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發書單下來要我們選擇一本書來閱讀時，我就在想我到底要讀哪本書才好？！後來就決定了杜聰明這本，因為我覺得他是台灣首位醫學博士，和我們所學的相關，而且老師在課堂中有提到他曾說過的一句話，就是『欲為醫者；必先為人也』。我覺得很難忘記這麼一句從這樣一位偉大人物口中講出來的話，很想看看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想一窺究竟。
一開始，我就覺得杜聰明有個有遠見的媽媽杜日鳳，小時候的杜聰明出身於茶農之家，但雖如此，他們都十分重視小孩的教育問題，杜聰明是家中的么子，媽媽都還會帶著他去學校看哥哥教書的情景，並且要他記得哥哥的榜樣，將來要好好讀書。所以當他自己提出來說要就讀公學校時，馬上就獲得了全家人的同意。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在那樣一個年代，杜聰明有這樣的父母是不是一件不很尋常的事情，還是他們非常具有宏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唸書才會出人頭地，所以我才會覺得這樣真的很不簡單，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十分跟的上時代的潮流，隨著時事，做好能提升自己的資產。
當然，在杜聰明一開始求學的過程中，就遇到了一位重視人格養成教育的校長小竹德吉，且與他同住。我相信杜聰明在幼小的年歲中獲益最多的並不是他的教學方法，而是他行事做人的風範。令我想起杜聰明愛書法，是不是就算精神修養的一部分，並隨著學術的精進，便成了心的修養！另外，岡本要八郎這位忘年之交對於杜聰明醫學科學的啟蒙，更是佔了很大一部分因素，對於日後在高醫引起爭議的『樂學至上，研究第一』，這樣的觀念，是不是在小時候的杜聰明，就已經種下了根基！當杜聰明考上醫學校之後，卻因為身材瘦小的關係不被允許入學，沒想到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一念之慈，覺得說讓這個榜首落地實在是太可惜，也因此而扭轉了杜聰明的一生，以及台灣未來醫學發展的軌跡。或許就是如此，在我們的生命中總會遇到一些人，成為我們一生的幫助和提醒。
杜聰明的樂學精神是我十分佩服的，而且不僅止於醫學方面，當時因為德國仍是醫學文明的國家，因此杜聰明十分重視德文，根據書中的記載，他每天都會到德籍傳教士開設的夜校唸德文，並對於英文及法文也多有琢磨。成為醫學博士之後的他，除了迎娶他生命中的賢內助林雙隨之外，對於事業，更是全副心力的全部投入。當然我想在這麼多注目和愛戴的眼睛中成長的杜聰明，多少也開始有點自負吧！後來留學回國之後第一項的研究就是鴉片，當時他就以親身的例子勉勵弟子彭敏聰：「認為有意義的，就去走吧，不必想將來會如何，因為自己的路是要自己開的！」我對這句話並不是很茍同，但是我相信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需要這樣的有魄力，不能優柔寡斷，要不然很難成就大事。他跑過了大半個地球，見識過無數頂尖醫學院與研究室，雖然台灣當時給予他的是一間空殼般的研究室，但他卻不在意，並說研究室美不美，研究員多不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所以，不應輕看實驗室所得到的小結果或是小事實，因為結果雖小，若事實正確，未來很有可能發展為大發明的層次。儀器設備當然重要，往後一定會設法添購，但是需要時間，不是短期內能做到，不像研究態度，馬上就可以自我要求。這很值得欽佩，他的態度決定了他的高度，也讓與他共事的弟子們有新的思考方向。
更生院「杜氏斷癮法」的除癮成效十分好，因為他對於病患是人道與科學雙管齊下，常常叮囑醫生和護士要誠懇接待每一位病患，並不收受餽贈。後來又發明麻藥尿檢法，成為人類禁藥檢測的老祖宗。
杜聰明律己甚嚴，或許這是他成功的其中一項原因，他的努力讓日本人都推崇，成為了第一位台籍的帝大藥理學教授。
