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彌陀佛，說德文嘛也通
─佛教在德語地區的傳佈發展
東風西漸，自從西方天主教逐漸式，充滿神秘色彩的東方佛教，成為歐美國家無神論者、形而上擁護者的最愛。再加上近年來達賴喇嘛多次訪問德國，媒體爭相報導，造成轟動，更引發群眾對佛教的興趣。時勢所趨，今天，你無論走到德國哪一個大城市，都可以發現佛教活動，例如，演講、打坐研習、研討會、禪修會、信徒聚會、座談會…….. ，去的時候，如果當日沒碰上，可能是幾天、幾星期後即將舉行，或剛剛辦過一個，總之，一年到頭活動不斷。這種空前的熱門現象，簡直是二、三十年前所無法想像。
無可否認，佛教與西方歷史文化無直接淵源，當時，提起佛教，一般德國人不僅陌生，同時下意識產生排斥，認定是非我族類的宗教信仰，和他們毫無瓜葛。由於它特殊的異國情調色彩，當一位德國人公開表示他是佛教徒時，周圍親友便心照不宣，暗中給此人貼上「某種」標籤。雖然未必公平，卻不全然屬成見，從佛教引進當地的歷史及背景，就明白其來有自。
無論德國、瑞士、奧地利，六十年代是佛教在歐洲廣泛流傳的重要里程碑，其中，達賴喇嘛是關鍵人物，透過媒體，許多歐美人民因崇拜景仰達賴喇嘛，進而對佛教發生興趣，蔚為風潮，成為當時的一種時髦。再進一步分析，這也是工商發展、經濟起飛，物欲橫流下的必然情況，而逐漸產生返璞歸真欲望。放鬆緊崩的神經，追求內心寧靜，有賴佛教不假外求，結合智慧、倫理、靜坐的圓融與和諧，成為西方人心靈指標，尤其，佛教強調眾生平等，不拜神祇，不刻意突顯獨一無二性，不排斥其他宗教，更贏得知識份子好感。
但是，另方面，佛教也提供患有「主流文化適應不良症」的歐洲人，一個逃避管道，它被嬉皮人仕當作反傳統的招牌，代表神秘的象徵，難免令人和吸大麻、吃迷幻藥、性關係隨便聯想在一起。由於出發點和動機往往和否定傳統、反天主教、反主流文化脫不了干係，有時候反而成為一種抗議工具，抱這種偏激心態信奉佛教，有「為反對而反對」，走火入魔之虞。例如它也是喜好標新立異人仕的最佳旗幟，尤其，處於叛逆期的德國青少年，學校必修的宗教課程中，明明是領洗的教徒，卻故意選擇佛教，以顯現自己的與眾不同
細說從前─佛教的軌跡
佛教在德國風行雖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實際上淵源久遠，可以追溯到一兩百年前，其中，哲學家叔本華(1788 - 1860)是值得一記的關鍵，他可以說始開佛學研究之濫觴，透過他的啟發，後人開始注意佛教，當時叔本華甚至已經預見：「基督教的沒落日益加劇，印度的哲學智慧將在歐洲流傳，老實說，我個人偏愛佛學……..，由於其深具哲理性，傳播方式不同於基督教從販夫走卒階層開始，首先對佛教發生興趣的必是知識份子、學者之流」（摘自叔本華《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果然不錯，一開始，德國人對佛教的興趣與接觸，與其說宗教，倒不如將它歸類為哲學思想研究。尤其，佛教毋須服從神的權威，個人思想與愛智的欲望因此有發揮餘地，所以，當時知識份子趨之若鶩，他們將個人心得經歷寫成專書發表，繼續擴大影響力，成為西方人研習佛學典範，例如，根據世界名人錄（Who is who，有關德國佛學者部分）記載，有奧登堡（Hermann Oldenberg，1854 - 1920，重要著作《佛陀的生平、思想和宗教組織》，1881年出版）、沁默曼（Friedrich Zimmermann，1851 - 1917，重要著作《佛教教義問答手冊》，1888年出版）、卡路斯（Paul Carus，1852-1919，重要著作《佛教福音》，1894年在美國芝加哥＊出版；＊註：卡路斯原任教於德國德勒斯登軍事院校，因其傾東方哲學觀念思想不見容於當時社會，而移民新大陸）、諾以爾曼（Karl Eugen Neumanns，1865 - 1915，將一系列佛陀與弟子對話語錄及言論集從巴利文翻譯成德文，1892-1918年出版）。
