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魏耕原《孔子詩論》真偽疑議
魏 耕 原 （西安文理學院 文學院，７１００６５；陝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陝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自 ２００１年出版後，特別是其中的《孔子詩論》引起轟動而持久的考釋、研究熱潮，論文與專著交相紛然出現，成為一時之顯學，延續數年之久。然此竹書有不少疑竇，頗值得重新思考。它與《論語》在論《詩經》上有許多不合，如思想、語言、詞彙、文字、句式等都有極大差異；荀子最看重子曰《詩》云，他又是魯、韓、毛《詩》的傳授者，也是早期儒家最後的大師，而且晚年定居楚國，然而作於晚期的《荀子》看不到的《孔子詩論》的痕跡；秦火之後，西漢廣收先秦典籍，然《漢書·藝文志》與兩漢經學著作，以及史學、哲學著述等，均未見提及過，更談不上引用；再從歷代出土的簡帛書看，從來沒有發現過著名的儒家失傳著作，如《樂經》，或孔子的任何其他著作；以往偽書最看重對儒家經典的冒名製作，如東晉出現的偽《古文尚書》，明代冒出的《申培詩說》，都和社會風氣、時代時潮相關，目的不外乎名或者利；《孔子詩論》沒有出土地點，又出現在社會作偽風氣日漲之時，就更值得深思慎別。本此以上五點，以別偽求真的眼光對此予以重新思考。
關鍵字：《孔子詩論》；《論語》；《荀子》；兩漢人著述中圖分類號：Ｉ２０７．２２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４２８３（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８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作者簡介：魏耕原，男，陝西周至人，西安文理學院特聘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發現整理與出版，在文博考古範圍，以至於文史哲等領域，引起強烈震撼，許多學者持以健旺的熱情投入研究。尤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出版以後，牽動圈內外更多學者的興趣，引發更多的學人注意與研究。隨之而來的論文像雨後春筍，遍佈大小刊物；三、四年之間不少專著紛披出版，絡繹問世。熱潮澎湃到 ３年後，直至 ２００４年尚方興未艾。截至今日，仍然有文章發表。十幾年來，絕大部分論文都集中在《孔子詩論》（以 下簡稱《詩論》）上。很顯然，《詩論》成為討論的熱點與焦點。一是《詩經》為六經之一，屬於最古老的儒學與文學經典，向來是中國詩歌發展的源頭；二是是由孔子來闡釋《詩經》，孔子在中國文化的重要地位毋庸贅言。所以《詩論》自然成為重中之重，也是引起研究者興奮的最耀眼的亮點。１０年來，我們反複思考著這一亮點，發現不少疑點，為什麼突然冒出如此這樣一部要典，為什麼它和文獻史、思想史、經學史等是那樣的格格不入？有時我們也在思考如何說服自己，希望她是一部真典，能夠戰勝貯存的疑 問。然而“真偽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在求真方面 戰勝不了自己，就像火漿一樣不停地翻滾。反復思考，本著學人的良知，先把疑問提出來，以期引起人們的重新關注與討論，求得問題的解決。然又有萬分疑慮與困惑，是不是會引起什麼時忌，是不是會損傷什麼，是不是會引發許多如我們一樣的學人的不悅，甚至震怒，是不是會給自己惹來意想不到的麻煩，甚至牽連到所在單位。就此多年來反復思考，也反復請教了身邊各有所長的師友們，得到的只是一種鼓勵，一種純學術意識的支持。反過來，我們倒反複擔心是不是會有什麼負面不幸降臨。既然大家說這是一種學術討論，我們的想法原本即由此滋發的。所以本著平常心待平常事，學人面對學術的問題，把 我們心中久積的疑惑提出來，希望高明能答疑解惑，能揭示問題的真相，此即本文之渴望與宿願。
一、《詩論》與《論語》為何不合？ 人所共知，《論語》記述了孔子一生的重要言論與主要經歷，是孔子的及門弟子與再傳弟子所載述的關於孔子言行的回憶錄。全書 ２０篇共 ４９２章中， 記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語者，共 ４４４章，記孔門弟 子相與言者，僅 ４８章①。所以，要瞭解孔子，《論語》 的材料最為豐富，也最為可靠。司馬遷《史記》中的 《孔子世家》就是主要依據《論語》，排比材料，為孔 子立一大傳，並寫了《仲尼弟子列傳》。在《論語》裡，在孔子與弟子討論《六經》中，涉及《詩》的為數最多，凡 １２篇，共 １９則。從這些討論中，不可能不會看到與今日所說的《詩論》之關係，究竟怎樣。這 １９則言《詩》者可分四類：《詩》之作用，《詩》之論 述，舉《詩》以為證，以及與《詩》相關者。先看其一，孔子關於《詩》的作用： 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用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 ２．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３．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４．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陽貨》） ５．