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會議：由籌備到簽約
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兩岸共同研討大江文學的歷史性時刻
今年十月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將首度來台。過去台灣的學術單位曾數度邀請他未果。此次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到他，其中的來龍去脈，學界都很好奇。其實，文哲所曾於2005年透過大江先生的好友邀請他。當時除了邀請他參加會議，他也有意到大學演講，和年輕學生近距離接觸。可惜時機不對未能成行，他特地親筆寫信給文哲所，表示遺憾，並期待未來有機會能來訪。此次兩岸合作會議來台，算是圓了他的願望。
相較之下，大江先生曾七度訪問中國。他與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曾在他們安排下數度前往北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此次透過外文所與文哲所合辦的會議，與老朋友們一起前來台灣，他特別感到欣慰。從去年十月分起，透過外文所的協助，我們開始籌備會議，所有與大江先生的聯繫均透過外文所的許金龍先生。他是著名的譯者，曾翻譯十餘部大江先生的著作。原來2005年春季我在北京清華大學講學時，曾與許先生有過一面之緣。此次雙方合作，也算是有淵源。
去年十一月我前往北京兩周，與社科院外文所同仁洽談。會議的相關規畫，雙方反覆討論後，敲定了大要，一切以大江先生的期待為前提。據許先生說，大江先生初次和他提起兩岸合辦會議的構想，是去年七月底他訪問東京之時。大江先生希望有生之年，能促成兩岸共同研討他的作品的歷史性時刻。
回台北後，我持續透過許先生商討會議細節，擬定了規畫書。今年一月大江先生第七度訪問中國時，由外文所將會議規畫書及契約草稿的日文版提交給他過目，獲得認可。至此，會議的前期規畫算是圓滿完成，接下來就由我直接與大江先生聯繫。今年4月27日，我代表文哲所前往東京簽約時，是第一次親炙作家的音容。透過他的談話，我體會到，如同許先生所說，此次會議兩岸合作的架構，完全是老作家自己的心願。下文慢慢道來。
溫馨的訪談
當天十點，政治大學吳佩珍助理教授及《聯合報》的東京特派員陳世昌先生與我，一起抵達大江先生在成城的住家。成城是東京的高級住宅區，區內道路整齊，房舍均為兩層樓洋房，院落綠蔭扶疏。按了鈴，大江先生及夫人碎步奔出花木夾道的庭院，迎接我們。進了屋子，坐在餐桌旁的大江光，圓圓的臉龐和身材，雖已步入中年，仍是一派天真，高聲以華語向我們招呼：「你好！」
光是大江先生的長子，出生時頭骨異常，動過幾次矯正手術。從小大江夫人發現他對聲音特別敏感，於是商請著名音樂家武滿徹悉心教導。如今他雖智力仍如孩童，卻已是知名的古典音樂作曲家，出了幾張CD。光是大江心目中永遠的孩子，也是他創作的靈感，許多作品中都有光的身影。除了散文裡所描寫的親子關係，例如科幻小說《兩百年的孩子》（2003），就以光和大江其他兩個孩子為主角。
訪談前，佩珍和我都慎重其事。為了充分準備，我們從前往台北機場的路上起，就不斷針對訪問時的提問交換意見。她擔任翻譯，在訪問前我們兩人都必須做足功課。尤其大江先生是很用功的，據說採訪者如準備不足，他會當面罵人。更讓我們戰戰兢兢的是，大江四月初剛去了韓國開會，由佩珍的韓國同學擔任翻譯。在會場中大江先生不知因何事不悅，忽然起身當場走人，讓全場愕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們兩人，搭車、搭機、用餐、走路時的交談，睡前的閱讀，無一不為訪談而備。訪談前一晚，佩珍閱讀到深夜，到當天早上已是臉色發白。沒想到，見了面大江先生親切極了，讓我們有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從一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平易近人。在沙發上坐定，開始寒暄時，我們按日本人的慣例掏出名片。他立刻起身要找自己的名片，可是忘了放在哪裡；茶几上方下方、書架上、電視機和沙發旁，到處翻找，足足五分鐘之久。我們勸他不用找了，他卻非找到不可。最後跑到書房拿出來，總算能禮尚往來，也遞了名片給我們。實在是太客氣了，我們在座三位客人，有誰不知他的大名和通訊方式呢？