在這些學者鼓吹宣傳下，有愈來愈多歐洲人對佛教感興趣，愛到極點，出家修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條路，當時，錫蘭、緬甸是熱門「留學」聖地。1902年，安東‧華爾特‧君特(Anton Walther Gueth，法名：Nyanatiloka ) 成為第一個歐美國家的「洋和尚」。他對佛教貢獻良多，影響深遠，透過他的翻譯介紹，不只德語地區的人終能得其門而入，其他歐美人士也尊奉他為指路明燈，身為佛教西傳的橋樑，君特堪稱居功厥偉。
德國佛教先驅君特小傳
1878年2月19日，君特生於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父親是中學校長，他熱愛思考、大自然，從小就有強烈宗教傾向，雖然天主教教義無法滿足他，但當時別無選擇，滿腔狂熱之下，仍然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成為天主教神職人員。十九歲那年，君特留書出走，實現計畫已久的心願，但在修道院只住了很短的時間，很快就發現，天主教許多僵化的教條形式，不僅令他感受不到神的愛，甚至局限個人內心自由，和他的理想有很大差距。失望之餘，君特又回到父母身邊，並轉而研究哲學，經常和知己好友討論伯拉圖、叔本華、托爾斯泰，希望在其中尋求真理。
1898-1900年，君特進入法蘭克福音樂學院，主修音樂理論、作曲和小提琴、鋼琴，這段期間，基於悲天憫人心懷，他開始吃素，在一家素食餐館，偶然聽到當時著名宗教哲學家波爾默(Edwin Boehme)有關佛教的演講，立即深深觸動他的心靈。隔天，他向教授巴塞曼先生(Bassermann )提起這場演講，巴塞曼本人非常嚮往印度的隱修生活，發現君特感興趣，於是找出一些翻譯的佛教經典和問答語錄，借書給他的時候半開玩笑地交代：「可別出家當和尚」沒想到不久竟一語成讖，君特在書中找到尋覓已久的答案。沒多久，便決心前往印度修行，雖然他意志堅定，但基於經濟顧慮，一時仍無法實現。
1900年，君特轉到法國巴黎音樂學院，1902年接受經紀公司安排，瞞著家人，揮淚告別羅馬尼亞籍至友，以小提琴演奏為由前往印度。1903年君特抵達孟買，當地人卻告訴他，錫蘭才是出家佛教修行的地方，到了錫蘭，找好當地一家著名寺院，正準備接受剃渡儀式，這時候，聽說緬甸仰光有會講英文的法師（Ananda Metteya ），於是改變主意，轉赴仰光，在當地他果然如願以償，和道行高深的法師朝夕相處，長達一個月之久，之後自己在聖殿附近找一塊安靜的地方繼續修行。
1904年，正式成為出家人的君特，開始研讀巴利語（印度方言之一），六個月之後，他已經可以和其他和尚以巴利語交談無礙。年底，君特和一位印度出家人前往緬甸北部著名山洞學習禪坐入定。隔年返回錫蘭，繼續研習巴利文和經典，期間，第一本德文翻譯：《佛教徒》問世。1906年，君特第一次收門徒，一位是位來自荷蘭，年方二十的青年貝根達（Bergendahl，1886-1915），另外還有德國的史丹爾(Fritz Stange ，1874-1910)和來自蘇格蘭的麥克肯尼(J. F. McKechnie，1871-1951，後來還俗)。