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以上５則，在孔子看來，《詩》是從政的教科書，是立身處世的百科全書，可以“事父”、“事君”，可以 “興、觀、群、怨”，即聯想力、觀察力、合群的凝聚力，以及表達怨諷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提高，並且可以使 人振奮，可為修身之先，還可以獲得自然博物的知識。如果學了《詩》從政而不通，處事不能獨立應對，那就等於沒學。所以，不學《詩》，就不會和別人交流，就像面牆而立，什麼也看不見，如睜眼瞎子一樣。由此可見，孔子非常看重《詩》的社會作用與政治作用，以及在禮制社會的種種功能，乃至於家中之 “事父”，自然中之識物。這些都是孔子與春秋時代的《詩》的實際功用。然而，《孔子詩論》則強調的是 “《詩》亡隱志”（第一簡），即“《詩》言志”義。《論語》不是專門論詩的，而《詩論》則是專論《詩》，然就 《詩》之用來說，與《論語》所論《詩》的實用價值相比，不僅取向不同，而且有豐富與簡陋之區別。 其二，看孔子對《詩經》之論述： 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為政》） ２．《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 佾》） ３．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４．顏淵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 ５．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 之覆邦家。（《陽貨》） 早期的《詩》是和音樂分不開的，故孔子論《詩》涉及歌詞與樂曲兩方面。以上五則，前兩條論《詩》之詞，後三條言《詩》之樂。孔子對《詩》並非全面肯定，而是有所臧否。認為《詩》之內容是 “思無邪”②，即思想是純正的，這是借《詩》論《詩》，原來 無義的句首虛詞“思”，孔子引用時卻當作思想解，本是春秋以降的斷章取義的通行作法，借來評論《詩》的所有詩篇，這是就《詩經》的整體大致情況所言，同樣也反映了所處時代用《詩》的特徵。孔子特別看重《詩》的首篇《關雎》，認為它的內容：快樂而不放蕩，悲哀而不痛苦，顯示了對表達感情的樂與哀 都不過分的中和審美觀。又認為《關雎》的音樂無論是序曲還是尾曲，讓人滿耳都充滿了美好的樂聲。由此可見對《關雎》的特別推崇，也可以聯想到在談《詩》之用時，對《周南》與《召南》的看重。以上三條是孔子論《詩》的重點，談的正面。正如《荀子· 勸學》所說的“《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正是對孔子論《詩》的繼承。至於負面，則謂《鄭風》的樂曲為淫穢的靡靡之音，要像斥退小人一樣，必須疏遠鄭聲，因為鄭聲破壞了典雅的樂曲，就像能牙利嘴可以顛覆國家一樣。前人言此，總是把“鄭聲”與《鄭風》的 歌詞分開，認為二者不同。其實樂詞與所配的樂曲是一致的，不能說雅正的歌詞配上了淫亂的音樂。因為不這樣解釋，在他們看來，這就和孔子對《詩》的總評“思無邪”有了矛盾。其實“思無邪”是就總 體傾向而言，“鄭聲”鄭詞之淫的批評屬於局部個別的，二者所談的側重不同，並不存在矛盾，亦無須回護孔子對《鄭風》的看法。其三，則是言事舉《詩》以為證。所引《詩》見於《學而》《八佾》《泰伯》《憲問》４篇，涉及《詩》之《衛風》中的《碩人》與《淇奧》《邶風·瓠有苦葉》《小 雅·小》《周頌·雍》等 ４篇，以及《子罕》所證舉之逸詩。其中兩次為子貢引詩，餘皆為孔子所引。此與論《詩》無涉，可不詳舉。其四，是與《詩》相關者。《子罕》：“吾自衛反于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由以上三、四兩類，可 以看出孔子對《風》、《雅》、《頌》的全面重視。總上所述，首先，可看出《論語》中孔子論《詩》
① ② 參見趙紀彬《論語新探》，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版，第 １ 頁。《論語》各本分章略有不同，但相互出入不甚太大。 “思無邪”一語，原本出自《詩經·魯頌·》，讚美善於拉車的馬。稱美說是：“思無邪，思馬斯徂”，陳奐釋首章“思無疆，思馬斯臧”時說：“思，詞也。斯猶其也。”那麼 “思無邪”兩句是說：“啊，馬拉車兒不歪斜，啊，馬拉車兒就 像飛呀！
與《孔子詩論》不相合者有以下幾點：一是《論語》中論及《詩》之用，孔子主要反復強調它從政、“專對”、事父、事君、興觀群怨的作用，以及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均為實用價值，而非“《詩》無隱志”的情志觀。顯示出實用觀與情志觀的差異，存在客觀與主觀取 向上的不同。二是前者看重《詩》的純正與《關雎》 審美的綜合性，而後者認為“《關雎》之改，……以色 喻於禮”（第十簡）；“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凝 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第十四簡），用以禮節情的 觀念論《關雎》，認為男主人公由“好色”改到禮上， 強調從“好色”到禮義的轉變，所謂琴瑟之悅禮，淨化了好色的情欲。前者以為表達的樂與哀的男女之情，並沒有什麼“禮”的參予，二者的涇渭之別，灼然 可曉。三是《詩論》言《詩》凡 ７７篇次，除去重複的 １７篇與一首逸詩，尚餘 ５９首，《國風》未涉及的只有 《魏風》《秦風》《豳風》。其中言及《鄭風》的只有兩簡，第十七簡說：“《將仲》之言，不可不畏也。”