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作者：岡田英弘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日期：2021-09-08 00:00:00
＜內容簡介＞
科學、親情、軍事、政治、謀略
史上獨一無二的皇帝教養書
康熙皇帝與皇太子之間的往來書信，
不只有著傳統帝王難得一見的真實情感與教養心得，
信中涉及滿洲、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
更是探究滿洲帝國如何主導東亞歷史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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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康熙滿文書信直譯首度公開！
☆ 「岡田史學」代表作，日本出版四十年來廣受好評！
☆ 本書涉及敏感的滿蒙藏歷史，臺灣中譯本為全球獨家！
☆ 結合滿蒙藏多語言史料，呈現漢字文獻中缺乏的歷史面向！
☆ 市面唯一從一手史料出發，還原康熙皇帝真實性格的權威之作！
☆ 臺灣重量級清史與滿文專家——莊吉發——權威推薦！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員——陳國棟——專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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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親筆家書，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育手冊！
西元十七世紀後期，邁入中年的康熙皇帝決定親征蒙古，平定瓦剌蒙古諸部的紛爭。在三次親征的近三年期間（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五至一六九七年），康熙雖然長途跋涉、軍務繁忙，仍不忘與遠在北京的家人保持聯繫。為此，他持續親筆以滿文寫信給北京的皇太子──二阿哥胤礽。這些信件證實康熙與太子之間的往來頻繁，屬於皇帝的私人家書，限制外臣閱讀，前後多達三十餘封以上。
在這些家書中，康熙除了關切太子的生活作息與工作狀況，更寫下戰爭過程與戰事之餘的日常生活見聞，其中包括了康熙平日狩獵的成果、在蒙古高原所見的人文風光、觀察平民生活而領悟的治國心得，以此作為教育太子的難得材料，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養手冊！
下列摘錄部分信件內容，生動呈現了康熙對皇太子的關懷與期許：
●「如今可喜的踏上歸途，不禁思念起你來。現在正值天氣變熱，把你穿的棉紗、棉葛布袍四件、褂四件送來；務必送來舊的衣服，我在想念你的時候，想穿上你的衣服。」（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一次西征）
→康熙在首次西征的歸途上，向皇太子傳達思念之情。
●「在巴倫‧郭爾（「西河」）過夜。野兔數之不盡。野雉有兩隻，也有狐狸、鵪鶉。我非常興奮地射獵，射中許多獵物食用。每天都有許多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前來迎接，人數不可勝數。我吃了奶皮、奶、酸奶、奶酒、燒酒等食物，非常滿足。」（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詳述平日的狩獵生活，向皇太子表現精神抖擻的樣子。
●「我因為害怕皇太子在遠方擔心，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們在這裡精神抖擻的樣子，書寫起來送過去給你。為什麼你卻連一句話也不回信呢？光是寫這麼多封信件，你知道要花費多少心力嗎？從今以後我不會再寫多餘的事情了。」（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第二次西征）
→苦於戰事失利的康熙，對回信拖沓的皇太子予以斥責。
●「從前鄂爾多斯人將野兔賣給長城漢人時，野兔一頭值銅錢兩枚；如今六、七枚銅錢，才能買一頭野兔，價格比以前高出三倍。既然如此，那以前數量豐富的時代，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雖然我不應該寫下這些讓你們羨慕，但是對家人不能說謊，實在是沒有辦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於第二次西征的尾聲，觀察邊民生活而心有所感。