西方僧侶赴亞洲求道最大的問題是，如果留下，可能因當地生活條件衛生環境太差賠上健康或性命，歸國宏法，卻苦無安身之處。因此，1908年，君特極力奔走呼籲，希望在德國興建寺廟，可惜時機尚未成熟，飽受周遭質疑冷眼相待，孤掌難鳴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斯里蘭卡西南方設立「靈修之島」（Island Hermitage）給方便，從1911至今，一直是歐美僧侶修行中心， 1984年開始也接納女尼。
君特畢生致力佛教，由於他極具語言天份，除母語德文，尚精通希臘、拉丁、英文、法文和義大利文，到了亞洲之後，很快學會緬甸語、巴利語（印度）、辛哈拉語（斯里蘭卡）和梵語，他善用這項才華，貢獻所學，將佛教經文著作翻譯成各種西方國家語言，播下佛法的種子。1957年5月28日君特逝世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他是唯一受到斯里蘭卡以國葬殊榮禮遇的歐洲人。
另外，和君特同一時期的賽登史第克爾（Karl Seidenstuecker）也是德國佛教發展史上重要人物，他是研究印度的學者，1903年八月，賽登史第克爾在萊比錫成立德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佛教傳法協會」，但是，由於一般民眾對東方宗教的隔閡與不了解，佛法傳播進展緩慢，不過，至少是一個開端，為有心研究東方哲學人士提供切磋討論的環境。
弗勒瑙寺廟之父─戴爾克
曾被君特視為當務之急的佛教寺院籌建工作，這個心願直到1924年，在戴爾克（Dr. Paul Dahlke，1865─1928）的努力催生下，終於實現。戴爾克生於東普魯士，是信奉佛教的醫生，他小時候經常跟隨父母拜訪一名熟識的佛教僧侶，由於對這位和尚的崇拜景仰，他十三歲那年甚至立志出家，日後雖未實現，但對佛學的熱愛始終不變。
1900年，戴爾克終於籌足經費到錫蘭旅行，他勤於向當地僧侶問道，為了閱讀經典需要，甚至苦學巴利文，從此正式成為佛教徒。之後，旅行亞洲不下七次，足額遍及印度、中國、日本、緬甸、印尼、泰國，鑒於多次亞洲經驗，眼見歐洲僧侶在當地落腳修行困難，在德國興建寺廟念頭逐漸萌芽。1914年秋天，當他計劃再度前往錫蘭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受阻。此時，戴爾克把旅費拿出來，在德國北部小島上買了六十公頃的土地，後來得知政府決定在當地蓋水壩，怕影響出家人清修而打消念頭。
1919年他在柏林弗勒瑙區（Berlin-Frohnau ）購入三十公頃荒地，以籌募來的捐款和私人積蓄作建築基金，1923年開始動工，隔年八月落成。戴爾克和幾名佛教修士共同遷入，它的外觀仿照亞洲一般常見寺廟，內部陳設由錫蘭高僧佈置，寺廟沒有廚房，他們平日飲食全賴蔬果，一切生食，符合佛教養生之道。寺廟完工以後，經常有亞洲及西方僧侶往來，發揮極大宏法功能，成為當時遠近馳名的佛教中心。
戴爾克為順勢療法（Homoopathie）專科醫生，順勢療法的醫學理念和佛教觀點頗有共通之處，兩相結合下，臨床效果特別顯著，他生前廣受當地病人愛戴，儼然一代名醫。1928年戴爾克因心臟衰竭去逝，遵照他生前遺囑，死後葬在寺院一角。這座寺廟目前已列為柏林市古蹟之一，受法令保護，七、八十年來忠實見證佛教在德國發展的歷史。
盛況空前的佛教現狀
蹣跚走過蓽路藍縷，1955年「德國佛教聯盟」（DBU,Deutsche Buddhistische Union）成立之後，開始漸入佳境。尤其，隨著氣功、太極拳、針灸、少林功夫盛行歐美，對佛教產生推波助瀾之效，佛教團體急速成長。根據統計，目前德國的佛教團體已從當年四十個，增加到五百五十個。它們分散全德各地，正式會員總數高達五萬名。這些組織按照當地遊戲規則，立有章程、規定，定期聚會，並不定期舉辦大小型會 議、講座、研習，會員有繳交年費義務，每個團體除了有自己的網頁、會刊，甚至市面上有專門雜誌發行，其中最具規模、歷史、影響力最大的，應屬「蓮葉」季刊 (Lotusblatter，1987年創刊) 。