第二十九簡：“《涉溱》其絕，#而士。”次句不好解。前句 的“涉溱”，因《鄭風·褰裳》有“褰裳涉溱”，編者馬 承源以為即指《褰裳》。均與《論語》所說的“鄭聲 淫”、“鄭聲之亂雅樂”的意思迥別。雖然一言“聲” 一言內容，然如前所言《詩》之樂與詞休戚相關，而不是《鄭風》之聲“淫”，而其詞則純正。所以《論 語》在論“鄭聲”與《詩論》所論《鄭風》此兩篇，則存乎明顯的不可回避的抵觸與矛盾。四是從語法看， 二者造句有明顯不同。《論語》只有一處用一單音 詞解釋《詩》之樂，即“鄭聲淫”，“淫”屬形容詞，在 意義的內涵與外延上都不會有其他意義的孽生。而 《詩論》卻出現大量的以一單音動詞釋《詩》①： １．《關雎》之改，《木》之時，《漢廣》之 知，《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 《燕燕》之情，蓋曰終而皆賢于其初者也。（第 十簡） ２．《綠衣》之憂，思古人也。《燕燕》之情， 以其獨也。（第十六簡） ３．因《木瓜》之報，以喻其者也。（第十八簡） ４．《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為不可如何也。 《湛露》之益也，其猶馳與？（第二十一簡） ５．《涉溱》其絕，!而士。（第二十九簡） 以上 ５簡，凡涉及《詩》之 １１首，其中的“改”、 “歸”、“保”、“報”、“絕”，均為動詞，其本身義域較 形容詞寬泛得多，故尾碼以短句，再予以解釋。如本文開篇即言《論語》是對孔子言論的追憶，而《詩論》的編者亦謂對孔子言論的記錄，均屬口頭語言，又都 是針對《詩》而言，為什麼二者的差距如此懸隔！其次《論語》中孔子的語氣舒緩含蓄，溫潤而富有變化，親切而富有文采。正如顏回所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使人“欲罷不能”（《論語·子罕》）。只有在感情激烈時，或熱烈或感慨或憤慨時，才會出現短促的句子，如前所引“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無論句首或句尾全不用虛詞，語氣斬截犀 利，句式簡捷勁銳。然孔子口語的主要風格是溫和的、舒緩的，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洋洋乎盈耳 哉”，或者“《詩》可以興，可以……，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帶有虛詞，句意凝練，或者有波折、有感歎，有反復回環的節奏，或者因排比與對偶而有優 遊不迫的旋律。而《詩論》的語言，急促簡捷，像一 種簡短的判詞，而且用的口語詞彙，卻不是口頭句式。口語的判斷句，沒有如此短促。而且它的詞彙 是貧乏的，不僅體現在實詞上，而且連虛詞都是那樣的單調，且在句末僵硬的用了清一色的“也”。由於用在短句之後，完全是為了充塞促成句子的完整，絕然缺乏口語表達的語氣，特別是缺乏情感，與《論語》的語氣絕然不類！同是一個夫子給弟子講話，講的又都是一部《詩》經，又為什麼差異如此之大 呢？用單字和一個短語結合來解釋一首詩，為什麼在《論語》，以及先秦兩漢的文獻所記孔子語中沒有如此之多的存在，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其次，《論語》裡，孔子對“鄭聲”提出尖銳的批 評，而在專論性質的《詩論》裡，卻沒有任何一點消 息。相反的是，所提到的《鄭風》兩首，一是“《將仲》 之言，不可不畏也”（第十七簡），一是“《涉溱》其 絕，#而士”（第二十九簡），不是不激不厲，就是語 意不明而難曉其意，這和《論語》對“鄭聲”尖銳批評 的態度差距又有多大呀！特別是那個生僻而刺眼的 “#”字，如果這是抄手隨意用的通假字，那麼我們 看看它的書法，是那樣的雅美凝練，側生姿，豈止 是一般俗手所為，而信手出現如別字來。而在已出土的戰國文字中，此字亦未有過露臉。並且在先秦 文獻沒有出現過，在僻字$集的漢賦裡沒有，《方言》《說文解字》《爾雅》也無此字，它可能是個後起字②。即就是書面用詞亦難認難懂，怎麼會出現在 先秦口語裡。這“#而士”是什麼意思，它和“其絕” 又有語意上的什麼聯繫，它又解釋《涉溱》即《褰裳》 的什麼內容？這又怎能不讓人大惑不解呢？而《詩 論》編寫者，恐怕亦非敦煌卷子抄錄者那種粗識文墨之流，而在孔子弟子中，怎麼會有此手筆呢！固然 “古籍一般都要經過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比如後人的修改和增補、文字的改換、內容的摘抄或者篇章的單行等等”［１］３１１ ，然而這“#”，筆劃分明，不存在異體、古今字的情況，也不存在偏旁的移動，或者 通假字情況。還有第十九簡的“言”，似乎亦不見
① ② 本文所引《詩論》，全以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附錄 一《孔子詩論簡注》（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年版），陳本文字以馬承 源《釋文考釋》為底本，兼采他人釋讀，通假字直接讀破，殘 缺處以省略號標出，有醒目之便。 宋人編的《集韻》說：“#，#魅，大貌。”《北齊書·祖 傳》有“麗伯#”其人。
