論，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結論失之於大而籠統，如果不植根於具體的歷史語境，就不是很有意義。 就連古代漢語程度，我自教書以來漸漸發現，受過名牌大學中文系教育的華人學生也未必就一定比勤奮刻苦的白人學生更好，在課堂上，在寫論文時，因爲一切文本都要求翻譯爲英文，並用英文探討，頓然暴露了很多理解上的漏洞（和英語程度沒有關係）—這一點，在用中文寫論文時通常是看不出來的。還有時，因爲漢語是母語，自信瞭解自己的語言，不肯勤使用辭書、工具書，又覺得在閱讀文本時差不多知道大意就可以了，這實在是我們現代人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致命傷。田曉菲，1971年生於哈爾濱。5歲開始寫詩，有神童之稱。198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1998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學位。2000年受聘于哈佛大學東亞系執教至今。

個人傾向大於民族與血統
在美國，漢學研究界雖然比起英美文學等研究領域來說還是小得多，但是發展得相當蓬勃。近年來，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學習中文的學生越來越多，與此相應，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感興趣的學生也就越來越多。這自然是非常令人高興的事。但是，人們對近現代文學和文化的興趣，往往大於對古典文學的興趣—這是個具有普遍性的現象，非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爲然。拿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來說，對上古中國和近現代中國的研究相對來說較爲興旺（上古文獻不斷在考古發掘中問世刺激了研究熱潮）。如果說研究上古的學者可以置後代于不顧，研究近現代中國而不熟悉前代的文化傳統，則是一種缺陷。在當今世界，知識有割裂化、碎片化的趨向，這就更需要高等教育工作者有意識地強調知識廣博性與延續性的重要。不僅研究中國文學是如此，研究其他國家的文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非常多樣化，有的美國學者採取的治學方法和研究角度，和我們的傳統學術研究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在美國研究和教授中國古典文學的也不都是“西方人“。以哈佛爲例，現在哈佛的6位古典和現代中國文學教授裏，亞裔占三分之二（包括我在內）。又，“西方”按說包括美國和歐洲，可是，美國文化和歐洲非常不同，美國的漢學研究和歐洲也存在差異。我想說的是，治學角度、思想方式的差異不取決於民族和血統，而取決每一位學者的個人傾向。至於和國內研究差異較大的方面，恐怕主要體現在研究視野的不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不同。

急於求新會喪失真意
其實，近十幾年之間，國內的古典文學研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種發展趨勢非常令人欣慰。中國文學有一個很長的詮釋傳統，這一詮釋傳統有其優點，但有時也不免變成負擔，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我想我們應該以廣泛閱讀和細讀文本爲基礎，重新檢視傳統結論，檢視任何“常識”性的知識；進一步打開研究視野，多瞭解國際漢學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我增加一些對世界文學的瞭解，多增加一點對理論的瞭解。無論中外，研究一國文學的人往往對其他文學不聞不問，形成一個密閉的小圈子，我倒覺得文學研究者都應有點廣泛的文學閱讀經驗。 說到西方理論，近年來譯介很多，但是，是否能夠超越對某些理論名詞的點綴性使用，真正瞭解其精神，還是另外一回事。其實，所謂“理論”，不過是一種思想方式，一種雖然有其局限、但是相當聰明的思想方式，如果能融會貫通，不被艱澀無聊的術語所困，就會受益良多。而且，西方理論有其歷史來源，我總覺得我們對歐美古典人文傳統的介紹還不夠，大家都有些太急於瞭解“最新動向”了。我在校對《迷樓》一書時，曾發奇想，覺得可以給《迷樓》的中文版作注，因爲其中太多的詞語在西方文學批評話語裏有其歷史淵源與豐富的回聲，這些回聲到了另一種文化框架和語言裏，就完全喪失了，所以，有些議論在習慣于英語文學批評傳統的英語讀者看來，會覺得十分通暢，但是譯成中文以後，會顯得很奇怪，甚至不知所云。有些詞語，完全可以就之寫出一篇追根溯源的闡釋文章，使其變得透明起來。 此外，我們譯介歐美文學作品雖然很多，可是，是否也能及時瞭解各種國家文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呢？即如我翻譯薩福，當然也覺得沒有直接譯自古希臘文是一種遺憾，但是，我一方面借鑒了大量近年來美國學界的薩福研究—這些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礎上，比起周作人時代的薩福研究已有極大的進展。 任何名家名著的翻譯，原不必只有一種，如果可以抛磚引玉，激發讀者對這一主題的興趣進而走上專門的研究探索之路，則再好不過了。

王寅摘自2006.8.31《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