實際上，德國人心目中的佛教從來不是純粹宗教，尤其，近年來情況更明顯，透過當今流行的醫療方法、哲學研究、少林武術和素食，直接間接引起業者、病人和顧客對佛教的興趣，許多醫生、治療師、教師、練武者因此成為佛教忠實信徒。例如，今年六月德國一位律師戴勒 (Rainer Deyhle) 先生，將在柏林市中心成立「少林寺」，按照他的構想，武者在五百平方公尺大的健身房練功之後，接著到隔壁另闢的禪定室打坐，他甚至專門聘請三位正宗少林寺功夫師傅長期駐院指導。另外，兩三星期前，柏林也有一家私人創辦的佛學院開張，院長是任職出版界的魏澈爾( Sylvia Wetzel ) 女士 她表示，佛學院將定期舉辦佛教開示、演講座談會、坐禪及瑜伽，甚至提供藏語課程。魏澈女士承認，大部份德國佛教徒對於深奧的教義及理論通常一知半解，實際上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的確有其困難。因此，佛學院提供親身體驗及實際練習為主，例如，靜坐、呼吸、觀照、運氣等。除了無數德國人開辦的機構、禪坐中心，來自台灣的佛光山(以柏林規模最大) 和韓籍女尼主持佛教寺院(位於杜塞多夫)，已經成為德國當地著名的佛教寺院，成立之始，可能主要用意是提供海外僑民宗教信仰、精神寄託，由於其「正宗」地位，逐漸有反客為主趨勢，例如不久前的佛主誕辰慶典，當天，杜塞多夫寺的佛教寺院湧入五百名信徒，其中四百人是德國人。
最近，還有一位叫布魯恩(Horst Brumm)的德國人發下宏願，計劃在德東布蘭登 堡附近小鎮麥茲(Menz) ，建立一個可容納六百人的佛教社區，目前布魯恩正努力籌募一千五百萬馬克建築基金。大家對於他這項舉動不解，懷疑根本不可能 達成目標，布魯恩在街接受記者訪問時一邊撥動佛珠，一邊虔誠地回答：「如果 今生完成不了，那麼就來生吧！」並意志堅決強調，無論如何他不會放棄。
由於德國菜主要以肉類為主，一般飯館不提供素食餐點，有鑑於此，賀爾靈(Katharina Hering) 女士在柏林開了一家素食餐廳，她把內部裝潢成日式寺廟模樣，獨具一格，成為當地最有特色餐館之一。尤其，在狂牛症風暴陰影之下， 更加門庭若市。身為佛教信徒的賀爾靈認為，與其定義佛教為宗教，倒不如說它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或哲學，自從她信奉佛教之後，學會了自我控制，不僅承 受壓力的能耐增加，家庭中也減少許多暴戾之氣。這番話恰恰道出德國人對佛 教的共同看法。
其他德語區發展情形
實際上，不只德國一地，目前佛教組織和團體遍佈全歐，根據德國佛教聯盟(DBU)代表魏爾博士(Dr. Alfred Weil)表示，現在德國地區總共有將近二十萬信徒(包括旅居當地的亞洲人)，而且有持續增加趨勢，魏爾博並在他的一篇論述中提到，拜語言相通之賜，和德國文同種的瑞士(指德語區)、奧地利，不但彼此經常連繫，法師、學者往來互訪演講授課，交換意見經驗心得，同時，當地佛教傳播情形和背景也非常類似，特別是幾個大城市，例如維也納、蘇黎士、日內瓦等地，則是各種佛教支流派別匯聚之處，有來自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泰國、越南……..，可謂百家爭鳴，各教派並行不悖，提供歐洲人更多選擇。當然，由於瑞士、奧地利土地人口比德國小，信徒人數相對也少些，瑞士目前約有一百多個佛教團體，信眾兩萬五千人左右；奧地利的佛教團體估計在五十個上下，將近兩萬信徒。尤其，瑞士是西藏佛教的大本營，六十年代有數千名藏教喇嘛或教徒受中共宗教迫害，以難民身份定居當地。因應需要，跨國性的「歐洲佛教聯盟」於焉誕生，和「世界佛教聯盟」連線互動。1976年，瑞士也成立「瑞士佛教聯盟」，雖然活動不若德國奧地利積極，但也隨著時間正持續穩定成長。
