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本土品牌在終端零售環境遭受歧視這一選題作采訪時發現，更多的采訪對象在同情國內品牌遭遇的同時，認為它們更需要提升品位、修煉“內功”。
“內功”如何修煉，政府在這一領域能否起引導作用？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答案非常肯定。日韓對品牌和設計的促進體制值得借鑒。
前幾年，韓劇《大長今》在東南亞的熱播，不僅帶動了韓國旅遊、餐飲、服飾等八大相關產業的聯動和發展，更廣泛傳播了韓國歷史和韓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執行品牌國家戰略的韓國品牌管理部門功不可沒。
韓國在產業資源部下設有設計品牌科，負責起草和品牌扶持政策的制定，規劃品牌發展，同時代表國家扶植本土優秀品牌。
2006年夏天，韓國更設立國家品牌管理總部，制定“KOREA品牌路線圖”，對內扶植世界一流品牌，對外支援出口企業在海外開展營銷活動。
品牌戰略令韓國本土制造在終端商業領域得以繁榮，而對設計產業的扶持，則令韓國掌握了更為前端的話語權。同是在產業資源部，其下還有設計振興院這一官辦機構，這家機構的資金80%來自政府，每年的政府撥款約合人民幣2億元。
比韓國更“激進”的是，日本的品牌振興機構由首相直接牽頭。2003年，日本出臺了“日本品牌”戰略，在內閣增設專門負責推行日本品牌戰略的“知識產權戰略本部”，該部門的部長是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副部長由內閣官房長官以及科技部、文部、經濟產業部的大臣擔任，可見日本對品牌戰略的重視程度。
上世紀70年代，日本曾確立科技興國戰略，2001年則轉為“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品牌戰略，而不僅僅是科技戰略，已經被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小泉曾對外表示：“日本的左臉是松下電器，右臉是豐田汽車”，而日本的服裝、日化、電子等產業則是日本在“軟實力時代”打造“酷日本”戰略更為軟性的抓手。
與韓國設計振興院和日本品牌戰略管理部門進行過深度接觸的資深設計專家、“海寶”的設計者邵隆圖對本報記者表示，韓國和日本的這兩大部門，以及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品牌戰略，對這兩國的日化、汽車及服裝行業的發展起了直接和關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韓政府在促進品牌發展時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具體。
例如，日本從1975年起就設立的“G標志”大獎，通過在終端商品上授權黏貼醒目的“G-mark”標識來鼓勵自主設計和創新，這一標志在日本企業界和消費市場具有極高的影響力，成為“高品質”、“高可用性”和“高穩定性”的象征。
相比之下，中國對設計和創意行業所給予的獎勵和補貼，透明度不高，宣傳力度也不夠。
上海在國內做得已算不錯。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也對優秀中小企業設立了創意和設計補貼，但目前業界知之不多。同時，這種補貼只能用來添置固定資產，專款專用。而對設計和創意行業的人來說，培訓、出國充電的機會更為重要。
設計和創意產業的另一大特點是，需要“設計經紀人”，為設計和創意企業與制造型企業牽線搭橋。邵隆圖認為，中國的設計和創意產業急需“伯樂”，發展“伯樂產業”是當務之急。
而設計振興院在韓國的設計產業中就扮演著類似伯樂的角色，既有中介性質——行業信息的集聚地，為設計公司和制造企業牽線搭橋；又有官方角色——代表官方舉辦兩大設計賽事——好設計獎和韓國設計大賽。這兩個大賽都設有總統大獎，還有國務總理獎、知識經濟部長官獎等。
被設計振興院選撥扶持的中小企業，得到的補貼約為總設計開發費用的50%~60%。
在中國，包括國家發改委、各級地方政府，對自主創新的支持和鼓勵并不見得少。但與對重型工業和大型企業的扶持相比，政府對同文化相關的軟性產業，如時尚、日化日用、消費電子，以及中小企業的重視程度尚顯不足。
而在中國語境下，設計向來并不被重視。曾在多家甲方企業有過駐廠經歷的上海卓悅百貨有限公司市場總監廖承藝感受到，以“老板口味”為導向的設計決策文化和機制，使得設計人才和作品得不到重視。而在歐洲，設計師的意見被尊崇到極致，這是法國和意大利百年來一直走在時尚前列的重要原因。
盈石資產執行董事周亮認為，在意大利，每10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設計師，中國如果能有1000萬人的設計師隊伍，“中國創造”的水平將在現有基礎上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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