於先秦文獻，而且後世亦為罕見；第三簡的“懟” 亦屬此類，亦無見使用；還有第四簡的“羆”，又是 此種同類，不見經傳，亦不見於文獻。《詩論》複音 詞很少，而在不多的複音詞中，卻又有這些生僻的複 音詞彙，而且又出現在對口耳之學的記錄中，這從語 言詞彙學看，無論如何，都難得以解釋。 複次，《詩論》的觀點，有明顯與《論語》相抵觸 處，說明前者不可能出於孔子或其後學。如前所言， 孔子對《關雎》的內容與音樂，都有很高的讚美。而 《詩論》第十簡則謂之“改”，故釋者有由“好色”改 到禮儀之上；又因第十簡又有“以色喻於禮”，以及 第十一簡的“則其思益矣”，釋者又釋為《關雎》從 “好色”改到禮儀之上，境界提高了，所以說詩人的 思想進步了。還謂第十四簡的“以琴瑟之悅，凝好 色之願；以鐘鼓之樂，……”，是從“好色”到禮義的 轉捩點。而此詩只是男子愛慕的內心表白，並沒有 “好色”而有非禮的想法，更無“從‘好色’改到禮儀之上”的心理經過，見不出任何“改”的理念意識。孔子所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只是說能善於把握自己的愛慕感情，也沒有任何從非禮而“改”到禮儀上的含意。所以不管是此詩的內容還是孔子的闡釋，都沒有任何“改”的意思。 最後，《詩論》既是孔子論《詩》的專著，必然存乎與《論語》或其他先秦文獻中孔子論《詩》相重合 的部分，然從中卻看不出來。如若以殘簡斷編來解釋，那麼，為什麼偏偏把重合的部分缺少了？又有論者說，僅于《說苑·貴德》與《孔子家語·好生》裡略 留遺跡。其實這兩篇中前者《貴德》謂孔子言：“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後者《好生》則言：“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 敬其位；道也。”先秦兩漢諸子所著，稱述孔子之言， 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此種情況，前人早有所言。而《詩論》第十簡所 言“《甘棠》之保，……蓋曰終而皆賢于其初者也。” 第十五簡又言“《甘棠》之愛，以召公……”第二十四 簡還言“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 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 然。”因《甘棠》詩有言：“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詩為懷念召伯而寫則已明言之，而詩中並沒有什麼“終而賢于其初”的意思，顯然與《詩》意及《說苑》《孔子家語》的孔子說法有別。而後一簡的孔子所言，則又從上兩書中略加損益而來，則又與第十簡的“終賢于初”相互矛盾。由此，我們得出《詩論》第十簡不僅與上二書矛盾，而且和自己第二十四簡前後矛盾。從中我們看出的是錯中出錯的痕跡。 綜上所論，《詩論》本身有許多難以解決的紕漏與矛盾，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辨查，是真典，還是 偽跡？
二、《荀子》何以不見《詩論》痕跡 我們知道，荀子是先秦最後一位儒家大師。在 先秦典籍裡，除了《論語》，《荀子》最樂道子曰《詩》云①，其中舉引現存《詩經》７３次，引逸詩７次。引孔子語 ３８次，其次引用《書》亦不少。引用“《傳》 曰”者 １５次。另外，還引用了曾子、子貢、子路等人 語，還有“語曰”、“《小歌》曰”、“民語曰”等。可見《荀子》對徵引文獻非常重視，特別對《詩經》與孔子語尤為看重。且《荀子》為其晚年所著，他本人又是戰國後期最大的博學者，作為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他 對儒學的研究帶有集大成性質，包括對孟子性善論的駁正，以至於對法家理論的汲取。《孔子詩論》無論是孔子所作，還是孔子後學所作，其中大量出現孔子論《詩》的言論，涉及《詩經》的 ５７篇。因釋文差 異，一說 ５４篇。總之，在 ５０篇以上。而且此為殘簡斷編，若在其初，部頭當然比我們現在看到的，不知要大多少。然而，對《詩》與孔子言論極為重視的 《荀子》，又為什麼沒有引用《詩論》，而且看不到有關《詩論》的痕跡呢？ 我們又知道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是研究型 與實踐型結合的大學者。他對《周禮》《易》、上古 音樂，都有極濃厚的興趣，甚至比《詩》更為陶醉。如果他能作出《孔子詩論》，或者對《詩》有如此多而系統的研究論述，而被弟子記載，那麼為什麼在 《論語》裡未見稱述，相反卻是齟齬不合，已如上 言；如果有《孔子詩論》，那就更應當有《孔子禮論》《孔子易論》《孔子樂論》，然而至今我們沒有看到孔子一部什麼著作。如果《孔子詩論》果真存乎戰國，孟子必有所聞，然《孟子》同樣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特別是像荀子這樣的博學者，又對《詩 經》與孔子及經學那樣不厭其煩地徵引，且對孔子的言論又是那樣地尊崇，《孔子詩論》在他眼中，應當具有“雙料價值”，而為什麼連《荀子》同樣也見 不到任何痕跡？ 《孔子詩論》據說屬於戰國楚簡，如果果真如 此，那麼荀子晚年仕于楚，又終老于楚，且年壽很高。 對於楚簡《孔子詩論》，作為楚地最大的學者，他不會沒有機會看到，若看到不可能在他的著述中不為之徵引。從以上《荀子》徵引文獻的涉及之廣，使我 們有理由作此推論。特別是漢代的魯、韓、毛三家 《詩》，在戰國傳授過程中，都與荀子有舉足輕重的
① 《墨子》引詩 １０次，《孟子》１３次，《荀子》則凡 ８４次， 涉及《詩》５５首。說見蔡先全《孔子詩學研究》，齊魯書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頁注①。據筆者手工檢索，《荀子》引詩共 ８０ 次，其中含自引逸詩 ６次，引曾子曰所引逸詩一次。另外評 及《國風》《小雅》各一次。言及《清廟》之樂一次。論及 《風》《小雅》《頌》各一次。
