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舊作：寫於2002年初，內閣改組前
台灣民主進程於1996年總統直選以後便一步步往前推移，2000年以選票換下了百年老店國民黨長期壟斷的一黨專政權，2001年進一步讓不求長進的國民黨丟掉立院監督權，這一切，全是民意，然而，從2002年開始具有拓展新局使命的新內閣和新國會該如何回饋民意呢？而長期以來眾多以依附掌權者和經濟現實為首要考量的台灣媒體，又應該如何調整身段，扮演好自由化、民主化後的台灣所需要的真正媒體角色？
回顧歷史，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如果能稱得上擁有「自主國家」（尚未正名的獨立國家），應該是從1996年開始吧！尤其在1990年代之前，這裡不是分散的部落，便是殖民者的奢侈品，當政者鮮少考慮到台灣人真正想要走的方向，也不用心為台灣尋找一個長治久安的前途，荷蘭人、西班牙人、鄭成功、清朝政府、蔣介石，甚至蔣經國早年，無一不是如此，因為他們有更主要的選擇，即使像蔣家王朝憑著一只利益交換甚於審慎考量的開羅宣言，在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急於結束戰爭而糊塗「出賣」台灣的承諾下，意外為這個王朝的政權得到苟延殘喘的「反攻大陸」跳板── 關於開羅宣言始末，在美國政治學者柯喬治(George Kerr)的＜Formosa Betrayed＞（中譯本：被出賣的台灣）書中有詳細說明，本文不再贅述── 蔣介石一心念望的還是「神州大陸」，台灣對他而言，太小，小到不足以成為國家，小到無須反省他口口聲聲傳揚的中華文化裡一再叮嚀當政者的箴言：「仁民愛物」……，這樣的歷程，台灣人（不論新移民或舊住民）都承受了，而且以務實的態度一步一腳印、流血出汗走出自己的路徑，很辛苦，但是，怨言不多。
也許是天公疼憨人吧！善於默默承受一切的台灣人還是得到轉機。不論蔣經國早年如何效仿父親的獨裁專政，在他領導下，台灣人除了被鞭策緊隨經濟政策賣力創造奇蹟以外，也開始擁有一點發言空間和「限量」參與國家選舉的部份自由，雖然美麗島事件流露獨裁本質，但是，「黨外」終於可以成立第一個真正的新政黨，甚至在中央政府裡，有能力和有理想的土生土長台灣人也終於可以和「外省族群」平起平坐，並進而掌握政黨領導權，這般重大的轉折，不論是蔣經國的無心插柳、私心計較或有心栽培，都值得台灣人謹記在心，至少他展現了一個領導者應該擁有接納不同聲音和不同族群的基本胸襟，如果他曾經有過失，這一段歷史足以將功贖罪了。
緊接蔣經國之後上任的李登輝，難免得周旋在一群跟不上蔣經國晚年眼界和腳步的蔣家家臣之中，也因此，原先被國際認為他將迅速引領台灣從部份民主躍入自由民主的期待，足足延後了八年之久，而他那一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名言，其實是蔣家王朝接掌台灣政權後，早就應該還給人民的公道，只要是以台灣為家為國的台灣人，不論他或她的祖先來自東方或西方，不論血液裡流的是那一民族的血脈，都應該為這一句話喝采，因為這是一位國家領導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信念，可惜，在許多沒有民主體制和自由理念的國家或政權裡，常常被領導者的利慾薰心掩沒，最後只剩下「民族救星」的虛假神位。
從蔣介石以來的這一段民主發展過程，如果政治人物或媒體人有心的話，早該倒背如流，即使不了解歷史的年輕後進，也可以在推展自由民主不遺餘力的國際組織Freedom House（暫譯為「自由之家」）網站上看到詳細的「評分」，自由之家每年針對世界各國調查並發表年度自由報告，在一份歷史評分比較名單（Annual 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Scores 1972-1973 to 2000-2001）裡，蔣介石時期，台灣人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和政治行使權（political rights）分數都維持在不自由的那一端，直到他過世，才進入擁有部份自由（partly freedom）的階段，而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後，分數又比蔣經國主權時稍微往自由的方向推移，等到1996年舉辦第一次自由公平的全國性普選總統後，台灣終於跨越民主門檻（Democracy Threshold）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如果比較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和新加坡（香港已經在名單上消失，畢竟是中國的一部份），則韓國早於1988-1989年進入民主國家之列，新加坡至今沒有太大進展，還徘徊在和台灣蔣經國時代所獲得的分數之間，是一個接近不自由的部份自由國家，再看看很多台灣人熱切嚮往的「祖國」中國，一直都是不自由墊底國家中的死忠份子，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它在都會區的快速經濟成長能夠為自己的人民帶來多少實質的自由果實。