交談時，大江夫人忙進忙出，佈茶水、遞蛋糕的。她是導演伊丹十三（1933-1997）的妹妹。伊丹從少年時代起就是大江的好友，以《蒲公英》、《女稅務員》等影片奠定名聲。夫人善於繪畫，大江為兒童所寫的書，包括《自己的樹下》（中譯《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給新新人類》、《寬鬆的紐帶》及《康復的家庭》，插圖均由她手繪。文哲所在會議前將舉辦兩周的大江文學展，我們特別要求提供夫人的插圖。大江先生一共交給我們四十張照片（包括諾貝爾獎的獎牌和獎章照片）、十種作品手稿、三張光的CD（在展場播放）、五張夫人的手繪畫作。在簽約時他連點交都不要求，卻只是特別聲明：無論如何，夫人的畫作必須歸還。可見他多麼珍惜夫人的才華。
認為兩岸和平是亞洲的希望
去年在北京洽談會議時，許金龍先生曾提出，大江先生喜歡青銅器，希望來訪時安排到故宮博物院參觀。其實故宮的青銅器收藏不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館，後者有商代帝王大墓出土的鹿鼎、牛鼎，是真正的稀世寶物，所以我建議也參觀史語所博物館。在訪談時，我特別問大江先生，為何獨對青銅器感興趣？他回答，日本人喜愛中國文物，很早就開始收集中國的青銅器，他和夫人都看過，覺得很美。藉此為楔子，他開始談論中日文化交流對日本的意義，還舉了空海為例。過程中我了解到，兩岸會議的架構在他心目中的意義。
空海（774-835）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師，謚名弘法大師，民間稱他為遍照金剛。他於西元804年以遣唐使的留學僧侶身分，遠渡重洋到中國求法，至806年回國。對大江而言，空海到中國學習後的著述弘法，影響深遠。他認為，千餘年來日本人努力學習中國事物，對日本的自我形塑有莫大影響，是日本人成為日本人的原因。然而，他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不僅止於此，重點是提到一部中國學者所編撰的《文鏡祕府論彙校彙考》（2006）。《文鏡祕府論》是空海留學中國期間編撰的著作，綜合有史以來各家的詩論。此書在中國失傳，直至清末才由日本傳回中國。盧盛江的《彙校彙考》讓大江先生覺得驚奇，因為日本人自己還沒有出版過這樣的研究，中國人卻出版了。更讓他感佩的是，這四冊書不是目前中國通行的簡體字，而是以繁體字印刷的。這樣的學術著作，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對大江而言，不僅維繫了學術的傳承，更考慮到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使用繁體字的全球華文社群，甚至歐美、日本等全球中文研究者閱讀繁體字的習慣。大江先生說，這部書連他自己查字典讀個一、兩個小時，也能讀到兩頁左右。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由中國出版繁體字論著的例子，大江先生開始進入正題，談到他對此次中研院兩岸合作會議的期許。對他而言，兩岸研究者以他為研究素材進行討論，讓他成為兩岸學術的溝通平台，是他最大的光榮。他表示，他關心兩岸關係，但是兩岸必須自己化解問題，他或任何外人都不能干涉。他只能以一介小說家的身分，略盡棉薄之力。他說道：「我認為維持亞洲和平最重要的，就是中國跟台灣的關係。中國跟台灣之間，如能持續著良好和平的關係，就是亞洲的希望。」
對大江先生而言，日本人必須面對自己在亞洲所犯的過錯，包括逼迫沖繩人民集體自殺，和殖民台灣導致兩岸分化的罪行。此次台灣之行，在他心目中，也是為日本人贖罪之旅。目前沖繩案件正等待最高法院裁決，他全力應戰。大江先生親切而平易近人，但是對大是大非，則擇善固執，絕不妥協。
對我和佩珍而言，真乃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大江先生博覽群籍，貫通古今，翻譯是絕大的挑戰。訪談時他天馬行空，從空海到加藤周一，從蘿莉塔到薩伊德，從客家小說到美國華裔作家湯婷婷，若非嫻熟日本和歐美文學批評，難以應對。佩珍留學日本時專攻日本文學，又曾在芝加哥大學修習碩士，翻譯時應答如流，圓滿達成任務。我們告別時，大江先生一面請我們慢慢走，一面拉著光匆匆往外跑，趕赴醫院。光邊跑邊回頭，對我們用華語高聲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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