關係①。在傳授《詩》的學統中，沒有任何人在《詩》 上可以與他相比，然而他對《孔子詩論》又為何視而不見，而沒有出現在他的論述中。關於古書傳播，重要典籍向來記載有序。司空 圖《二十四詩品》，因用四言韻語寫成，而兩宋學術注重理性分析，故無人對此徵引，尚引起當今學人對 其真偽的懷疑。然《詩論》較《詩品》出現的時間，為《詩品》自問世至今時間約 ２．５倍；而且兩書的作者 及討論內容，無論地位高低與內容之輕重，都不可同 日而語。然《詩論》兩千年來，未見任何書有所言及，又怎能使人不發生疑問呢？尤其是《荀子》一書 不見稱引，就足夠引起我們對它的深思。而《荀子》 裡又有那麼多的“孔子曰”、“《傳》曰”，而不見《詩論》之語；又廣引“曾子曰”、“子貢曰”、“子路曰”， 以及“語曰”、“《小歌》曰”，卻又不見《詩論》曰，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其書之真乎，偽乎，是不是可以得 出一點消息呢？
三、兩漢文獻為何不見《詩論》蹤跡 秦火一炬，使許多先秦典籍付之灰燼，特別是 《詩》成為首當其衝的毀滅對象。李斯提議：“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２］２５５其建 議得到雷厲風行的貫徹。然《詩》《書》並沒有因遭 如此重厄而在天壤間消失。到了漢惠帝，廢除挾書 律。文帝時，伏生把《尚書》從壁中取出，此時“《詩》始萌。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 宮，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３］１９６９ 漢武帝時《詩》 分齊、魯、韓三家，齊人轅固生於景帝時立為博士，魯則申培公于文帝時為博士，燕人韓嬰亦于文帝時為博士。至景帝時，《五經》列於學官者，惟《詩》與《春 秋》而已，餘經未列。到武帝建元五年（前 １３２），始 置《五經》博士。公孫弘因治《春秋》，以白衣而為三 公，封平津侯。博士官可置弟子 ５０人，一歲輒試，能 通一藝者，可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此為漢武帝明經取士之盛典。誘之以利祿，成為儒學之通途。漢武帝還束帛加璧、以安車駟馬迎申公，已屬曠世僅見之盛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通一經者可以入仕，獻一書者可以吃俸祿，儒學至此進入“昌明時代”。《詩經》特別見崇當時，而分為三家博士，紅極一時。如此利祿坦途，懷一藝者莫不怦然心動。如果楚地某人擁有《孔子詩論》，當此《詩經》 學與孔子儒學大盛之時，實為千載難逢之機，又怎能不會獻上以求學官！而且屬於最為權威的孔子詩 論，比起齊、魯、韓各呈一家之說，不啻高出多少倍。 再說那位以《孔子詩論》殉葬者，處於戰國之時，又 沒有後來秦始皇那樣的嚴禁，自然會傳給他的子孫或弟子，總不會因為殉葬而絕跡於天壤間。而在漢文帝、景帝、武帝儒路漸廣以至宏闊之時，而又不獻出來，不受立於學官之誘導，豈不是咄咄怪事！ 孔子弟子 ３０００，高足 ７２，而孔子既有詩論專著，傳授者恐非一人。故《孔子詩論》當非一人所持有。至漢初文、景時，當會有人獻出，然而此時亦然杳無蹤影，這不是異常詫異之事？再說，從西晉汲塚 書出土以降至今，從來沒有見過孔子的論著出土，如 果有其一，必有其二。而《孔子詩論》居然至今突現于人寰，這又說明了什麼？ 班固《漢書·藝文志》之《序》說：“昔仲尼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 《春秋》分為五， 《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真偽分 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 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迄孝武世，……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命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 校訂群籍，編訂諸書敘錄為《別錄》。向卒，子歆總 群書而編成《七略》，班固的《漢志》就在此基礎上編 定而成。其中《詩經》與研究《詩經》的，除三家《詩經》外，尚有申公《魯故》以及弟子的《魯說》；轅固再 傳弟子後蒼的《齊後氏故》，還有《齊孫氏故》《齊孫 氏傳》《齊雜記》；韓嬰的《韓故》《韓內傳》《韓外傳》《韓說》；毛公的《毛詩》《毛詩故訓傳》。《漢志》說 “凡詩六家”，即魯、齊、韓、後氏、孫氏、毛氏。後氏 與孫氏仍說《齊詩》，故實止四家，凡 ４１６卷。 由上可知，漢初至後期不僅廣開獻書之路，且派專人求天下之遺書，然後記錄為一本總帳，又由班固編成《藝文志》。在這 １５０多年間，按求天下之書， 不遺餘力，為什麼《孔子詩論》於此漫長時間，始終仍然沒有露面？ 《漢志》首列《六藝略》，凡分九類：易、書、詩、 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鴻篇巨制，單篇遺文， 乃至小學字書，巨細不遺，長短大小靡不記載。如 《孝經》一篇，凡 １８章，僅 １８７２字，亦予以記錄。至 於研究《孝經》著作，如《長孫氏說》二篇，《汪氏說》
