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很受夠台灣媒體?
好像全世界都風平浪靜，只有台灣的新聞才是新聞，其他國際發生了什麼事，台灣完全置身於度外。
動不動就說要讓國際注目台灣，躍上國際，但是我們始終沒有認真地看待其他國際時勢的發展。除了每個星期三的油價調幅，可以讓台灣人深刻地體會到地球村發展之外，好像就沒有了!
然後呢...我們始終以美國價值在看待自己，好像每個人都要有個美國尺寸才算是台灣之光。
最終的結果，我們只是在為已成名的台灣人加油，但是卻忽略了那些從台灣土地向外發展的新興力量，埋沒了這些未來可能是下一個世界級的運動選手或是各行各業的台灣之光。
這些的感觸，剛好在今天中國時報論壇看到郭力昕老師的評論，的確很值得我們台灣人好好思考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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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光不是只有一個
作者:郭力昕
王建民又吞下一敗投，讓連勝的紀錄中斷，讓「台灣球迷心碎」。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分析、製造情緒。勝也專刊、敗也全版，儼然整個島嶼除了王建民的勝負成敗，再無任何其他可以感到集體榮辱的事。報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塔，即將超過「台北一○一」的高度；這麼一來，王建民身上所維繫著的讓台灣人感到「存在」的意義，似乎更致命地重要了。
「台北一○一」被人譏為台灣的「矮子樂」，我認為「王建民高燒」也是。我當然知道台灣長年被排擠在國際社會之外的苦悶，和它因此協助製造出來的集體自卑、自憐、自戀等等各類扭曲心理。我也知道，王建民、美國職棒、以及各種職業運動節目，可以是很好看，熱鬧與門道俱備，不是一句「王建民高燒」可以道盡。但我仍想冒犯地問，一個（或數個）在美國職棒界打球的台灣球員，需要如此地佔據我們的全民生活內容、成為台灣驕傲的最大來源嗎？
美國人也幾乎全民看球賽（無論現場看球或電視轉播），而他們沒有台灣式的自卑問題，看職棒、職籃，若有任何心理作用，也只是確認「美國即世界」的霸權感（例如，美國職棒決賽叫做world series）。當然，美國人的賽球與看球，有著更寫實的社會與經濟意義：職業球賽牽動著巨大的經濟利益，電視轉播費、球隊與明星球員的周邊商品、廣告收入、以及賭盤等等，皆是天文數字的商業活動，球員也都是可交換、轉賣的商品；此外，美國人民普遍難以改造由財團操控的兩黨政治，和極保守的政治環境。在令人沮喪、難以脫逃的政治環境與消費社會裡，美國的中產階級只能淪於看球解悶，把自己嵌在工作、慢跑、看球、購物、割草的生活循環裡，消磨生命。
反觀台灣。我們國家確實既小、又被阻擋於國際之外，且國內現階段的政治發展也一團混亂、原地踏步。但是否我們就只能步美國的後塵，抓個啤酒在電視前，想像台灣屬於洋基隊或洋基屬於台灣，跟著球賽一起哭笑嘶吼以忘卻政治亂局？或者，我們是否只能像一些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政經弱勢國家，要靠幾年一次世足賽或奧運項目的晉級與獎牌，以暫時的彰顯其國際能見度，並藉以凝聚民族愛國情緒、忘卻國內嚴重社會／政治問題？
台灣的社會、經濟、人民平均素質、與政治發展條件，跟這些國家都不太一樣。我們的國際處境固然極為困難，但是國內的許多基礎條件與進步空間，其實仍充滿可能性。蘊藏在台灣社會各領域的一些累積與成績，是相當可敬的，值得讓做為一個台灣人感到自豪，只是那些成績也許從來不在商業主流媒體的視線裡罷了。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在上個月出版了一份由擔任家庭幫傭的外勞，利用假日學習創作的移工攝影集《凝視驛鄉：Voyage 15840》；這是一本由長期關注外勞權益的TIWA，為移工們舉辦攝影工作坊，而後編輯出來的極其動人的圖文作品。移工們以素樸的技術和敏銳的視角，用相機再現自己的工作處境、心情、和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在一個機會裡，我代TIWA寄贈了一本攝影集給當代英國著名左翼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杰（John Berger），因為伯杰在幾本著作中曾著墨於攝影議題的書寫，且他在幾部作品中持續關切歐洲地區移工的議題。以下是伯杰收到書後，來信的部分內容：
「我要謝謝你送我這本極為特殊的移工攝影集！我從未看過任何類似的製作。這是一個具有開拓意義的成績！如果可以，請再寄給我幾份，我要送給一些歐洲的出版商；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追隨你們（台灣）的這個典範。…我向所有參與製作此書的人致敬；長久以來，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如此地感動我，讓我驚喜。」
我將信件轉給TIWA的朋友，並告訴她們，在這種時刻，我做為一個台灣人，感到真正的驕傲，與內在的自信。雖然台灣的外勞制度與許多對待外勞的不堪事實，令我羞恥，但同時也因為台灣社會裡，有像TIWA這樣的一群人，與一些類似的組織，把台灣變得令人尊重。如果我們能將台灣可敬的另類經驗與內在自信逐漸建立起來，也許我們可以更加自在地欣賞王建民、並替他驕傲，但不再需要依賴王建民或「台北一○一」替我們進行集體自慰。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媒體改造學社」成員）
轉載自中國時報 200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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