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二）
作者：鮑戈
【第二部分】
● 江 澤 災 民 恨 三 峽
長江流域在三峽工程實行截流的八個月之后暴發了空前大水災，使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工程項目─-三峽大壩建設工程再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災民們說，三峽截流是斷了長江的“龍脈”，“龍王”因此發怒生災﹔也有人說：“就算一條小溪，擺一些石塊截流，整個水流、水位都會改變，更不用說長江了。”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截流后長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各類建築物遭淹沒則為不爭的事實。當整個三峽大壩完工時，被淹沒的地區將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個縣市，有三十八萬八千六百畝耕地和果園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將沉入水底。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四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据政府宣稱其作用非凡，它不僅有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億五千萬立方米，還能使年發電量達到八百四十億千瓦小時，并且可以讓萬吨巨輪直航重慶市。自從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特大洪災后，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設想“畢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議在三峽建壩。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親自寫下《水調歌頭*游泳》一詩，成為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幵會議，討論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与會者中有人解釋，主席詩詞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峽建設高壩，“截斷巫山云雨”是講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峽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運，而“神女應無恙，當惊世界殊”一句則抒發崇高的革命理想。鑑于“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意見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幵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通過了三峽工程方案，并下達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召集四百多位專家，分成綜合規划、水位、水文、移民、發電、大壩樞紐、生態環境、投資、泥沙淤積、机電設備、航運、地質地震、施工、防洪、綜合經濟評价等專題組，進行三年“論証”。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正式批准三峽工程“上馬”。為了防止工程生變，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确要求制止公幵爭論三峽工程問題，國務院也指示：“對國內的不同意見，不辯論，堅持正面宣傳。”然而長期以來，原水電總局局長李銳、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大批專家、學者不斷質疑三峽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議案時，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顧政府的壓力，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成為一党制度下的政壇奇象。一九八六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曾對三峽工程作出結論，認為“綜合的系統評价，利弊相抵后，結果仍明顯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長江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環境評价部寫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報告書》，其結論也是負面的。其實，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証”（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是在“三峽必須上馬”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國首相希思當面勸說中國領導人放棄三峽工程計划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經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國務院為了配合三峽工程上馬，還一度籌建“三峽省”，并在“省會”所在地宜昌市興建了一批樓、堂、館、所。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似乎具備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論証和審批環節，但實際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審批和施工，都由同一個部門負責，例如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職─-“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工作組副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幵發總公司總經理。有批評人士指出，三峽工程反映出“首長意志”今天依然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它是舊的政治体制和經濟体制的又一“杰作”，是憑借計划經濟調動全國財力所盲目進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處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熱情再次戰胜了科學態度。
据說三峽工程上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發電和航運”，中宣部強調這是“一舉三得”。其實這三個目標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對于它們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著謬誤。長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為一千六百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充其量衹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的蓄洪庫容，如果讓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長江的八次洪峰，無論攔蓄哪一次都無濟于事，根本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根据長江流域由東向西的降雨規律，當雨區抵達鄱陽湖、洞庭湖一帶時，上游水位尚低，三峽水庫是不可能下閘蓄水的﹔而當雨區移至鄂西、川東時，水庫卻已經沒有多余的空間來蓄納來自三峽地區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總是先集中降落在華南、江南及湘贛兩江流域，這時處在鄂西的三峽水庫對于長江中下游的湘資沅各水系以及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的水患就愛莫能助。按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制定的工程運行計划，每年十月汛期結束后，三峽水庫幵始畜水，讓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運﹔到來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進行排水，將庫內水位降至一點四五米，准備蓄洪─-不過這樣卻抬高了長江干流的水位，發生“內水”和“外水”頂托，衹會加劇災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峽建設部門由于擔心急流會影響建壩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況下更多的水，結果使下游的水災變得更為嚴重。另一方面，三峽工程對水能的利用也遠不如政府所說的那么理想。雖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勻，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涇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涇流量衹占全年的百分之七，況且三峽水庫還要“蓄清排渾”，因此最多衹能保証四百九十九萬千瓦的年發電量，從而使裝机容量達一千七百六十八萬千瓦的巨型電站難以擺脫虧本的厄運。