●「我們到這裡以後，用儀器測量，發現北極星比京師低了一度二十分。東西之間相距兩千一百五十里。委託安多（西洋傳教士）按照他的方式計算，得知日蝕的時間為九分四十六秒。(……)天空變得昏暗，沒有出現星星。從寧夏看，京師在正東偏北之處。只是想讓你知道，所以寫下送去。也告訴滿人大臣們。」（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次西征）
→好奇心旺盛的康熙，向皇太子分享觀測天文的發現。
●「不須為我擔憂，只求你不分晝夜為國事盡心，閒暇之時閱讀經史，學習歷史經驗所傳授的得失，這樣就足以慰藉我內心的愁悶了。」（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次西征）
→康熙勸勉皇太子，勤奮學習為君之道，同時也能使父親開心。
岡田英弘認為，康熙早年沒有得到皇族該有的培養與教育，而是憑藉其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耐力，鞏固其皇帝之位。因此，康熙登基後，在二十二歲便立二皇子胤礽為皇太子，對其細心呵護、積極教養；即使出征在外，仍不忘透過書信教育皇太子，身為儲君所應該具備的帝王教養與關於滿洲帝國的治理準則。
因此，透過康熙的親筆家書，不僅能得窺傳統漢字史料中極為難得的帝王情感與私人生活，更可以從中認識巔峰期的滿洲帝國與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甚至還能見到西方──遠道而來的耶穌會士的影響。
■康熙親征蒙古，體現了滿洲帝國作為「共主邦聯」的歷史實相！
十七世紀後期，滿洲帝國以「共主邦聯」的形式，統治著東亞大陸上不同的族群勢力，包括滿洲、蒙古、西藏與關內十八省的漢人居住地。康熙皇帝對滿洲人而言，是部族會議的議長；對蒙古人而言，是繼承成吉思汗的大汗；對西藏人而言，是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對漢人而言，則是儒家傳統的皇帝。
因此，康熙作為各族群的共主，負有協調族群關係與維持帝國和平的責任。一六八八年，瓦剌蒙古諸部之間發生紛爭，最終導致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部，後者請求滿洲帝國援助。因此，康熙御駕親征，率領軍隊深入蒙古高原，懲罰準噶爾部及其領導者噶爾丹，此即康熙三次親征蒙古的開端。
■本書是結合宏觀歷史視野與微觀史料分析的重量級作品！
《皇帝的家書》是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的代表作。岡田英弘深入研究臺灣故宮收藏的康熙親筆滿文書信，重建滿洲帝國西征蒙古的具體過程，並進一步還原康熙個人的真實性格與家庭情感，不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或是微觀的史料分析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豐富的成果。
本書的日文版發行於一九七九年，一開始定位為歷史普及作品，四十年來廣受日本讀者好評；二○一三年改版，除了修訂內文，更增補及新譯相關清代文獻，包括滿、蒙、藏語等難得一見的紀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本書便是採用二○一三年增補後的版本。
★專家推薦：
莊吉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清史與滿文專家
專文導讀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目錄：
‧導讀──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清朝史叢書」發刊辭
‧關於再版──致讀者
‧前言
【序：何謂清朝──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
滿洲人、蒙古人與漢人的聯合政權／世界史是從蒙古帝國展開／繼承蒙古帝國的大清帝國，是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中國人口的增加與沒落的開始／鴉片戰爭與俄國的入侵／大清帝國的變質──從共主邦聯走向民族國家／大清帝國的日本化與辛亥革命
【中國的名君與草原的英雄】
康熙皇帝的即位／北蒙古的動向／三藩之亂與統治權的確立／噶爾丹的帝國建設／清廷與俄羅斯的衝突／喀爾喀右翼與左翼的紛爭／噶爾丹鎮壓北蒙古／烏蘭・布通之戰／多倫・諾爾會議／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致皇太子的硃筆書信
【第一次親征──越過戈壁沙漠】
艱難的行軍與樂觀的書信／東路軍的脫隊／聲淚俱下、意志堅決的演說／越過國界往北蒙古前進／偵查隊遭遇敵軍／被孤立在敵地的中路軍／往最後的前進基地／以戰鬥隊形開始最後的前進／佔據克魯倫河／噶爾丹的奔逃與追擊／西路軍接近敵軍／噶爾丹軍潰滅／大勝利的捷報／歡喜的歸途
