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老師突然問及「何時開始寫作？」，我不禁也頓了頓，答道：「讀小學時候開始的吧？」童年的故事，是遙遠而清晰的過去。
我從小就喜歡繪畫和寫作，但繪畫的天份比較早熟兼受注目，加上台灣小孩學寫作的風氣較盛，所以也沒怎麼強調寫作這門「不務正經」的功夫。當年台灣流行學校老師自行在校外開才藝補習班，我也跟風去上國文老師開辦的寫作班，學生濟濟一堂，熱鬧的程度甚於香港時下的會考精讀班。教寫作的導師是學校裡甚有份量的國文主任，年屆退休之齡的老先生，據說是老一輩頗有影響力的行尊。老先生退休之前教我們班，我小時候比較聰穎，成績突出，年年都拿第一，甚得老先生歡心。所以在作文課，無甚文采的我往往寫了幾篇有趣的習作，得老先生稱讚一番，貼出來給同學看，就開心了半天。
後來，家裡訂閱了一些《兒童日報》之類的刊物，專門刊載學生的文章，我就興致勃勃地寫了些稿投去，過了幾個月，真的在報上登了幾篇，雖然沒什麼稿酬，但我那種童稚的熱情可燃了起來。我拿了報紙去給老先生看，他高興地認定了自己門下出了個「高徒」，也在學校裡大肆宣揚起來。然後，我胡里胡塗地被安排在早會讀報給全校聽，還當選了什麼「模範兒童」，去和市長握握手，拿了幾個獎狀。一切塵埃落定了，我坐回那張小學教室裡歪歪的凳子上，我還是我，可沒變成什麼「大作家」。
上了中學，我第一間讀的是女校。到處都是那種斯文乖巧、訓練有素的淑女，寫得一手秀麗的文筆，像我這種粗粗魯魯的女孩子，找洞鑽都來不及，更何況向老師「獻寶」？所以初中頭一年，我就埋在繪畫的圈子裡，練習木顏色漫畫，完全丟了寫作這回事。偶爾老師要求交國文作文，又是老掉牙的「環保教育」命題，我就在家裡翻了幾本百科全書，東拼西湊地交了一篇文章上去。可笑的是那篇文章又給拿了去參獎，得了一個無聊的獎項，老師還讚我會寫「資料性分析」的文章。但是在那個年頭，我還認定自己將來必走上「文科」的路，因為自己非常不喜歡數理。
世事難料，不久我就搬來了香港。基於語言溝通上的障礙，我漸漸地變得很自閉，身邊只有一個喜歡繪畫的朋友，使我更傾向了繪畫才能方面的發展。那幾年我特別喜歡上美術課，每一次交作品前都反復練習好幾次，直到自己滿意為止。但是我非常羨慕那個朋友家裡有錢供她去學油畫，我卻失去了以前拖著水彩大木箱四處「野外寫生」的那種「藝術家姿態」，所以在中四那年開始就斷然放棄了從畫的志願。
我還是一直默默地繼續我的筆耕。苦悶的中學生活沒有太多寫作的空間，土包子的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青年文學獎」，只知道我向來不喜歡那些徵文比賽得獎的文章。那些文章的文筆流暢，行雲流水，但錯就錯在「文章的思維幼稚」這個問題上。從被鑲嵌在一個模子裡雕出來的「模範文章」，一篇套過一篇地「標準化」公式，把文章假想成築在不敗的基礎上，稱之為「寫作技巧」，結果在不懂得變通的學生身上大大發揮作用，人人齊寫通篇一律的死板文章。我覺得我這種想法多少有點偏激並帶點成見，因為我幾乎沒有去投過什麼徵文比賽，大概是受了一些不好的得獎作品影響，對這種制度有一點叛逆的排斥。
中學時代，最終因為害怕背誦課文而選擇了理科。我想追求完全自由的思考空間，但課堂上僅存的「實用文」不能滿足我的需求。我開始向課外讀物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六那年例牌交的「閱讀報告」我選了白先勇，翻爛了白先勇的小說，然後洋洋灑灑地交了一篇幾千字的評論上去。結果，學校找來了我，說是推荐該文去參加什麼比賽云云，要我確認一下，然後就沒有下文。有時候，我也嫌自己太消極，或許某些榮譽是要靠自己去爭取的，就像是貼一些名牌在自己身上一樣，去證明一些什麼。其實名牌本身是毫無價值的，它短暫的效益就是一種妥協。或許在將來，當我想把自己綁在這種追求上面，我就會去做。
我的文字緣起於童年，對現在的我來說，文字是我說話的一種態度。它永無止境的高度，才是我一生的追求。那種揮灑自如的痛快，我終於在新聞台的日記裡流露出來。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