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醫學院院長宋瑞珍今天發表聲明，否認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朱浤源博士剛出版的「槍擊總統？」一書中，曾經與他訪談過，並表示他並不認識朱浤源其人。……指作者以「學術正義」為訴求，在其「前言」第四章「本書的研究方法」中，註解第19項（第15頁）談到：“與包括成大醫學院院長……等進行深談”，並無其事。….聲明稿中嚴正否認，強調與朱博士素昧平生，從未見過面，在整個事件中，朱博士也未曾當面訪問過他，更不曾以電話訪問過，不知何來“進行深談”？因此特別發新聞稿澄清。(2004.07.05中國時報23:49即時新聞)
這件事一定有一方說謊，不管是哪一方，其中直指著田野調查方法論的危機。
如果是朱博士說謊，其人手握學術正義的權炳，操弄輿論，嘩眾取寵，當視同以捏造證據，處以重罰，解其研究員資格，逐出中研院，今後不得再為人師表。一個以捏造證據搶奪論述權的史家，比任何貪官污吏都要可恥。雖說此乃單一事件，與史家的人格有關，不可以偏概全，史有太史公之筆，不偏不倚，史家皆奉為圭臬。然而，千百年後，吾等又如何得知太史公之筆，果真不偏不倚呢？田野方法論最大的迷思，在於其不可重複性，只能倚賴一人之主觀判斷，做為客觀的標準。輕者，在個人主觀價值之上，追求客觀正義的最大化，本為學術研究不可承受之輕；重者，將客觀正義玩弄於主觀價值之間，動用客觀正義的當然價值，服務於個人主觀的相對價值。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以客觀正義為理想，後者將其視為為己所用的工具。然而，讀者又如何能判斷史家的意圖呢？不具有反思能力的理想主義者，與不帶策略算計的工具主義者，其實沒有太大區別，或者說是存乎一心，可怕的是，史家這一心之別，愚弄自己也愚弄讀者。
如果是成大醫院院長說謊，朱博士無來由的蒙受不白之冤，一股唐吉訶德似的堅持，淪為有心人士政治鬥爭的工具，只能大嘆學術無用，誠信無物。同情朱博士的際遇之時，恐怕更應該對田野調查者的素養，有一番更深刻的省思。一個田野工作者，不論是參與觀察或是深入訪談，都應有嚴重的主觀焦慮症，下筆時總兢兢業業，深怕個人主觀凌駕對象的主觀，曲解田野材料。尤其，當田野對象無法認同或接受記錄者的觀點，那恐怕是田野工作者最難堪的時候。在個人主觀與對象主觀之間，將解決衝突的方法訴諸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不平等的論述權力關係，是最可恥的做法，以學術暴力強暴被書寫對象的主觀性，不論被書寫者用何種方式反撲，書寫者只能無地自容。
這件事還有第三種可能，成大醫院院長否認曾接受朱博士的採訪，並沒有否認曾接受相關的採訪。或許，朱博士的助理代替朱博士進行在成大醫院的田野調查工作。若是如此，那就真是皆大歡喜，原來誰都沒有說謊，只是誤會一場。值得警惕的是, 田野工作者應當有實證主義最基本的堅持。田野調查的不可重複性，在於一時一地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參與者共同創作的產物，永遠不可被複製。縱使如此，田野調查方法還能夠成為近代社會科學最有用的方法論，乃在於其所講究眼見為憑耳聽為實，事必親躬的實證主義精神，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豈不跟在家裡看電視新聞報導，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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