【第二次親征──狩獵繪卷】
再次征討噶爾丹／地震與吉凶的迷信／享受遊興的行軍／庫庫和屯的大本營／停留在黃河一帶／在鄂爾多斯大大享受狩獵之樂／困窘的噶爾丹／掩耳盜鈴／召見噶爾丹的使者
【第三次親征──活佛們的命運】
攝政王桑結嘉措／從大同往寧夏／黃河的渡河處／被捕獲的噶爾丹之子／沿著長城進軍／清使與噶爾丹的會面／達賴喇嘛五世死訊的公諸於世／討伐作戰的結局／踏上歸途／噶爾丹之死／撒向風中的遺骨
【皇太子的悲劇】
阿哥們的權力鬥爭／皇太子失勢／康熙皇帝的突然逝世和雍正皇帝的即位
‧初版後記
【增補內容（二○一三年版）】
壹、親征蒙古時的聖祖滿文書簡
貳、噶爾丹是在何時、又是如何死去？
參、西藏‧蒙古文哲布尊丹巴傳記資料五種
肆、從康熙皇帝的滿文書簡看耶穌會士的影響
伍、康熙皇帝與天文學
陸、開元城新考
【增譯史料（二○一三年版）】
壹、多倫・諾爾會盟（講解／楠木賢道）
貳、皇太子廢位上諭（講解／楠木賢道）
參、皇太子復位之旨（講解／楠木賢道）
肆、康熙皇帝密旨步軍統領托和齊，監視大阿哥胤褆之行動（講解／鈴木真）
伍、第巴（桑結嘉措）上奏報告達賴喇嘛五世之死（講解／岩田啟介）
‧清朝與世界大事年表（一二○六至一九一二年）
‧後記
＜作者簡介＞
岡田英弘（ ）
一九三一年生於日本東京，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系。專攻滿洲史、蒙古史，在中國史、古代日本史、韓國史等領域也多有鑽研。一九五七年，二十六歲以《滿文老檔》研究獲得「日本學士院賞」，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得獎者。曾經前往美國與西德等地進行研究，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與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二○○八年獲得蒙古國頒發之北極星勳章。二○一七年過世。
著作甚豐，已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有：《世界史的誕生》、《日本史的誕生》、《中國文明的歷史》（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從蒙古到大清》等。
校訂：鄭天恩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
譯者：廖怡錚
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從東南亞到東協》。
★內文試閱：
‧導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這本書最早在一九七九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列為「中公新書」第五五九種，書名直譯為中文與現在的中譯本相同，很快就售罄了。二○一三年維持原書名，但做了大量的增補，收到藤原出版社的「清朝史叢書」系列，作為首冊。二○一六年二版初刷，換了一個新的書名――《大清帝國隆盛期的實像：自第四代康熙皇帝的書信所見，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編注：指日文原版）。作者有交待更換書名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做版本的區隔。
這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在將一批滿文通信檔案，透過翻譯、研究與敘述，介紹以下精彩的故事：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皇帝帶領大軍出塞征伐噶爾丹（一六四四至一六九七年）。皇帝不在時，與留守北京的皇太子胤礽之間保持緊密的通信。史料原文以滿文書寫，多年來都收藏在臺北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作者岡田英弘以鋪陳康熙皇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間在位）率兵出征的歷程為脈絡，隨時帶入父子兩人紙上互動的譯介與說明。不過，胤礽的來信（奏摺）只作要點敘述，但是皇帝的書信（在胤礽摺尾的硃批或者單獨發送的上諭）則大多由岡田譯成日文收入原著，現在則以中文和讀者見面。二○一三和二○一六的版本則增加出處與若干參考或補充的資料，讓書的內容更加豐富。
胤礽出生後的第二年（一六七五年）即被立為太子。經過三十多個年頭，在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一七○八至一七一二年）間，兩度廢立，導致諸皇子覬覦大位，暗地較勁，最後由雍親王取得大位的波譎雲詭。