① 汪中《荀子通論》說：“《經典釋文·毛詩》引徐整云：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 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此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伯 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即浮邱伯）與李斯俱 事荀卿。劉向《敘錄》雲：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 傳》：申 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 受 《詩》。……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 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此說雖不盡可據，然毛、魯、 韓詩為荀卿所傳，亦非面壁鑿空之言。
一篇，《翼氏說》一篇，《安昌侯說》一篇，雖各一二 篇，亦一一予以著錄。還有附在“孝經”類的《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無不一一 記錄。《孝經》據《班志》說，本為“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而得到流傳與記錄。然而，孔子為弟子講論 《詩》的《孔子詩論》又為何沒有得到流傳與記錄？ 另外，《諸子略》裡的“儒家”類，記錄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的各自著述，如《子思》《曾子》《宓子》 《景子》《世子》，均為孔子弟子所著，而《魏文侯》６ 篇，《李克》７篇，《公孫尼子》２８篇等，均為孔子弟子之弟子所著，亦見載於《漢志》，而為什麼他們的先生孔子本人的著作，或者說由孔子弟子直接記述孔子論《詩》的著作，又沒有任何的消息，而不見載於 《漢志》？這個道理恐怕也講不通。《漢志》六略中最看重《六藝略》與《諸子略》，認為“諸子十家，其可 觀者九家而已”，儘管“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然“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 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然於 此兩類中均未見有《詩論》之著錄，這就始終讓人詫 異而不能釋懷！ 在《漢志》關於先秦西漢人著述中，未有記錄孔子一部著作。只是在《六藝略》的“易”類的末了總 述中言及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另 外，相傳魯《春秋》曾經孔子整理，進入六經。而《漢 志》之《六藝略》“春秋”類，首列《春秋古經》十二 篇，並未言誰氏所作。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說：“《春秋古經》，雖《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 《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 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班固 《漢志》又在“春秋”類末了總述中言：“丘明恐弟子 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 空言說經也。”同樣的道理，在《六藝略》“易類”首列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注說： “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由此看來，“十翼”與 《春秋》，相傳為孔子所作或重新整編，班固《漢志》 均未列入正式的書目中，只是在“易類”與“春秋類” 末了總述中有所提及，而實際上正式所錄書目中，沒有孔子一部著作。而且在整個書目及各類總述中， 都沒有《詩論》的任何蹤影，這說明劉向、劉歆與班固都沒有見過《詩論》。 從歷史記載看，《春秋》《左傳》《國語》都沒有 《詩論》的記載，《孟子》《荀子》《儀禮》《禮記》《孔子家語》。以及先秦漢其他諸子著作如《韓非子》 《呂氏春秋》都沒有同樣的記載。到司馬遷所作通史《史記》，對孔子懷著極為尊崇的心理，專作了《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兩篇大傳，且使孔子進 入“世家”的行列，其尊崇之意非常明顯。然對於孔 子的著述只記錄了孔子序《書傳》《禮記》，以及刪 《詩》與《易》之“十翼”。這些著述，都帶有傳說性 質。倘若《詩論》果真為孔子所作，或弟子所記孔子 論《詩》，司馬遷肯定要金筆大書在《孔子世家》裡， 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今之《史記》未見任何影子， 說明司馬遷也沒有看到這部經典，沒有聽到關於 《孔子詩論》的任何傳聞。否則，他肯定會興高采烈地濃重大書一筆。 再則，在兩漢人經學、子學類著作裡也沒有記載。如《毛詩故訓傳》與《毛詩傳箋》，包括《毛詩 序》在內，以及《韓詩外傳》，未見引用。現存楚簡 《詩論》涉及《詩》的篇數，由於各家釋文有異，故篇數多少有別，今據原編，凡 ５９篇。另外還有 ７篇逸 詩。我們今日見到的是殘簡斷篇，想必討論的篇數， 當然不為此數所限。既然如此規模，而《毛傳》《鄭箋》《毛詩序》不見引錄隻言片語。還有三家詩，雖然失傳，但宋、清兩代學者稽錄的佚文中，亦未見蹤影。兩漢子書完整或殘缺者不少，如陸賈《新語》， 賈誼《新書》，劉安門客所共作的《淮南子》，董仲舒 《春秋繁露》，以及揚雄的《太玄》《法言》等，亦均無見有任何記述與引用。至於東漢人的著作，以及東漢人注疏類著作，那就更不用提了。總而言之，在先秦兩漢人的著述裡，我們沒有獲 得《詩論》的任何資訊。退一步說，這些作者，或者是看到過這部經典，但是無意或無暇去稱述或引用，然而至少是那些儒學類與研究《詩經》類著作，恐怕不會是這樣的吧！既然存世文獻如此，我們只好把目光轉移到歷來出土的簡帛書籍上，再作考索。
