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學造詣和國學功底究竟如何
早歲游學歐洲列邦的經歷，使辜鴻銘戴上了“精于別國方言，邃于西學西政”的桂冠（羅振玉語）。凌叔華稱其“對于東西文學哲學政治研究的淵博透徹，也是前無古人可與頡頏的”。
當年輕的胡適博士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見。林語堂認為辜鴻銘“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對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林語堂甚至認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在國外他看見一本英文雜誌裡刊有辜鴻銘的一篇文章，所採用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散文兼翻譯大家梁實秋說︰“先生深于英國文學之素養。”英國有名的學人鄂方智主教，認為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國學人甚至說︰“他在遊學時代，用英文所寫的零篇碎簡，都博得歐陸人士的好評。”《揚子江流域》一書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對辜鴻銘的英文詩大加讚賞，在辜鴻銘去世后，她嘆息道︰“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卻還沒有出生﹗”
這些評語雖有溢美成份，但辜鴻銘的西學造詣在舊中國卻確實難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鴻銘以典雅的英文，翻譯述評中國文化的精華。辜鴻銘窮畢生之力翻譯中國經典，不僅因為他返國后完全歸服于道統儒家，還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經典沒有好的譯本，那些所謂西方漢學家的譯作大多不堪卒讀，結果使歐洲一些學人認為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辜鴻銘決心把中國文化這塊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動的骨頭拾起來，教化西洋人。在翻譯中，他積極為那些不諳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著想，幫助他們理解中國儒家經義，乃別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賴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註釋其中的有關經文，並借此表達他對儒家經義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譯作《論語》的主標題下，他特地注明︰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說的新的特別翻譯”。如此“特別翻譯”，既需漢學功底，更需深濃的西學造詣，方能到“信達雅”的地步。在這讓人望而卻步的難點上，辜鴻銘如呼延灼使鞭、公孫大娘舞劍一樣，稔熟而順手地完成了這項在儒經註釋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歐洲大陸的讀者和學人，因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據稱，此后辜鴻銘每翻譯一部中國典籍，一脫稿，列國爭相傳譯。
對辜鴻銘翻譯儒家“四書”中的三部，林語堂認為這是極為了不起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言“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哲學的注入”。林語堂甚至“為他沒有翻譯更多的儒家經典而感到遺憾”。林語堂后半生以英文寫作為主，積極向西方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的事業，不能不說是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和啟發。
辜鴻銘的國學是留歐回來改弦更張后自修補習的，時年已而立。張之洞幕中多翰林、進士，辜鴻銘遍請這些老先生們教習漢學，可得到的回答卻是千篇一律︰你是讀洋毛子書的，沒有資格讀我們中國的聖傳。幸有總督大儒張之洞收下他這個門徒，親炙中國文化。辜鴻銘在他的引導下，一頭扎進儒家經典，鑽研六經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為初學的課本，因此所識漢字比一般人還多），並爽然道︰“道固在是，無待旁求。”由於辜鴻銘好辯善罵，詞鋒尖刻，往往使人難堪，那些銜恨他的人，故意選擇經書中難懂的詞句，拿來質詢他，令初涉漢學的辜鴻銘瞠目結舌，滿臉通紅，久久不能措一辭。一代鴻儒沈曾植還當眾羞辱他︰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經此種種刺激后，辜鴻銘更是發憤用功，自號“漢濱讀易者”，沉酣寢饋于中國典籍。憑他那副絕頂聰明的文學天才，博覽群集，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十數年后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戰︰請教老前輩，哪一部書老前輩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輩能懂，我不懂？
與嚴複、林紓不同，辜鴻銘不愿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學。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紀初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英譯漢的小冊子《痴漢騎馬歌》。該詩是英國詩人William Cowper的一首敘事長詩，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販子出游的趣事，全詩詼諧生動。辜鴻銘用五古體譯過來，效果極佳。著名近代翻譯家伍光建對此譯極為佩服，說︰“辜氏用五古體譯此詩，把詩人的風趣和詩中主角布販子的天真爛漫，特別是他那股痴呆味兒都譯出來了，讀來十分親切。”吳宓認為辜氏此譯“為吾國人介紹西洋詩歌之始”。蘇曼殊一向自視甚高，對翻譯大家嚴複、林紓頗不以為然，卻惟獨對辜鴻銘的譯才另眼相看，他說︰“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著名學人王森然認為︰“即在中國古詩中，亦屬少見。”
雖然辜鴻銘出版的漢文著作僅有《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等幾種，但國學大師羅振玉卻還是給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並言︰“君之文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1910年，辜鴻銘還獲得了清廷給予的一項榮譽，即以其“游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
曾幫助張之洞管理過學堂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國的外交家錢恂，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辜鴻銘“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國文，太不知中國理，又太不知教學生法，是直外國文人而已矣”。錢恂與辜鴻銘有過節，此說自然要打折扣。但據在北大曾做過辜鴻銘三年學生的羅家倫說︰“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無論怎么說，相比于西學，辜鴻銘的國學功底確實差了些。
關于辜鴻銘的國學，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頗見心得的看法︰“辜鴻銘的國學功底在于具有高瞻遠矚地批判、理解中國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偉大功績之所在，並指陳它的缺失，是相當充分的。在比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領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並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只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並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餘的。”
徜徉于西學和國學的大海裡，辜鴻銘的平生主張及學說大旨，具見于《春秋大義》及英譯《中庸》。在辜鴻銘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點，即可作為他的文化思想邏輯核心的，是對“civilization”（衣冠文物）的理解。這也是他堅執儒家衣冠文物的思想底蘊。
辜鴻銘對西方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思想上對西洋物質文明有所批判，並且認為西方民族的富強是由于戰爭和掠奪，所謂“文明”，流弊無窮，應當吸取中國文明的優點，用以補救。在歐戰期間，他不遺余力地把中國的孔子之道推薦給西人，認為這是“賢人的宗教”，可以把歐洲從戰爭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裡，他如是偏執地告訴世人︰