康熙皇帝自己以虛歲八歲的孩童登上皇帝寶座，事先沒有得到該有的培養與教育。靠著他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決心，自我鞭策、邊做邊學，想來感慨良多。因此他在自己也不過是二十二歲的年紀就立了太子，一路呵護、細心教養。他讓皇太子留守京師，處理一般日常事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訓練，而藉由書信往來，也可以掌握太子的心性與能力。但是康熙皇帝也沒有忘記親情。就是因為在台灣收藏的這批父子通信的檔案中，岡田看到中國歷史中少見的帝王情感，更何況其背景又是撼動東北亞歷史的重大事件，於是才催生了這本書。
◎「新清史」的先行者
這些年來，以漢族之外的中國少數民族及周邊民族作為焦點的清史研究，被一些人用「新清史」作標籤，廣泛地論辯。其實，要瞭解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盛世，如果只從漢人的角度去看，或者只從所謂的「滿漢之爭」的角度去看，顯然不免會遠離真相。在追求歷史真實的期望下，本來就應該擴大視角做觀察與分析。因此上個世紀末從美國開始的「新清史」風潮，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必然。
這樣的一個不可迴避的研究方向，岡田英弘老早就在實行了。一九七九年，在他為本書最初的版本所寫的序文中，他就這樣說過：「要理解十七世紀的東亞史，不只是中國的史料，還必須要利用以滿洲、蒙古、西藏等語言所書寫而成的史料，做出綜合性的判斷。」
出生於一九三一年的岡田英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二十六歲的年輕學者的身分，獲得重要的「日本學士院賞」。還有，早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其珍藏的清宮檔案之前，他就已經數次造訪台灣，查閱史料。如他所記，他在一九七四年初度與這批康熙父子通信的文獻邂逅。為了尊重典藏者，他一直等到故宮將該批史料出版之後才讓本書問世。那是一九七九年。前一年，他和妻子宮脇淳子前來臺北參加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的「國際清史檔案研討會」。會議由陳捷先老師主持，我幫忙帶著同學做會場的服務工作。
會有這個會議，是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此幾年，在美國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贊助下，陸續將館藏的清代奏摺影印複製出版。這一年，該基金會再提供一筆經費，促成會議，將成果與利用的概況向世界公開。在那次會議中，岡田英弘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康熙皇帝眼中的外蒙古〉；宮脇淳子的題目是〈清初之蒙古研究〉。
讀者在眼前這個譯本的「後跋」中可以看到岡田回憶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小插曲。他說小他二十一歲的妻子當時還只是大阪大學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因為她的老師的推薦而獲邀與會，應該是旁聽的身分，卻「因為主辦單位的失誤，讓她成為報告人。」其實，主辦單位不是失誤。陳捷先老師認為岡田先生的學養與業績都佔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將當年也恰好二十六歲的宮脇淳子改列為論文發表人。陳老師是一番好意，而宮脇女士的表現也很好，我們很快就接到記者想要訪問她的請求電話。
◎征伐噶爾丹
業師史景遷在一九六七年時發表了一篇綜論康熙皇帝一生的小文章〈康熙帝的七個年代〉，替康熙皇帝的人生做了一個概要性的素描。所謂「七個年代」（seven ages）或許也可以說是「七段人生」，典出莎士比亞創作的喜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當中第四段的人生為「軍人」時期。康熙三十五年兩度、三十六年第三度御駕親征準噶爾領袖噶爾丹，皇帝當時年紀為四十三、四歲，出長城、渡黃河、奔馳戈壁大沙漠，指揮調度十萬大軍，終於獲得蒙古與西藏各部族的服從，並且迎來噶爾丹亡故得訊息。至於雙方的恩怨情仇，說來話長，不過書中都有交待，此不多言。
康熙皇帝意圖誅滅噶爾丹的決心極度堅定。例如在下面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向皇太后請安的摺子中，他就提到：「去年出塞，自仲春至仲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問安者，亦只為此一噶爾丹耳。」