四、歷代出土簡帛書籍的規律與推論 歷代出土的簡帛書籍，其中先秦文獻屬於一大宗。就已出土的文獻，似乎可以得出一些規律，對推論《詩論》的存在與否，具有一定參照價值。我們須 對此作一番粗略掃描。 １．漢景帝末年，魯恭王毀壞孔子舊宅，在牆壁 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 ２．西晉武帝年間，從戰國晚期魏國墓葬中發現 的汲塚竹書，有《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師春》、《瑣語》有部分佚文。 ３．１９５７年河南信陽長台觀 １號墓出土戰國偏 早的竹簡，有《墨子》佚篇。 ４．１９８７年湖南慈利石板村與上年代相近的 ３６ 號墓出土簡近千支，有《國語·吳語》《逸周書·大 武》《甯武子》等。 ５．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底湖北江陵九店發掘東周墓， 出土字簡 １５６支，有《日書》、烹飪內容，可能為《季 子女訓》。 ６．１９９３年湖北荊門郭店戰國中期 １號墓出土 約 ８００支竹簡，有《老子》《太一生水》《緇衣》《五行》等，另有《語叢》四組，雜抄百家之說。 以上是先秦簡帛書籍之出土，以下再看秦漢之 ８５
出土： １．１９７５年湖北雲夢睡虎地 １１號墓出土秦簡 １０００多支，有《編年紀》《語書》《吏道》《日書》，其 中最重要的是秦律、《律說》和《封診式》，均屬法律 類。這是首次對秦簡的發現。 ２．１９８６年甘肅天水馬灘 １號秦墓出土 《日書》，內容與睡虎地兩種《日書》相似。 ３．１９９３年湖北江陵王家台 １５號墓出土秦簡， 有《歸藏》《效律》《政事之常》《日書》《災異占》等。 ４．１９７２年山東臨沂銀雀山 １號漢武帝初年墓 出土竹書，有《吳孫子》《齊孫子》《尉繚子》《晏子》 《六韜》等。墓 主 姓 司 馬，或 許 與 齊 地 兵 家 傳 統 有關。 ５．１９７３年湖南長沙馬王堆 ３號墓，漢文帝前元 十二年（西元前 １６８年）入葬，出土帛書簡牘，帛書 有《周易》《春秋事語》《戰國策》《老子》《黃帝書》 《式法》《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相馬經》《五十二病方》《導引圖》等，竹簡木牘系房中書。 ６．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陽雙古堆 １號墓，為夏侯嬰之 子灶葬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出土竹書有《詩經》《周 易》《倉頡篇》《莊子》《孔子家語》等。 ７．１９８３年湖北江陵張家山 ２４７號呂後時期墓 出土竹簡千余支，包括漢律、《奏讞書》《蓋廬》《脈 書》《引書》《算數書》等。１９８８年，同地 ３３６號墓出 土漢律簡，另有與 ２４７號墓內容相同者。還有《莊 子·盜蹠》等書。 ８．１９８９年湖南沅陵虎溪山漢墓出土竹簡千餘 支，有《日書》《美食方》等。 ９．１９５９年甘肅武威磨咀子 ６號墓出土東漢簡 牘 ４９０支，主要有《儀禮》９篇，以及《日書》之類。 １０．１９７２年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木牘，主要 是醫方。 １１．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 出土竹書《論語》《儒家者言》《文子》《太公》《孔子 家語》等。 １２．１９９３年江蘇東海尹灣 ６號漢墓出土 １５６支 竹牘，有竹書《神烏賦》、牘書《博局占》［１］３０８－３１０ 。
總上先秦至兩漢古墓 １８次出土簡帛書，有以下 特點：一是存世已見經典，如《周易》《論語》《尚書》 《詩經》《緇衣》《孝經》《儀禮》《老子》《國語》《吳孫 子》《晏子》《戰國策》《倉頡篇》《莊子》《太公》等。 二是日常慣用書，如多次出土的《日書》、法律書、醫 書、為官之術的《吏道》或雜抄的《儒家者言》，以及 《博局占》、相術、五行等；三是一些被前人視為偽書的，出土文獻證明不偽，如《文子》《尉繚子》《孔子家語》，還有《莊子·盜蹠》等。四是已亡書及逸篇，如 《竹書紀年》《墨子》佚篇，《逸周書·大武》《齊孫子》。五是不少無名氏著作與篇章，如《春秋事語》 《神烏賦》等。
從以上五類可以發現幾點規律，首先，《漢書·藝文志》所載重要儒家經典，現已亡佚者，凡出土簡帛書則未發現。其次，《漢志》所載現 存先秦典籍，出土者則頻頻出現。再次，《漢志》所無，而出者有者，均為無名氏所作。複次，除過《詩論》以外，在以上從古迄今的 １８次古書出土中，從來沒有發現孔子的任何著作，更沒有發現孔子論 《詩》的任何殘簡斷編。 總之，《漢書·藝文志》未見載《孔子詩論》，所以出土的簡帛書也沒有任何的片言隻語，那麼《孔子詩論》的突然出現，就不能不讓人感到蹊蹺，不能不引起我們重新思考。
