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州大道 一個畢竟的自我教育者，反覆依違於學校制度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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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研究裡，我企圖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之上，建立一個中國電信產業的制度變遷模型。

根據前章所討論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是由組織和制度的互動所造成的（North 1981） 。制度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組織會為了達成其本身的目標，而去改變制度，使制度適合其需要，以求極大化其利益，並降低交易成本。而制度同時又會限制組織的行為，使組織無法在完全理性的環境下，追求其利益的極大化。

在這個模型中，我要陳述一組假說：
1. 中國政府有其組織目標（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包括經濟發展以及政治控制。而電信產業也有其組織目標，亦即企業生存、擴張及利潤累積。
2. 由於政府擁有六大電信服務企業的過半數股權，以及決定管制架構（regulatory framework）的行政、立法權，因此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控制電信產業。換言之，電信企業的組織目標，是臣服於政府的組織目標之下，而作為政府的組織目標之一。
3. 但政府的各個組織目標之間，並非協調而一致的。其中有許多需要折衝與妥協。因此政府在追求其組織目標時，是在求「最適化」（optimization）。
4. 政府透過電信企業達成其組織目標，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不建立制度，而直接控制電信產業；另一是透過對制度的調整，進行間接的控制。
5. 直接控制，有極大的交易成本，包括搭便車（free rider）、資訊不對稱（asymmetry of information）以及其他的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而制度的創造，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效率提高。中國政府選擇了建立非市場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s）的途徑，來達成其部分組織目標。
6. 但非市場制度的建置，不是完全依照市場理性，也就是並非以效率為唯一考量。中國政府是依照其組織目標，而進行制度的改革。而組織目標常因資訊的不完整（imperfect information），而受到意識型態的主宰（North 1990） 。政府的組織目標，是制度改革的動力，也是制度改革的侷限。

透過這個模型，我企圖解釋中國電信產業的制度變遷，也就是1979年以來，中國政府針對電信產業所進行的四次主要改革，並討論未來所必須的改革，以及可能的改革方向。

所謂1979年以來的四次主要改革，以及未來改革，包括：
1. 1979至1994年的制度改革
2. 1994年的中國電信公司分拆
3. 199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
4. 2000年的第二次中國電信分拆
5. 電信法的立法、WTO規範的遵循，以及進一步的電信產業私有化等議題。

（繼續努力中）







圖：和英軍打完了，解甲歸田的萊辛頓「一分鐘待命班」（Lexington Minute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