此外，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諭皇太子時也說：「朕到寧夏已將近十日，每日議籌兵馬錢糧，毫無閒暇。途中晨披霧露，日冒塵砂，嘴懶得說話，手為繮鞭磨起趼。來此數千里外，亦為此一餘孽噶爾丹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一六九七年六月三日）前夕，人在內蒙古包頭的康熙皇帝終於收到噶爾丹的死訊。根據大將軍費揚古（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年）的報告：噶爾丹是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上午發病，當晚死亡，隨即火葬。至於是什麼病因，並不知情。這裡的兩個日期相差正好兩個月，一直以來都成為學者質疑的對象：如果噶爾丹真的是在三月十三日離世，而清軍要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向皇帝報告，情報能力未免太差。雍正年間編輯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則將噶爾丹的死期記到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癸巳，一六九七年五月三日），往後拉了一個月。
台灣重要的清史專家莊吉發先生就有高見。他說：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日被《聖祖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同時也明載噶爾丹係因飲藥自盡而亡。他推測：《實錄》修改噶爾丹的死期並將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應該係編纂者配合康熙皇帝御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於皇帝天威而自行了斷。
岡田英弘也質疑：他不明白皇帝是根據甚麼理由，確信噶爾丹的死因為服毒自殺。岡田英弘認為噶爾丹二十八歲以前在西藏為僧，深受達賴喇嘛的重視，授予尹咱‧呼圖克圖（Ensa Khutuktu）四世的名號。後來雖然還俗，始終也還具有高僧轉世的活佛身分。自殺也是一種殺生的行為。哪有一位活佛，會犯下這種破戒的行為呢？因此，岡田認為皇帝之所以堅持自殺的說法，應該是想要抹滅這位可恨之敵身上所有的活佛神聖性吧！岡田的主張也為宮脇淳子所採用。後者的《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一書也同樣強調噶爾丹原被認可為活佛轉世，不可能自殺。與岡田英弘的說法如出一轍。
近年來出版的《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收錄更多康熙父子的諭奏往還。從這些檔案來看，其實康熙皇帝在獲得訊息之初就直接說噶爾丹係自盡而亡。例如在一件皇太子奏摺摺尾的硃批中，康熙留下文字指出他在詳詢噶爾丹陣營的特遣人物齊奇爾‧寨桑後，直接指出：「可見噶爾丹之死，是服毒自殺沒錯。究竟是眾人下毒，還是自己服毒，就等車木布藏布來的時候，再從容地詢問答案即可。」至於噶爾丹亡故的日期則恐怕還要再研究。我個人主張以閏三月十三日為是（費揚古的奏報漏寫了「閏」字）。為什麼呢？我們抄錄在前兩段康熙皇帝表達征討噶爾丹之決心的文字，產生的時間都在三月十三日與閏三月十三日之間，當時康熙都還沒有得到噶爾丹死訊的跡象。不過，史料也證實康熙要等到四月初九日以後才獲得報告，因此也無法排除三月十三日的可能性。所以，就讓歷史保留一個爭議的空間吧！
◎父子之間親情的差異
收錄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的康熙與皇太子胤礽通信的滿文奏摺與硃批及諭旨，最早被譯成滿文以外文字的就是岡田英弘的日文翻譯。對中文讀者來說，目前也可看到蒙古教授齊木德道爾吉的漢譯（他還將原件滿文作羅馬字母拼音轉寫）。即使四十多年來有新的史料出土，《皇帝的家書》一書重點在揭露皇帝對待家人溫情的一面，確實還是發人所未發。
康熙皇帝人在長城外時，在諭旨（含硃批）中不時問候皇太后（順治的第二位皇后，不是他的親生母親）、諸妃與諸皇子。除了透過胤礽，他也經常用漢文寫信給總管太監顧問行，然後由顧問行以口頭面?的方式向皇太后請安、轉述他遠征途中的景況。為此，在親征噶爾丹途次，康熙皇帝也提筆書寫漢文短信。這些漢文短信多數典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幾張收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確實，皇帝的硃筆經常流露出他對皇太后、皇太子、宮中女眷以及沒有跟在身邊的兒子們的關切，因此透過胤礽或者顧問行把他的活動，逐一轉告。