要估評一個文明，在我看來，我們最終必須問的問題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夠修建巨大的城市、宏偉壯麗的建築和寬廣平坦的馬路；也不是它製造了和能夠製造漂亮舒適的家具，精致實用的工具、器具和儀器，甚至不是學院的建立、藝術的創造和科學的發明。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造就什麼樣的人性類型，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正是一個衣冠文物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類型，顯示了該衣冠文物的本質和個性，即可以說顯示了該衣冠文物的靈魂。
當然，在辜鴻銘的學說裡，世界上只有“中國文明是一種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觀念上的褊狹由此可見。他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衣冠文物的特點是深沉、博大、純樸、靈敏，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但不博大，德國人深沉、博大，但不純樸，因此都難以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衣冠文物。相對來說，只有法蘭西人還差強人意。
作為學者，辜鴻銘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他所行雖不羈，但交友真誠，每以進德修業相勉。還在北大時，他深嘆學生徒以語言文學為裝飾，絕非真心向學為可惜。在《遊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中，他對那些初回國的歐美遊學生欲將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深表憂慮。
辜鴻銘這種關懷和擔憂，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認為︰“將來科學愈進步，世界戰爭也愈激烈，要消弭這種災禍，非推行中國禮教不可。”諸如此類思想見解，固有新穎可取處，但有時也怪論百出。由於過分鐘情于中國文化，一味排棄西方文明，使得辜鴻銘的思想學說顯得膚淺而空疏，有時還像其發辮一樣，為生活的裝飾品。
六、在國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樣的影響
辜鴻銘畢生逆西學東漸之潮，不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中獨立完整地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極具世界效應。民國外交家、曾任國民黨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曾任段祺瑞內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個時期以來，戴在辜鴻銘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華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贊譽和評價，遠遠高于國內。法蘭西文豪羅曼‧羅蘭說︰“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丹麥評論大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歐美的閱讀範圍和產生過的轟動效應而言，辜鴻銘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第一人，在他之后，也僅有林語堂有此殊榮。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裡，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據沈來秋回憶，1910年，他在青島大學就讀時，奧國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鴻銘為“中國現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包括勞動群眾，“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于人口”。“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另一位遊學生嗣鑾也說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兩件事︰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佩服，當得知辜鴻銘生活困難時，竟還為他籌款；有一位教授鄭重其事地宣佈，學生中若不懂辜鴻銘，則不準參加有關討論。
沈來秋、嗣鑾所說並非空穴來風。奈爾遜教授就曾著文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並世同輩中，吾所佩服者當以辜鴻銘為第一。”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盡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星期雜誌，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于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有一件事，頗見辜鴻銘受外人鐘愛之程度。中國人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可辜鴻銘在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公開賣票，而且賣得挺貴。當時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辜鴻銘講演門票則售兩元。
辜鴻銘之所以深得外國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僅在于他所著有關歐戰文字，使飽受戰禍的歐洲人產生精神解脫作用，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而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裡說︰“在舊中國，哪兒有人可與辜鴻銘先生相提並論？他是惟一通曉東學和西學的中國人，我承認我欣賞他，我承認我愛他。”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一書中也有言︰“在戰時與戰后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威權；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確乎如此，因為受了辜鴻銘的影響，歐洲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就曾寫信向他請教。英國文豪毛姆認為辜鴻銘是一個“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威權”，他還不遠萬裡前去拜見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遊歷時，竟從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于是乎，辜鴻銘在北京東城椿樹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裡，每日不知有多少國際名流學人親造拜訪。辜宅燃黑油燈，煙氣撲鼻，洋人中有謂此燈不亮者，辜鴻銘則詼諧地說︰“吾東方人，講明心見性，吾人如心明，則燈自亮。東方人不似西人之專務外表者﹗”
辜鴻銘政治思想與時不和，然其文章學說，卻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頗值玩味。由于他畢生不遺余力地從事中華文化輸出工作，成為中國人中獨立完整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成果斐然，極具世界效應，1913年還被作為諾貝拉文學獎的提名者（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此殊榮）。雖然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詩聖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色于泰戈爾。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辜鴻銘在走紅西方后，為他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帶來了名望。芥川龍之介等就不要說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稱他為“尊貴的中國人之一”。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之旅也特別向辜鴻銘請教。而辜鴻銘卻認為泰戈爾不通易經，沒有資格講演“惟精惟一 ”那種高深的真理，勸他回印度整理詩集去，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在這裡，辜鴻銘以己之長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處(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與道教文化，讓他閉口，不要以中國文化、東方文化泰斗自居，辜氏又將如何回應)，不僅過狂過狷，還真可謂瘋人瘋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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