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明娥 轉貼自：《舞蹈》
在華夏舞蹈的藝術長河中，漢舞以其清新、蒼勁、壯美的藝術風格獨領風騷。在歷經秦文化專制的塗炭踐踏之後，大漢勁舞以其狂級之勢，向世人展示了漢民族舞蹈藝術的泱泱風采。
同先秦樂舞的規矩雍雅和盛唐樂舞的華麗輝煌不同，大漢舞風洋溢著感性、豪放、質樸的藝術魅力，煥發著實現了大一統政治局面之後，中華民族的勃勃生機。
中國傳統文化在漢代正處於．個對內各民族之間往來密切、對外交流空前活躍的歷史時期。漢代舞風豐富多彩的大度相容性，便是這一文化氛圍的突出表現。如來自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巴渝舞》就深得高祖劉邦的青睞，登堂入室，成爲漢宮廷之雅樂。而廣泛盛行於民間和宮廷的“百戲”中自然也不乏來自中亞各國藝人的舞蹈雜技表演。《漢書·武帝紀》載：“（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元封）六年（前105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角抵”也即“百戲”，漢代樂舞雜技之泛稱。這種由皇宮組織的歌舞雜技演出，不僅規模空前，而且吸引了京城內外，甚至數百里遠的民衆前來觀賞，足見漢舞的泱泱壯美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魅力。不僅對內以樂舞活動顯示君民同樂、天下升平之氣象，漢代帝王也多以場景壯美的大型樂舞饗宴四海賓客。如宣帝元康二年，嫁楚王劉戊孫女解優於烏孫王時，便在平樂觀演出“大角抵”，奏音樂送公主遠嫁，招待匈奴使者及其他外國賓客（見《漢書·西域傳》）。文、景帝時，曾“設酒池肉林以饗四方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延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同上）
至武帝時，更是每每以“百戲”招待外國政要使者，顯耀大漢王朝的強盛與繁榮。這說明，不僅來自民間的諸多歌舞節目登上了王公貴族的大雅之堂，而且外國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也成爲招待國賓、弘顯大漢風華的宮廷雅樂。在華夏舞史中，漢代是繼先秦樂舞之後，又一座舞蹈發展的豐碑，它以其大度、包容的藝術風格載入史冊。
充滿現實主義和個性張揚的藝術感染力，直抒心志、緣情而舞的原創性舞蹈風格，在西漢立國伊始，就一掃先秦宣教政化、懷舊復古之樂舞遺風，令人耳目一新。史載，漢高祖劉邦在平定淮南王黥布謀反叛亂之後，“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爲歌詩日：‘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史記·高祖本紀》）這種感懷而動，即興起舞的舞蹈風格，自漢初始便蔚成風氣，史不乏書。如漢代宴會中，廣爲流行“以舞相屬” 的禮節性交誼舞蹈，即在宴會過程中，賓客之間相邀起舞的風俗。這種“以舞相屬”的社交舞蹈，便帶有明顯的即興特色，既是禮節，又含自娛色彩。其實早在楚漢相爭之際，便有鴻門宴中的“項莊舞劍”之舉載入史冊，漢立國之後，這種席間即興式原創舞風更是屢見不鮮。如西漢時長沙定王劉發，乃景帝之子，由於其母不得寵，故其封地小且貧。一次諸王晉京朝覲，劉發遵旨以歌舞祝福皇帝。起舞時劉發故作縮手縮腳之態，觀者譏之動作笨拙，皇帝也感到奇怪，問其爲何作此舞姿，定王答日：“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見《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應邵注）可見這類即興而舞的舞蹈風格，不僅具有應酬娛情之功能，而且可以宣泄情感胸襟之憂樂。《漢書·蘇建（附子蘇武）傳》載，蘇武出使匈奴在被扣押十九年，歷經磨難之後，於始元六年（前81年）被釋放回漢。行前，已降匈奴的漢將李陵設宴爲之餞行。席間李陵起舞唱到：“經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兵滅兮名已障。