然而，皇太子只是公事公辦，他的報告中沒有多少的感情。皇帝不只一次提醒胤礽太少給他寫東西。其實胤礽的奏摺偶爾也寫得很長，但是就只為報告政務，少有表達親情的文字。他倒是不時進獻食物或者食材，著人送往征途。作兒子的寫信給皇帝爸爸，除了請安，總不能撒嬌吧！要一個負有國家責任的成年皇儲用文字來表達親情，看來並不容易。
一般人說父慈子孝。但是皇帝、皇太子都不是一般人。同時康熙望子成龍，責備求全，雖然努力施恩，但是還是不免是位嚴父。這樣，親密的父子關係畢竟很難落實。皇帝自己也知道。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皇帝出京而患病，皇太子及皇三子自京師前去駐蹕處請安。當時皇帝就指出過：他感受到皇太子對他的病情並不關心。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
岡田英弘（一九三一至二○一七年）在二十六歲時獲得日本學術院賞，當時他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看法已然建立。往後數十年的歲月，他不斷將他的看法精緻化，並且加以闡揚。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在日本本國有怎樣的影響？很難三言兩語道盡。不過，在中文世界，他其實長期被忽視；乃至於有人在述說「新清史」如何如何時，也不見得帶到他的名字或想法。但是數十年來，他不就一再強調：清朝不是（不只是）中國！清朝的皇帝是中國（漢人的生活領域）的皇帝、滿洲八旗的盟主、蒙古的大汗，後來再加入了西藏（藏人稱大清皇帝為文殊師利菩薩）與準部、回部（合起來即是乾隆年間以後的新疆）的君長。我們平常說的清朝皇帝，其實是多個民族的「共主」，而大清這個國家是在皇帝的「人身結合」（personal union）下所構成的帝國。皇帝以不同的身分對不同的民族扮演區隔開來的角色，五族之間雖然沒有絕對到不可逾越的界線，但是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雖然共同參與帝國事務，但也維持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生活。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也就是「新清史」的主張：在漢人文獻之外，必須關注其他與大清相關的語文資料與歷史事實！
當然，以大清皇帝為共主，在「人身結合」下共同組織成一個帝國、尊重各民族的傳統與文化的作法，只適合於盛世。當明君不再、外敵侵擾、國事蜩螗之時，為了鞏固領導中心、凝聚國家力量，卻由漢人主導（因為人口最多），從對抗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的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步將五族摶揉成一個類似「民族國家」的國家。因此之故，辛亥革命雖然以「推翻滿清」為號召，但是建立中華民國的口號卻是「五族共和」！其發展的脈絡源起於道光、咸豐之後。在那之前，實況大不相同。要徹底瞭解清朝，尤其是清朝前兩百年的歷史，切勿受囿於後期的視角。
岡田英弘這樣的想法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讀到。例如一九九五年，他來台灣參加由自由時報主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協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一文。「台灣的歷史認同」權且不說，該文主要的內容其實就在講「清朝的本質」，闡釋他的歷史觀點。二、三十年過去了，依然擲地有聲！大意已如前述，有志者不妨也找來和本書一起閱讀，應當更能了然於心！
‧摘文
〈致皇太子的硃筆書信〉
等待了四年的歲月，機會終於在一六九五年的秋季到來。此時，噶爾丹正從蒙古高原向東前進，越過肯特山脈，將大本營設在克魯倫河上游的巴顏．烏蘭。此地距離北京一千公里左右，勉強算是位於清軍得以出動的範圍之內。然而，這也必須是在成功突襲、速戰速決的前提之下才能夠成立的推論。倘若清軍遲遲無法捕捉噶爾丹軍，耗盡糧食後打算撤退之際，被敵方的游擊戰阻斷退路的話，無論清軍出動多麽聲勢浩大的人馬，也只能陷在敵軍的陷阱之中，自生自滅。但，即使是極為危險的賭注，康熙皇帝還是毅然決然地發動橫越戈壁沙漠的作戰。
清軍被編為三個軍團，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領東路軍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名士兵，從瀋陽出發，朝東繞往克魯倫河。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率領西路軍三萬五千六百名士兵，從南蒙古西部越過陰山山脈，橫越戈壁沙漠西部，離開翁金河後朝西繞行，前往土拉河。由康熙皇帝親自指揮的中路軍有三萬七千名士兵，從北京出發，接著從現今內蒙古自治區的蘇尼特左旗地區，從戈壁沙漠中央西北方切入，直接朝著噶爾丹在巴顏．烏蘭的大本營前進。這條路線與今日集寧──烏蘭巴托鐵路的東方兩百公里處，幾乎呈現相互平行的樣貌。