佛教在奧地利
和德國比起來，奧地利雖然起步較晚，直到1949年以後才慢慢進入狀況，但，開路先驅所埋下的種子仍不容忽視。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諾以爾曼(Karl Eugen Neumann ，1865 - 1915) 。當時，正如許多歐美知識份子，他受叔本華和華格納啟發而開始接觸佛教。1884年五月，成為佛教徒的諾以爾曼，發願決心窮畢生之力從事佛教原文經典翻譯工作，留下許多譯作。另外，奧匈帝國時期，來自格拉茲（Graz）的費茲（Arthur Fitz ）於 1913年前往錫蘭修行，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在爪哇正式剃髮出家，得道之後，經常在奧地利各地公開演說授課傳述經驗心得，負起宏法大任。1923年，工程師葛拉舍爾（Axel Grasel）在維也納成立第一個「佛教社」（Buddhistischen Gemeinschaft）。雖然少數有心人不斷默默耕耘，1937年六月，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國際佛教會議中，各國互相比較之下，眾人仍不看好奧地利的佛教傳播前景。1938年以降，納粹勢力橫行歐洲，情勢更不利，佛教在歐洲的發展不僅停滯甚至倒退。二次大戰後，才逐漸復甦。
1955年胡根爾賴德教授（Fritz Hungerleider）擔任維也納「佛教社」主席， 二次大戰期間，他曾逃出祖國，流亡上海，和當地僧侶及東方哲學頗有接觸，從此和佛學結下不解之緣。主持「佛教社」前後二十年，在他技巧的領導推動下，定期舉辦佛學座談，吸引不少知識菁英前來聆聽，佛教悄悄在當地生根萌芽，幾年後，甚至第一家佛教專門書店在維也納開幕，可見風氣以漸開。
1975年，「佛教社」在夏伯斯（Scheibbs）買下一幢老房子，改建成「佛教中心」，佛教在奧地利的推展從此邁入另一個新紀元，即，從理論走向實際。隔年，在城中心戴納貝格廣場（Dannebergplatz）置產，作為信徒舉辦靜坐法會固定場地，同年，第一本佛教期刊開始發行。1977年，全國性佛教組織「奧地利佛教聯盟」（OB）成立，除負責統籌境內各佛教團體，主要致力於國際交流。尤其，在主席卡爾瓦特（Walter Karwath）醫學博士苦心經營下，不斷邀請亞洲著名高僧法師前來宏法，除帶動國際交流風氣，更令奧地利信徒相信，佛教不是理論，而是真實的存在。
卡爾瓦特的繼任者郭德拉（ Genro Koudela ）是在美國禪院出家的僧侶，奉師父之命，返國宏法。郭德拉任內，他創設禪院，並於市中心再添購一所佛教中心。佛教在當地持續蓬勃發展，截至1983為止，共有8所新的佛學中心和團體成立，同時逐漸受政府重視肯定。九十年代初期，幾乎奧地利各中小城市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佛教組織，邀請亞洲法師前往宏法也蔚為時尚。1991年，比照德國的「蓮葉」，「因果」（Ursache & Wirkung）雜誌創刊，進一步發揮闡釋佛教功能，這是目前奧地利最重要的佛教期刊。
與德國同步，奧地利正邁向佛教的興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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