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貿易順差──駁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的評論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李維一，在一月二十四日的記者招待會答覆記者提問，陳水扁總統新年文告中有關「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台、中經貿政策新思維，作了以下評論（中國人民網消息，1/24）：
一、2005年台灣從大陸貿易獲得580億美元的順差，累計起來台灣從中國獲得的貿易順差已達到3300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台灣現有的外匯存底，如果不是在對中國的貿易中獲得鉅額的順差，台灣將出現貿易逆差。
二、這筆鉅額台對中貿易順差直接拉動了島內的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收入。
李維一上面這些評論，聽起來好像有道裡，其實經不起經濟邏輯的嚴謹剖析。
基本上，對外多邊貿易出、進口差額所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和內部投資呈現不平衡的現象。
當內部儲蓄大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順差。此一順差數額等於內部儲蓄減掉內部投資所剩餘的超額儲蓄。而且此一超額儲蓄必然透過國際借貸流出，形成「淨資本外流」。相反的，當內部儲蓄小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逆差。此一逆差數額等於內部投資減掉內部儲蓄所產生的內部超額投資。而為融通此一超額投資，必然透過借貸前述貿易順差國的超額儲蓄，形成國際資本自外流入貿易逆差國。
上述「內部儲蓄─內部投資=國際多邊貿易餘額」的方程式，是任何總體經濟的國民所得會計恒等式，僅是說明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投資的抉擇是如何反映在國際貿易帳戶（或稱「經常帳戶」）上 。此一國際貿易帳差額，不管是順差或逆差，並無價值規範（Normative）的意義。
簡單的說，貿易逆差本身，只要維持在可支撐水準，是不會傷害貿易逆差國經濟。而且，若貿易逆差的形成是源自於內部活絡的投資活動，反而有助於貿易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同樣的，貿易順差本身，也不必然有利於貿易順差國經濟。而且，若貿易順差的形成是因內部投資低迷，導致超額儲蓄，形成資本過度外流，反而會傷害貿易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
例如1990年代，日本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但日本經濟卻是長期停滯。同樣是1990年代，美國長期出現貿易逆差，但美國經濟總體生產力卻是強勁揚升。這顯示貿易順差（或逆差）與總體經濟表現沒有因果必然的關係。
事實上，體制性追求長期國際貿易順差，來推動經濟成長，乃是重商主義「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r）的過時思維，極易引發國際貿易磨擦，已屢見不鮮。無論是貿易順差或逆差，都必須控制在合適水準。否則，總體經濟將嚴重失衡，衍生更多經濟結構性的調整問題。
據經濟部估計，去（2005）年台灣台灣貿易順差將大幅縮減至70億美元左右（按經常帳戶統計，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為190億美元），這表示台灣同期間內部儲蓄仍然超越內部投資，以致產生大約70億美元的超額儲蓄，形成台灣的淨資本流出。
的確，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說對了一半 。如果扣除台灣對中國貿易順差580億美元(按中國官方統計)，台灣對中國以外地區的整體貿易是呈現貿易逆差。不過，李維一的邏輯錯了。他陷入重商主義的思維，錯誤的認為貿易順差必定有利於順差的一方。因此，李維一逕自僅憑片面數據就結論說：台對中這筆鉅額順差直接拉動了台灣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收入。
事實上，台、中貿易順差主要是反映全球產業供應鏈。台灣的企業自1990年代起，為了建立以中國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把其內部「超額儲蓄」大量投資中國，據統計已經累增達2,800億美元。這個投資抉擇屬個別企業的營運策略。它建立了「台灣─中國─美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也帶來台灣對外貿易轉向，致使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
無疑，這個全球產業供應鏈符合成本效率。但是，就台灣人民整體經濟利益言，台灣會不會為了發展此一供應鏈，而已經投入過多資源進入中國？這是一個台灣政府需要嚴謹評估的政策課題。只有天真的經濟學家或者意識掛帥的政客，才會認為台灣的市場體系已經完美到無需政府介入管理台、中經貿投資事務。
台灣人民整體是否受惠於此一牽涉台灣和中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其攸關的經濟變數不是台對中貿易是否順差，或者台對中貿易順差已經累增到多少金額。
在開放經濟「動態一般均衡」的思考架構下，台灣政府應審慎評估的變數，乃是台商投資中國建立產業供應鏈是否已排擠島內投資所需資源；是否已惡化台灣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位價值相對於進口單位價值比例）；是否已減緩台灣技術創新的步伐；以及是否已阻礙創造國內高工資就業機會？這些關鍵的變數，都是可以數量化來嚴謹評估。
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對外貿易順差佔GDP（台灣經濟內部總生產）的比例，即由2000年的2.9％，快速竄升至2001年的6.5％，2002年的9.1％，2003年的10.2％。此顯示台灣內部投資和民間消費不振，以致形成內部儲蓄過多無法消化，而轉化為年年擴大的貿易順差。但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佔GDP比例則逆轉回落為6.2％。去（2005）年的順差比例，按筆者估算料將進一步滑落至3％以下。
這些變化反映六年來台灣內部儲蓄與投資的相對變動，與台灣產業對外競爭力的起落無關。不過，政府的確有必要提出積極對策，有效地將內部儲蓄導入內部投資。（林環牆／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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