翌年春天，清軍總算出發，開始了對北蒙古的冒險遠征。一六九六年前後，清軍展開為期九十八天的第一次大作戰；同年秋季至冬季，康熙皇帝發動第二次大作戰，翌年（一六九七年）春季至夏季則是第三次大作戰；在這三次作戰中，康熙皇帝都親自站上蒙古高原的前線，至於親征期間北京的政務，則交由二阿哥皇太子胤礽負責。皇太子的母親是康熙皇帝最早的正宮，生下皇太子後，便因產褥感染而逝世。也因為這個緣故，根據布韋神父的記錄，康熙皇帝特別寵愛這位長得眉清目秀的皇太子，甚至親自教導他天文學和數學等知識。
康熙皇帝在這三次親征的征途中，總會趁著繁忙軍務的閒暇，詳細地將親征期間每日發生的種種事件書寫成信，寄送給北京的皇太子。這些出自康熙皇帝親筆手寫的原文書信，如今保存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內。不用一般的墨，而使用硃砂墨書寫，是中國皇帝的特權，信中的語言並非漢文，而是滿文。
滿語的語序和日語、韓語相近，文字則是使用獨特的字母，採直式書寫。滿文是大清帝國的公用語言，從一六四四年起至一九一二年為止，是中國最重要的語言。現今的中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滿語的人們，只剩下生活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河溪谷一帶，被稱為錫伯族的數萬人民，而身處內地的滿族，如今也只說漢語了。儘管如此，但滿文的重要性並未有所改變。之所以這麼說，是由於清代與俄羅斯帝國所締結的條約正文皆是滿文，所以即便是現代，在中國國境問題的對外交涉上，滿文仍是不可或缺的知識。
無論如何，對歷史學家而言，康熙皇帝的書信可說是極為稀有的史料。一般而言，皇帝因為地位的關係，與臣子之間的對話會留在記錄之中，但內容主要是對政治問題的意見交換，而不會反映出皇帝個人的生活和感情。然而，康熙皇帝這些以硃砂墨書寫的信件，對象是作為自己的後繼者而特別叮囑、教育、寵愛有加的皇太子，因此是屬於私人信件的性質。內容不只是提及作戰的進展，還包括行軍途中對蒙古自然環境的觀察，隨著情勢的變動而反映出或喜或憂的感情等，生動地傳達出這位超群非凡的天才政治家、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明君的人性面。
以下，就翻譯康熙皇帝滿文書信的原文，來記述三次親征蒙古的經過。
一六九六年四月一日（農曆二月三十日），皇帝率領中路軍從北京城出發。中路軍共有十六支部隊，為了搬運軍需物資，帶著為數眾多的牛車隊伍一同行進，待最後一支部隊離開北京城，已經是五天後的四月六日。康熙皇帝從皇太子的信件中得知此事，在信末的空白處，以硃砂墨寫下回覆，送返北京，是為「康熙皇帝書信」的第一封。
「我的身體安康。在本月（三月）十日（四月十一日）抵達獨石，並將會在十一日（十二日）離開長城。跟隨我的部隊，不論士兵或坐騎都井然有序。雖然我沒看到後續部隊，但據說狀況也十分良好。只是我部隊後方跟隨的馬匹，只有上駟院（內務府掌管御用馬匹之機構）一千匹、兵部（國防部）一千匹而已。相對於此，費揚古伯爵的部隊則擁有七千匹馬、三千頭駱駝。商議後，我命令他準備壯馬三千，派人前往領取。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事情。」
（四月十一日，《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四十九—五十二頁，記錄於皇太子奏摺之硃批）
另外，據說皇帝還派遣心腹宦官，以口頭方式向皇太子傳達訊息。在皇太子四月十二日的信件中，可以看見皇太子引用宦官的傳話內容：
「自從出發以來，夜間降雨兩回，白天便放晴。行軍途中塵土未揚。我帶著一同前行的上駟院馬匹、犬、獵鷹，沿路遊玩。」
在皇太子信件的後方，皇帝寫上硃批如下：
「此次自從出發以來，萬事順心如意，非常高興，我的身體康健，氣色很好。又因地形好、水源佳，沒有什麼事情煩心，心情實在是十分舒爽。唯一由衷祈求的，就只是希望上天能保佑這次出征。
這封信件書寫於十四日（四月十五日）。我們在十五日（十六日）清晨出發，走到半路，突然吹起東南風，落下傾盆大雨，接著大雪紛飛，非常寒冷，令人感到驚恐。當天晚上便直接駐紮該地，十六日（十七日）早晨前往查看，牲畜都安然無恙。幸好此次裝備周全，並未嚴重拖延到行進的計畫；皇太子只要知道這點就夠了。」
（四月十七日，以上為《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五十四—五十六頁，記錄於皇太子奏摺之硃批）
