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卡其地區公共論壇 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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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朱建陵　

就在中共高層領導人陸續前往北戴河議事，並討論十六大政權及人事交接問題的時候，中國科學院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接受了本報的專訪。他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與「第四代領導人」交接班的三到五年中間，由於政治菁英、知識菁英與經濟菁英的緊密結合，中共政府及政權的穩定性因素大於不穩定因素。

　關於中共政治領導核心的穩定性問題，康曉光認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已經牢固地控制了權力系統，其個人權力無人能挑戰，如果沒有健康方面的意外事件，他將繼續執掌政權，並且能夠保證權力的順利交接。他強調，即使中共領導層目前面臨換屆，但依據中國大陸的政治邏輯，只要江澤民還活著，就會享有控制力。

　關於大陸知識菁英與政治菁英的結合，康曉光表示，包含他自己在內，八十年代的大陸知識分子之間沒有任何爭議，幾乎所有人都傾向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並以中共黨內的極左派為主要批判對象，但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後，大陸知識分子之間就出現了分化，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轉而接受當前的政治現實，並逐漸與中共統治階層結成「統一戰線」。

　他表示，促使大陸知識菁英轉向的原因，包含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重新明確了大陸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大陸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合法性；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改革的複雜性；一些拉丁美洲及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現實，使他們看到民主的有限性；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是一個長期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及一些西方國家的「反華」舉措，使大陸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態度隨之轉變。

　康曉光認為，大陸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急劇轉變，其標誌，就是「新左派」的興起，並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他表示，「新左派」主張在權威政府的領導下推行市場化改革，而後再實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他說，這種主張，事實上就是鄧小平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新左派」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民間版本。

　康曉光表示，大陸知識階層以「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為主，要看群體的態度和傾向，目前大陸知識階層多數傾向保守，一些要求自由民主、全盤西化者的激進主張，已經沒什麼市場。他說，那些人是邊緣人，沒有影響力，不能形成社會動員。

　關於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的結合，他說，九十年代以來，大陸菁英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經濟菁英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他說，經濟菁英最喜歡的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權制度能夠比民主制度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麼經濟菁英們將毫不猶豫的選擇集權，這就是中國大陸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結合的背景。

　康曉光並以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舉例說，推動台灣民主進程的力量，主要並不是民主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讓台灣成為台灣人的台灣」，才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幕後推手，但大陸沒有這種條件。他並說，經濟菁英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他們當年和國民黨交好，現在和民進黨交好，甚至看來和中國共產黨也處得不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他表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事實上就是對大陸政治菁英、知識菁英、經濟菁英結盟的一種制度化安排，是大陸菁英聯盟的政治宣言。

　至於大陸未來三到五年的不穩定因素，康曉光認為，目前對大陸社會和政治穩定威脅最大的大眾群體，不是處於最底層的城鄉貧困人群，而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他說，由於他們從九十年代以來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進一步下降，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

　康曉光表示，金融風險、腐敗帶來的不公正，貧困帶來的不平等，這些都是造成不穩定的「乾柴」，而經濟衰退、銀行擠兌、台灣危機等，則可能是引發危機的「火種」。

　他舉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為例說，「六四」主要是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反抗，當年工人、農民由於對現狀還算滿意，參與的不算多，但如果現在再發生類似規模的學生運動，則大陸勞動人民的參與將遠大於「六四」，其危險性可想而知。

　不過他說，從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鎮壓能力或維護穩定的能力持續提高。康曉光表示，目前大陸各地的「乾柴」處於東燒一塊、西燒一塊的階段，而中共有逐一撲滅的能力。

　他說，這種現象並非壞事，可以讓中共逐步在經濟菁英的貪婪與勞動階級的訴求中間做出調整。他說，大陸未來的穩定，就要看中共在資本家和工人、農民之間的平衡。

　整體而言，康曉光認為，大陸在政治菁英、知識菁英、經濟菁英結盟的情況下，大眾處於全面被動的狀態，只能製造局部獨立的個人或者集體行動，但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這種局部事件，因此不會威脅全局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