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國際事務部舉辦一場駐台外交使節酒會，結果發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民進黨在佈置會場的時候，把民進黨的英文縮寫DPP寫成了DDP，一字之差，貽笑大方。
民進黨成立十六年，照陳總統的說法，應該要「登大人」了，但畢竟民進黨是個搞革命，草莽出身的政黨，對付國民黨或打天下綽綽有餘，要治天下可能還要努力。民進黨必須承認的是，在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民進黨可以說完全沒有可以獨當一面的技術官僚或政務官人才，法政方面的人力嚴重過剩，醫藥衛生界則人口爆炸，大家擠破頭要搶僅有的位置（學測考題題庫：幹掉涂醒哲對誰最有利？）。
因為缺乏人才，財經政策居然讓能力形象只能算是普通的林信義當財經政策總舵手，讓只幹過等同於鄉公所財政課長的宗才怡幹上經濟部長（宗才怡說：Well，對這樣的critics，我沒有任何comment），還要低聲下氣地找林義夫（非林毅夫，不然就是聯共反台了……還是聯台反台？），幸虧還有林全，不然我們的主計長很可能是江昭儀。因為缺乏人才，一個本來只是銘傳大學上校總教官，準備除役回家吃老米飯，卻被那位說過「哪個地方不死人」名言的人士找回來升少將的人士，如今幹上了國防部長，一位原本以為即將中將退休的陸戰隊將領，居然被破格升上將。因為缺乏人才，能說英語的大概都被拉出來辦外交了。
我並沒有意思要消遣或糟蹋那些在黑名單時期，以他所堅持的方式在海外為台灣爭取生存空間的人士，但外交畢竟是門藝術，需要細緻精確的操作，有時以面子為重，有時則要顧全裡子。好比說當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阿爾巴尼亞領銜的提案是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席位，並且將中華民國趕出聯合國。美國當時雖然極力在聯合國大會裡運作，希望讓本案成為「重要議案」，好提高表決門檻（當時也確實因此曾經討論過雙重席位的方案），但是這項提議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操作下沒有通過，大勢已去，裡子既然已經顧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顧面子，我國因此決定退出聯合國。今天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是主動退出，而不是被動趕出聯合國的。
這一幕距離今天不過三十多年，過程相信都還可以考證，很多當事人也都還在世，當年的情勢套前無任所大使陸以正先生的話，是「微臣無力可回天」，如今卻被吳淑珍說是「錯誤決定」，這叫當年在聯合國理試圖力挽狂瀾的外交工作人員情何以堪？
再提另外一個例子：中華民國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號與馬其頓（Macedonia）簽署建交公報，李登輝隨後表示將捐助三億美金援助科索沃（Kosovo），這也許只是一時興起，打算以援助科索沃之名，援助馬其頓的想法（因為馬國當時收容不少科索沃難民），但三億美金的數目實在太過誇張，以當時匯率計算約有一百億元，可以在國際軍火市場上至少買他個五百枚飛魚飛彈（買這個數量肯定有更多折扣優惠，搞不好還可以附贈幾輛捷運列車什麼的，反正都是馬特拉的），或是在圓山飯店擺五十萬桌酒席，軍方同一年的情報經費不過只有約七十億左右，開口就說要援助科索沃一百億，簡直是在開玩笑。錢後來給出去沒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馬其頓政府只願給我國駐馬其頓代表鄭博久（現在是外交部亞太司司長）較低層次的「公使」身分，從來就不願意給他「大使」的身分，馬國政府也始終沒有收下鄭博久的到任國書，從建交到斷交，八百七十多天的時間，我國與馬其頓的邦交一直是見不了光的「地下情」。
前幾天台聯立法委員王政中用英文質詢游錫堃，把游錫堃搞得「皮皮挫」，雖然這樣的質詢只能算是旁門左道，不太值得鼓勵，但也突顯民進黨政府官員外語能力的薄弱，這也就意味著對少數有優秀外語能力人士的過度期待，或是賦予過重的責任，忘了他們事實上還需要時間學習體會外交的藝術。
民進黨和李登輝的辦外交哲學很類似，總是認為「民主」是台灣推展外交空間的最有力本錢，但台灣的民主還十分不穩定，苦心經營半天的成果，很可能因為一個事件而前功盡棄（如國安局密帳事件，或是搜索新聞媒體），真正有實力的「經貿」反而不去加料，一直在要不要開放上打轉（就算中國是外國，也要做生意吧，一年跟中國出超兩百多億美金，居然在政策上當中國不存在），這讓我覺得，扁政府在乎的，好像還是檯面上觥籌交錯的「形式」，重視的是見了誰或是能跑到哪裡，連活動的時候，美國總統直昇機從上空飛過，都可以說成是和美國總統「不期而遇」（那台灣和美國相隔半個地球，台灣人豈不是都把美國人「踩在腳下」囉？），大張旗鼓地宣示配合美國的反恐，但小小的馬公機場卻馬上漏氣，送個一磅半TNT給政府玩一玩。
DPP拼成DDP事小，由小觀大，民進黨政府嚴重缺乏國際觀，眼中只有美國事大。什麼是DDP？Dream Destroyer Party？Damn Disaster Party？還是Dead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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