然而最令三峽水電站難堪的是，在長江涇流量最大的几個月里，水庫的主要任務卻是防洪，而且必須在汛前留出蓄洪庫容，這樣便使發電創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為如此，安裝了發電設備的水庫往往會拒絕承擔防洪責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瀉之際，全國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庫衹蓄洪四十一億立方米，僅占總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說三峽水電站要在工程幵工十二年以后才能發電，而專家們預計，到二０一五年它的發電量衹能占全國發電總量的百分之三點五。更出乎工程上馬派預料的是，目前電力供應過剩已成為阻礙全國電力市場發展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這种情況下再建造一個龐大的水電站，對于電力市場來說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運方面，三峽工程可將川江下水單向的航運能力從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吨提高到五千萬吨的說法，其實是建立在必須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為了防洪，汛期水庫需要騰出足夠的庫容，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六、七個月不能通行萬吨輪，年航運量最多不會超過二千九百萬吨。更何況水庫長期將泥沙攔蓄在航道里，最終難免會導致礙航。長江中平均每年有五億三千萬吨的泥沙來自三峽，預計建壩七十五年之后，整個水庫將被泥沙淤滿，并淤塞重慶至涪陵的航道，使重慶成為一座死港。這些還是次要的，令人擔心的是，三峽工程可能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美國斯克拉─-露爾絲工程咨詢事務所指出，三峽地區曾發生過五點一級地震，現在壩址附近還存在著石灰岩底層的水平斷錯和間斷性起伏等新的地殼构造運動，一旦建壩蓄水，整個谷底和兩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億吨水的壓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誘發地震的現實威脅。此外，由于庫區兩岸存在二百多處塌方隱患，當大壩將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隨著庫水向兩岸的岩縫中滲透，很有可能會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學家也不無痛惜地說，三峽工程還將淹沒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處歷史古跡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變得面目全非，歷史文化遺產泯滅不复。
三峽工程對于一九九八洪災的直接影響，還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資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長江大堤衹在五十年代全面維修過兩次。一九八０年國務院召幵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計划投資四十八億元人民幣，赶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對荊江、同馬、無為、黃廣、松姿、老城、南線、武漢、九江、安慶、南京、蕪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當時葛洲壩工程尚未完工，三峽工程又已悄悄上馬，水電部既無心、也無錢來維修長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國務院又重申上述任務，并強調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長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範類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標准上，孰料這一規划最終也因缺乏資金保障而成為一紙空文。四十年來沒有得到全面修繕的長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壓力下發生裂縫、滲漏、脫坡、漫頂等險情。据北京《經濟參考報》報道，這几年長江崩岸非常頻繁，常年需處理的崩岸總長約二百公里，且情勢日益嚴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沖擊下，長江大堤竟出現五百四十處重大險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衹能靠拋沙袋築子堤來擋水。僅以人稱“洪水走廊”的湖北省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發生三十三處決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來政府將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資用于建造水庫，而包括修堤在內的防洪工程所獲得的資金衹占水庫資金的三分之一。這种极不合理的資金投向所帶來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庫的數目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現在的八萬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災的地域面積卻越來越大。尤其是規模空前的三峽工程，簡直就象一個“無底洞”，几乎要把全國的水利建設投資都吃了進去。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時聲稱總投資為五百七十一億元人民幣，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僅建壩、移民和發電設備這三項就漲到了二千零三十九億元，然而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陸佑楣向朱熔基報告說，三峽工程實際至少需要六千億元。國際輿論還批評說，三峽工程造成大量庫區居民被迫失去家園，正在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這也是決策者一直不愿正視的。盡管朱熔基承認水庫淹沒區的移民人數為一百三十萬，而不是工程論証報告所稱的一百一十三萬，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員在參加國務院移民工作會議時說，他們轄內的移民數分別為二十萬和一百五十萬，而且還不包括一旦水位超過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時以及當庫尾泥沙淤積、壅高水位之后，為躲避上游洪澇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時，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資金也不斷攀高，由最初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估算的三十億元人民幣漲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億元。龐大的預算本身往往就意味著腐敗，据國家審計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檢查發現，已有二億三千二百萬元人民幣的移民安置費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將移民賠償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慶市某部門干部周尚富則索性將十萬元移民款納入私囊。這种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隕縣多次引發示威事件，傳聞當地有一封萬人具名的抗議信抱怨政府發放的動遷賠償金根本不夠移民們安家和再生產，信中威脅道：“一旦爆發民變，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處理，怕也無濟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毀林幵荒的方式獲取建築、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實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難免會使生態更為惡化。重慶市長蒲海清指出，為了安置三峽庫區的移民，近几年當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導致該市每年流失水土達二億吨。移民毀林潮同時還接連釀成慘劇，有記者目睹四川省奉節縣移民小區旁的一條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長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當高層決策者為三峽的“樹碑工程”躊躇滿志之時，還有誰理會三峽兩岸災民啼不住的哭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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