皇帝軍團的行進路線，自四月十二日由獨石口穿越長城之後，幾乎是直接往正北方前進。在皇帝的信件中雖然只提到天候的狀況，但實際上面臨到的現實，卻遠遠更為艱鉅。離開獨石口進入南蒙古之地後，皇帝下令，為了提高行軍效率，每日須在日出前出發，至正午時分便停止前進，紮營炊膳，且一日只許用餐一次。皇帝本人也以身作則，率先實踐這項嚴格的規定。關於這些實情，皇帝完全未在信中提起，而是為了讓皇太子安心，努力以樂觀的態度敘述狀況。這在後來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用心。
「我這次遠行，巡視蒙古地區，發現親眼所見的景象，與過往所聽聞的大不相同。水源、牧地都很好，燃料也十分充足。牲畜的糞便雖濕，但小葉錦雞兒、沙蒿、芨芨草、萬年蒿、榆、柳條等各種草木，都可以拿來焚燒。在國境之內沒有可以掘土取水的地方。雖然有大批軍隊同行，但牧地、用水和柴薪等資源，還不至於到匱乏的狀態。唯一擔心的是天候多變不定，最怕的就是天氣在不知不覺中惡化，如果剛好遇到晴天，那就是天大的幸運。離開長城一線之後，雖然經歷過幾次雨雪摻雜的天氣，不過都沒造成什麼大問題。春天的青草可供羊群吃飽，馬匹則是會連同枯草一起吃。但願上天庇佑，假如不遭遇到雨雪，我們應該可以迅速完成此次的任務。
在此向皇太后請安。我與諸位阿哥、王、大臣、官員以及將士兵卒們都安好，皇太子身體可好？……」
（四月二十日，《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七十六—七十七頁，給皇太子之上諭）
文中「牲畜的糞便雖濕……」，所指的是蒙古空氣乾燥，家畜排出的糞便很快就會乾掉，最後只留下植物的纖維。蒙古人民習慣將這些家畜糞便中的植物纖維，丟入位在蒙古組合式帳篷（蒙古包）中間的爐火燃燒，藉以取暖、烹煮食物。不過，在皇帝軍團行進途中的南蒙古地區，因為有豐富的灌木、草葉（如信中所舉出的植物名稱），在燃料上毋需擔心匱乏。
另外，皇帝請安的對象──皇太后，是出身科爾沁部族的蒙古女性，為皇帝父親──順治皇帝的皇后，當時年齡為五十六歲，但並非康熙皇帝的生母。康熙皇帝的生母──佟皇后早在一六六三年逝世，當時康熙皇帝才十歲，佟皇后也才二十四歲。其後，康熙皇帝就由這位蒙古人皇太后撫養長大，成人之後，康熙皇帝也還是持續每個月會前往皇太后的宮殿數次，向皇太后請安。
對此，皇太后在四月二十二日皇太子的信件中回覆道：
「我的身體十分康健。看到這封信件，得知皇上身體安康，諸位阿哥皆好，士兵們也都精神飽滿，我軍在牧地、用水、柴薪等資源上並無匱乏的消息，十分欣喜。在此也向皇上問好，向諸位阿哥問好。」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八十一—八十四頁，皇太子的奏摺）
信中的「諸位阿哥」，指的是二十五歲的大阿哥胤褆、二十歲的三阿哥胤祉、十九歲的四阿哥胤禛（後來的雍正皇帝）、十八歲的五阿哥胤祺、十七歲的七阿哥胤祐、十六歲的八阿哥胤?，除留守北京的皇太子以外，已成年的阿哥們都跟隨皇帝一同出征。這件事也對皇太子後來的命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的身體安康，皇太子可好？諸位阿哥都好，大臣、將領、士兵們也都好。雨雪雖然不怎麼礙事，但卻接連不斷，因為這樣，讓我多少有點擔心。當地的蒙古人十分欣喜，表示該地年年乾旱，不長牧草，導致人民落入貧困的深淵，然而皇上一駕臨，便開始降雨和落雪，牧草也欣欣向榮。旅行之人與定居之人，在看法與思維上竟然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觀看牧草的狀況，足以讓羊群飽腹。馬匹雖然連同沙土中的舊草也一起吃下肚，但還不到吃飽的程度。牧草的狀態好，用水也豐足。我所經過的地方，不管走多遠，大軍都能和我一同行動，並不曾誤事耽擱。柴薪豐足。雖然不知道往後的狀況會是如何。」
（四月二十三日，《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六十一—七十五頁，皇太子奏摺上的硃批）
人在北京的皇太子，並不只是單純寄出報告政務的書信，還會送上各式各樣慰勞身處軍旅中皇帝的物品。在四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的信件中，便有如下的敘述：
「得知皇上說臣所送去的雞蛋都破了，要再用牢固一些的方式運送。上次是用柳條簍籃盛裝，內部雖然不會鬆動，但是沒有想到籃子本身柔軟，一旦從外部遭到擠壓，就會變形。這次改用木板釘製小型箱盒，以稻殼代替米糠，鋪在箱盒內部，再將蛋放進盒中運送。因為臣的愚拙，雞蛋總是在途中破損，該如何寄送才好，還請父親大人賜教。」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輯，八十四—八十七頁，皇太子的奏摺）
對此，皇帝以硃砂筆批上：「雞蛋夠吃，以後順便送上就好，不須特地寄送。」
（摘自：第一次親征──越過戈壁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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