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國家與發展，的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面向廣闊，諸如環境發展、宗教發展等，近代民族國家之形成，更深深影響著各類型之發展，不過在這裡礙於篇幅所限，以及為集中焦點之故，本篇擬以國家與經濟發展作為核心。當然，在論述過程中難免涉及環境、社會變遷等範疇，但將不會作為本篇之主軸。
全篇先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理論作介紹，主要分作三階段析述之：一、傳統論述與東亞現實狀況；二、東亞金融風暴的衝擊與反思；三、全球化的觀點。此只為一巨觀式論述，故此下一章以臺灣自1949年來的經濟發展與國家之關係作一闡釋，然後得出結論，為近年來經濟發展和國家之間的一些關係作出梳理及釐清。
貳、二戰以來世界─東亞經濟發展的一些論述
一、傳統論述與東亞現實狀況
在此節的論述中，首先有一點是需要釐清的，就是古典經濟學中，從來沒有否是過國家（或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沒有一個政府去界定産權、維持秩序、調解糾紛、經濟體系也就沒法運轉；經濟自由主義也從來沒有排除政府的存在，恰恰把政府存在做爲市場條件下的前提，只是爲了簡化，常常不說出來而已。
正如經濟自由主義的鼻祖阿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國當論》中，雖然認為國家財富不是依存於自覺的政府計劃，而是依存於個人進行交換、專業化和擴大他們的市場自由。在自由交換的過程中，我們達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於強迫我們的交易夥伴，也不是由於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於在交易過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已心相契合，這也是經濟學上所謂的「雙重需求偶合」。在阿當．斯密此一論述中，也沒有否定過國家存生此一前題。但西方商業價值中往往自動隱藏國家存生的因素，漸發展出自由放任主義的一些相關論調。
誠如100 多年前，人們最看好的拉美國家──阿根廷和巴西；100 年之後這些拉美國家仍然匍匐在世界經濟的尾端，而那些原本經濟落後地區早已經絕塵而去。二次大戰時，東亞地區滿目瘡痍，令人慘不忍睹，這個地區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連非洲都比不上──至少非洲還有鑽石、黃金和象牙，東亞地區卻只有衣衫襤褸的貧民，爲什麽戰後首先實現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卻是在東亞？更令經濟學家不解的是，拉美國家幾乎具備新古典經濟學給經濟增長列出的所有條件：私有化自由貿易，金融部門的對外開放，議會民主制多黨制等。這些也是世界銀行等機構共同商議而成的「華盛頓共識」──對於二戰以後全球經濟發展的一些「通論性」解釋。而這個華盛頓共識論述的自信就是來自於80 年代在某些拉美國家推行改革的成功經驗，相比之下，東亞國家「像是從來不做家庭作業的學生」，卻能夠經濟起飛，而拉美則成為泡沫，積弊不振 。
在華盛頓共識中，國家應對經濟發展減少干預，使之自由發展，從而達成提升國民生活之目的。但東亞二戰之後的經驗，卻與之剛剛相反，高度的國家統御、威權的政府、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些因素在八十年代都被視為經濟發展的毒藥──然而在東亞地區，已經不知不覺的施行多年了。就台灣地區而言，從土地改革、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多個「四年計畫」、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獎勵投資條例、產業升級條例，加上專業的經濟技術型官員：如尹仲容、李國鼎等，無一不是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產物。這些措施與菁英的任用使台灣的經濟急速起飛，在台灣如是，在東亞亦如是。這段輝煌的經濟發展時期曾被人稱頌為「台灣奇蹟」；更廣大地區而言，這是「東亞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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