五、由以往作偽古書引起的思考 對古書作偽史的回顧，或許對我們思考這一問 題有所幫助。梁啟超曾說：“無論做哪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藉的材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構，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他把製造偽書劃分了六個時期，特點 則分為十個種類，辨偽方法理出六條。今日看來，梁氏所論不一定全為金科玉律，然亦非信口雌黃。如他所說：“西漢之初，經秦火後，書頗散亡，漢廷‘廣開獻書之路’（《史記·儒林傳》語），懸賞格以從事收集。希望得賞的人有時便作訛以獻。《漢書》的 注‘後人依託’者，此類是也。”這是個真偽混雜時代，魚龍泥沙俱下，經典也好，有名有姓的著作也好， 傳說中著述也好，依託者也好，都紛紛揚揚地出現了。這是在秦火以後，物極必反，必然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局勢。加上漢廷的鼓勵懸賞政策，“廣開獻書 之路”，後來又繼之以派專人於天下徵求，在這種持續極久的熱潮中，偽書都粉墨登場，豈有真書還藏而 不出、懷璧自重的可能嗎？儒學自漢武帝以後，如日中天，誰還有可能懷持秘典珍而不宣呢？換句話說，於此時偽書紛紛出現，攘攘問世，真書又怎能秘而不出呢？ 梁啟超指出作偽的最後一個時代為明朝中葉以後，“學子漸厭空疏之習，有志復古而未得正路，徒以雜博相尚，於是楊慎、豐坊之流，利用社會心理，造許多遠古之書以嘩世取名”。［４］２０３豐坊偽造《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即以《論語》中孔子有子貢“可與 言詩”一語，而作偽。至於申培的《魯詩》亡於西晉， 《漢志》所錄的《魯故》《魯說》，亦亡佚已久。而《申培詩說》一出，轟動一時，當時成都、南京均為刊刻， 紛紛攘攘。接著淩初《傳詩適塚》、鄒忠徹《詩傳闡》、姚允恭《傳說合參》，信以為真，憑此闡釋發揮 以釋《詩經》，而受蒙欺。是為學術上一大作偽史， 亦為一大受騙史。較早的還有偽《古文尚書》。西晉永嘉之亂，典籍文獻喪失散亡，石經亦遭破壞。東晉偏居江左，廣求經典，豫章內史梅賾獻上《古文尚 書》，聚集了此前所有稱引的《尚書》與數百年古文 經師的解說。以後遞經明人梅、清人閻若璩、惠棟 等著名學者考證，始判定為偽書。因它本身保存有零散的關於《尚書》的材料，故一直傳至今日。
上一世紀末，陝西有人傳出其祖抄本《孫子兵法》８１篇， 一時鬧得紛紛揚揚，不過為一場蒙眼戲法的笑柄而已。可能大家還記憶猶新，“文革”之 ７０年代初出現的《坎曼爾詩簽》，它的來龍去脈，楊廉先生的長文揭示得一清二楚，可當初引發了郭沫若先生的 《〈坎曼爾詩簽〉試探》，至今存乎其文集；又曾選入了中學語文課本，以及暢銷不衰的《唐詩鑒賞辭典》 也作為扉頁插圖。進入新世紀關於《紅樓夢》的紅學，始終保留著半個世紀的熱度，於是石碑“曹之墓”，也就應運而生。 回看作偽史，偽書總和一時的社會風氣，文化思潮息息相關。從作偽者來看，不外乎名利兩端。像豐坊還偽作《魯詩世學》，與以上言及的二偽書相互為表裡，詆斥《毛傳》，間或有些見解給人以啟迪，故至今還留存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然其書經清代學者姚際恒、錢謙益、朱彝尊等考辨，顯系偽書 無疑。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而一代之學術，無不與所在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潮與風氣息息相關。 自上世紀 ９０年代，我國經濟逐漸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改革開放加大了步伐，社會思潮與人們的思想觀 念，也隨之相應起了巨大的變化。“文革”期間的批 孔與批“四舊”，轉化為國學熱與新儒學的興起。然而經濟大潮的刺激，也產生了不少負面影響，漸至涉及社會的各個角落，湧現了許多形形色色的假冒東西，諸如各種證件、文物、書畫、藥物、食品、飲料、日用百貨等，蔓延於社會的各個行業。至於論文、專著 的剽竊，每每見諸於報刊與新聞媒體。《孔子詩論》就出現在這時期。而且，《詩論》又沒有出土地點和挖掘記錄，這就更讓人疑惑。這種沒來路的竹簡，我們必須以慎重的態度對待。另外，《詩論》竹簡的書法字形，與郭店竹簡寫法極為相近，故論者有《詩論》與郭店竹簡同出一處。然反過來說，《詩論》字形有可能模仿郭店竹簡而來，二者的字形可以作細致的比較，是不難得出結論。限於文章的長短，此處暫且不論，容後再言。 總之，《孔子詩論》本身存在許多矛盾，我們先 把困惑處粗略提出來，希望得到不同意見的批評，使 問題的真相能得到更為清楚地解決。
［參 考 文 獻］ ［１］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２］司馬遷．史記［Ｍ］．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２． ［３］班固．漢書［Ｍ］．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４］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Ｍ］．北京：中國華僑出版 社，２００８． ［責任編輯 許正文］
２０１４年 １月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Ｊａｎ．，２０１４ 第 ４３卷 第 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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