往前繼續檢驗這一、兩年新政府上任後的表現，在經濟方面，實在不如以往，一方面是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另方面則是撤除了過去政府干預自由經濟的屏障，許多習慣保護政策的技術官僚和業者普遍適應不良，再加上新手駕駛，即使其中不乏學有專精之士，難免有經驗不足的狀況產生，此時宜放慢腳步謹慎為要，但是，淪為在野黨的「諸公」顯然不太習慣當觀眾或評論員的新位置，忘卻自己是如何失掉民心，也忘記自己曾經如何不長進，一味自抬身價，站在高處叫囂謾罵，卻不懂得以國家長期發展為首要考量因素，專心扮演好在野政黨的理性制衡角色，或者多少提供一些過去執政期間比較屬於經驗累積的技術協助，也難怪李登輝前總統大力支助新政府的作為，會得到人民掌聲，而另一位統派人士郝龍斌不計黨派理念差異懸殊，在環保署長職位上盡心盡力的理性表現，也獲得稱揚，他們讓人民看見：政治人物之間並非一定要鬥爭到你死我活，人民利益和國家前途，才是從事政治者應該始終放在第一位的信念。
可喜的是，儘管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大體表現不如人意，台灣人民的自由進程還是向前邁出一步，在自由之家2000-2001年的自由分數上，又往上提升，更接近歐美、日本等自由國家長年保持的成績，只是，許多政治人物和媒體忽視了這麼可貴的消息，也不用心了解在這份成果之後，我們還得花多少心力和時間，才能確切鞏固民主自由，這現象挺諷刺：可敬的台灣人民，以血汗換取自由成果，卻有許多可悲的政治人物和媒體每天醉生夢死於八卦和鬥爭之中，或者一心想回到一個看不見前景的虛幻王國。
如今，隨著日漸接近春天的腳步，又有新內閣和新國會吐露新芽，我們能夠看見符合國際高標準的政治和經濟表現嗎？還有我們的媒體，除了大量消耗不用腦筋的狗仔隊去緊盯名人的私生活和製造一堆堆不求實證的八卦、口水新聞以外，會不會專心、用力去製作更多深入本土人文、拓展國際視野且叫好又叫座的新聞報導呢？也許，這些掌握國家視聽大權（包括政治和媒體）且一向自認為領導時尚的「菁英」們應該先用心看看國際間的知識分子們正在「流行」什麼樣的理念，有多少人知道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可以涵括各個領域，甚至被認為「落伍」的手工業也是知識工作者可以亮麗演出的舞台？有多少人知道環保、人權和人文都可以和政治經濟相輔相成，甚至為經濟發展添增更適於飛翔的羽翼？有多少人知道一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義大利知識分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重新界定國家的領域，將公民社會和政治實權整合於國家體系之中，他更強調只有以道德和知識服眾且與被領導者並肩作戰的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霸權（hegemony），這樣的理念在知識界一再被傳誦，從社會學跨越到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從上個世紀延燒到這個世紀，越傳越廣、越深，因此改變了許多只相信以武力制敵的國家領袖的想法，推動國際社會區域整合的進程，也帶動民間團體跨越國界，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組織，而由研究他的理念聚成的義大利學派，更實踐葛蘭西一生最為推崇的行動力，在學界不斷延展勢力範圍，希冀更多人透過這套理念去正確解讀當代國家和國際時局！
我們真的不再需要那麼多高高在上、聽不見人民聲音、看不見人民生活實況的「政治菁英」或「媒體菁英」每天為我們製造許多損人不利己的八卦新聞和口水戰爭，尤其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只要願意動腦、謹守本分、為自己的職責盡最大心力的工作者，都有成為知識工作者的條件，我們的政府和民間應該攜手努力營造的是一個適於知識工作者的國家，讓每一位誠懇、自主和有創意的專業工作者，都可以在這當中汲取營養豐富的知識並受到尊重人權的法律保障；權責本應相輔相成，而不是像今天在政壇和媒體上一再出現的「罵死人不償命」的脫軌演出，只見爭權奪利，不見責任義務。
台灣能夠從一個孤立、貧窮、極權的過往，走到今天衣食豐足、自由民主的現況，憑藉的是許多台灣人民和有良知見地的外來移民（包括許多深入窮鄉僻壤的外國神父和修女）長年的默默耕耘和勤奮不懈，當我們和世界接軌的距離越近，就會有越多慕名而來的新移民（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外國人）加入我們的行伍，我們希望這群善意的移入者，能添增我們的力量，並被我們以和平友善的實際作為接受，一如我們也希望，當國人一旦外移，也被其他國家以公民身分一視同仁。何況，這片土地好不容易渡過嚴寒、準備迎接暖春，我們希望繁榮、自由的繽紛花草樹木繼續滋生盛放，也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得繼續善盡公民職責來灌溉這片土地，而各領域的領導者更應該謹記：真正的霸權絕非以權位、財勢或武力強奪而來，道德良心和知識智慧才是領導群倫永不落伍的真理。關於這一點，更需要推薦給通常是站在國家門面第一線的政治人物和媒體人，因為這兩個領域的人士是葛蘭西的國家定義裡「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的第一線代表，動見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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