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歌舞畢．與蘇武訣別。漢高祖寵姬戚夫人能歌善舞，甚得劉邦歡幸。當其與劉邦欲廢太子劉盈（呂後之子）而改立戚夫人之子爲王儲的計劃失敗後，戚夫人悲痛欲絕。劉邦令戚夫人爲之跳“楚舞”並親自以“楚歌”和之，以蕩除胸中之積鬱。（見《漢書·張良傳》）再如漢武帝之子燕王劉旦謀反，被發覺，欲發兵又不能，鬱悶中，在宮中設宴與賓客群臣、妃妾共飲。席間，劉旦自歌日：“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無人！”華容夫人起舞唱到：“發紛紛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舉座皆泣。（見《漢書·武王子傳》）至東漢後期，這類悲劇又在漢宮內重演。不過角色已不是王子，而是帝王本人。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少帝劉辯即位。擁有實權的軍閥董卓率兵入京，廢劉辯爲弘農王，改立劉協爲漢獻帝，後又置毒酒藥殺劉辯。劉辯在宮中與皇后唐姬及宮人宴飲訣別時，感慨萬千，遂令唐姬起舞，邊舞邊唱，抒發其生死離別之情。（見（後漢書·皇后記》）這種以舞言志、以舞抒情、以舞宣泄自我內心世界感受的舞蹈壞淞與古希臘舞蹈的追求外在形體健美之審美旨趣，確實迥然有別，傳達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同美學風格， 漢代宮廷雅樂中也不乏源於生活、表現生活的鮮活舞風，滲透和散發著質樸的藝術氣息。如漢雅樂中，便保留有當年劉邦過沛縣時即興高亢的（大風歌》（終漢一代，在沛宮祭祀高祖時，便一直採用《大風歌》之歌舞）。高祖六年（前199年）下令天下立靈星祠，用以祭祀後稷神。其所採用的祭祀之舞《靈星舞》，便是類比農夫勞作動作的舞蹈。據《後漢書·祭祀志》載，此舞用男童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褥，驅雀及獲劉，春簸之形，象其功也。”這種直接來自生活、表現生活的雅樂，恐怕也是前所未聞的，體現出漢舞貼近社會的率真素樸風格。
漢代舞風這一藝術風格的形成，既與其社會文化浸潤孕育有關，也與統治者自身藝術審美的取向相表裏。漢初意識形態以黃老思想爲宗，摒奢華而倡質樸，這就爲源于生活的原創性舞蹈創作和舞蹈風格提供了良好而寬鬆的生存發展空間，而親近民生、娛樂民衆的舞蹈風格又無疑與統治者“與民休養生息”的執政理念相輔相益，故王公貴族們自然也積極推動並樂於參與其中。就後者而言，漢代開國皇帝劉邦本一介平民，自言“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史記·高祖本紀》），來自社會底層且以好“楚歌”、“楚舞”聞世，其言行中不乏楚風豪邁粗獷之氣。楚文化的浪漫、清爽氣質與黃老道家的率性而爲、返樸歸真的宗旨本來就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就其本原而言，道家之術本來便是楚文化之流韻溢彩)。劉邦在楚漢戰爭中，便以“四面楚歌”之勢動搖、震撼過項羽士卒之軍心。史載，劉邦素喜愛“楚舞”，其本人尤擅長“翹袖折腰之舞”。此“翹袖折腰”之舞姿，便是張衡在其《南都賦》中所言“怨荊西之折盤”的“楚舞”之風采，此舞以柔軟的腰功而盡顯舞蹈之魅力。及其晚年，依然鍾情、寄情于“楚歌”、“楚舞”，以宜泄其心志（見《漢書·張良傳》）。漢舞泱泱大度的豪放、壯美氣質，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應該歸功於楚文化的藝術浸潤？這一特點，我們可以從當時諸多文學家關於舞蹈的文學作品（如《舞賦》、《西京賦》、《南都賦》等等）中得以印證。在目前出土的大量漢代畫像石的衆多精妙傳神的藝術形象描繪中，我們更可以真切感受到大漢舞風展示、弘揚出來的豪邁、矯捷、浪漫：“羅衣從風，長袖交橫”（張衡《舞賦》）、“裙似飛鸞，袖如回雪”（張衡《觀舞賦》）的美輪美奐的舞蹈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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