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行政學傳統時期，有一個研究科學管理的人叫做泰勒(F. W. Taylor)。他專門研究時間與動作的關係，以期能達到特定目標之效率。
他能博得科學管理之父的名號可不是浪得虛名，主要是來自於他的性格與身體力行的交互影響。
Taylor 來自魁克─清教徒，一如所有清教徒家庭的嚴謹訓練，他的工作態度十分講究，追求真理的探索，實事求是，在生活中杜絶浪費與偷懶的惡習。
清教徒承襲傳統宗教的「原罪論」，認為人生下來是有罪的，唯有藉著世間的成就，來達成救贖的可能，這促使他們必須在現世中找尋某種指標來加以證明自己成為上帝的選民，他們唯一的使命乃是要在現世中奉上帝之名，榮耀上帝而存在。Taylor深受這種新教的倫理價值觀影響，所以他發明的科學管理原則反映了此種宗教倫理的基本寫照。
不只在工作是如此一絲不茍，Taylor在家居生活也是如此的毫不懈怠。吃飯、睡覺、在花園、高爾夫球場上…、連午後的散步，都是依照詳細縝密的日程表所支配。對他而言，觀察自己動作、估算自己不同階段所佔去的時間，乃至走路的步伐都清楚明白。甚至他玩棒球、槌球前，都堅持要精確的丈量場地，算準擊球的角度，撞擊的力道，考量擊球點的有利不利因素…，總之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符合規格才行。連參加舞會，他也要先弄清楚舞伴的清單，哪些是可人的，或沒有吸引力的女生，絶不浪費時間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
這種性格從年輕到晚年他都是如此認真的實行著，就連睡覺也不放過。大概是他十歲左右起，Taylor睡覺常會做惡夢，然後就此失眠一整夜。經過幾次試驗後，他注意到平躺的時候所做的夢最糟，於是他就做了一副加了木錐的背帶，一但他稅到這個位置便會被弄醒。除此之外，他也嘗試使用不同的方式去克服做惡夢，比方說弄條帆布條立在床柱兩端，以便補持清醒的頭腦，晚年時甚至乾脆用許多枕頭支架直立起來睡覺，如果旅館沒有足夠的枕頭供他使用，他有時還會用五斗櫃的抽屜立起來過夜。
雖然他建立了科學管理機械制度，藉由工作設計「唯一最好的方法」來達到縮短工時，提升了管理的效率；以按件計酬的方式將薪資與生產力做連結，計算發薪次數能達最大激勵效果。然而這些在管理上傑出的貢獻，卻未受到管理人員、公會及工人的歡迎。管理人員認為他剝奪了他們的權威，工人恨他們被人手持計秒表來研究，也憎恨被當成機械照章行事，工人的感情也被工資的競爭所破壞；工會也反對他的研究增強了雇主的地位，使工人喪失與雇主平等競爭的地位。
從Taylor這個人的性格與處事態度，可以發現無意識思考與先入為主的偏見往往會影響一個對於事物的看法，乃至工作態度。如果按照弗洛依德的說法，這種人正是一種「肛門衝動型」的人格典型。過於考慮節儉、守時、秩序、規則、正確、責任、服從、有條不紊…，都是在兒童時期受到壓抑的結果。這種壓抑不但會抑制本身性本能的衝動，又允許以昇華的方式去表現情慾，而成為強化工業社會的基礎，Taylor正是基於此種受壓抑的本能而發展出科學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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