就在杜聰明升官、受獎的同一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而且戰事不斷擴大。原本單純的學術交流活動也受到波及，但在日本內地與各殖民地間的學術交流依然十分興旺，而杜聰明的角色也愈來愈吃重，之後還當選了日本要理學會會長，這對於當時，會推舉一個「清國奴」的台灣人當會長，根本就是史無前例的，可以說，雖然杜聰明的研究成果名揚國際多年，但直到這時，他的學術權威才真正受到殖民日本國的肯定。我相信他在台灣舉辦日本國際性會議那次，一定花了比別人更多的努力讓各嘉賓另眼相看，並且在主講「台灣毒蛇的傷害統計」以及「台灣產毒蛇的讀物學研究」時，更是自己設計了一個巨大的旋轉式圖表，他真的很為學術盡心盡力，台灣要是沒有他在我們之前做了這麼多打頭陣的事，我們的醫療體系怎能獨當一面，英國有護理界之光，其他國家也有醫學之父，我想杜聰明做了這麼多也不一定是為了名聲是什麼，而是他對於醫學研究的熱愛。
法國的細菌學家巴斯德是杜聰明最尊敬的科學家，他曾經引用巴黎大學在為巴斯德舉辦的七十大壽祝壽會上的「三省吾身論」，個人修為、貢獻國家、增進人類幸福，有點類似中國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日後一在出現杜聰明多場演講中，顯示杜聰明對這段談話的影響有多深。如果說杜聰明早期研究與教學生涯比較注重個人學術與修為，那麼台灣光復對他來說，應是一個晉升到貢獻國家最好的契機。
在二二八動亂、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台大醫學院院長原本只是單純的學術行政機構，但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卻憑添許多複雜度。經費拮据，政治氣氛肅殺，在加上國民政府帶進台灣的陌生文化經常引發衝突，另杜聰明十分傷腦筋。民國三十多年的時候，國內在推行禮義廉恥之類的口號，杜聰明就批評說，只有不實行的人才需要喊，另外他也覺得公務人員原本就應該為民服務，對於揩油文化十分不解。公事上，他因重提創設漢藥治療科的構想等和國民政府發生多次意見衝突，雖然盡力協調後都能解決，但終究為雙方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台大改朝換代之後，杜聰明被逼退，但他在告別演說時提到：「台灣大學；余看不起，這是一個SCHOOL，不是UNIVERSITY，余最後希望錢校長，能夠給台灣大學發展之。」他的嚴厲措辭，令我覺得他十分的不甘心，雖然台大校方甚至政府當局和他有許多意見相左之處，但至少我認為杜聰明當初的本意就是要台大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學校，只是可惜政治有政治的考量，而我也相信他的積極和不可退讓，使得官方不得不將他一軍，只是，即使如此，心願未了的他並沒有因此而罷休。
於是，靠著友人陳啟川的捐地和眾人的推動計畫，高雄醫學院成立，在南台灣，杜聰明似乎又找到了屬於他理想的一片天。書中有提到本來第一屆錄取名額是六十人，但杜聰明卻建議要增加一名成績最好的山地籍考生，對於醫學界的發展和規劃，我總覺得在他心理已有了藍圖，雖然說有另一說法是，高醫創辦時，杜聰明剛好滿六十一歲，所以希望湊成六十一這個數目；無論如何，就是真的如此那又何仿呢？受益的還是多收的那名學生不是嗎，我相信人都會有私心，也有可能在小地方滿足自己的慾望，很難避免，也避免不了。會這麼說，當然還有一個原因讓我認為杜聰明當初增加山地籍的學生不是全為了自己，那就是他積極的為山地原住民設立醫學班，讓他們在未來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服務，使得台灣當時在每個村落都有一位自己當地的醫生來看診，我覺得杜聰明很會發現需要的所在，然後就努力去完成、去彌補這些不足的地方，只是在現在看來，似乎當初他的堅持很難因著現今價值觀的改變和功利主義的影響而繼續下去，當初在杜聰明那個時代成長的前幾批山地籍畢業生，永遠都記得他說的『欲為醫者，必先為人也』這句話，也就是要做一個有愛心的人，並且對每個人都要有愛，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人都有軟弱的時候，現今山區的醫療資源仍然不足，或許跟以前比起來已經好的太多，只是若杜聰明仍在世上，我想他還是會搖頭的吧！畢竟，他對改善原住民醫療衛生方面的期盼、推動和呵護，要求是很多也很紮實的。我想，在醫療問題上的推動只有一個人努力是動不起來的，唯有大家都正視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才會設法來修正改進，我們都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我剛讀完這本書的時候，心裡有好深的感慨，我在思考為什麼像杜聰明這樣的一代醫人，我竟然這麼晚才知道這號人物，好像是件很丟臉的事，他不是應該是醫學界的典範嗎？在老師們的口中似乎也從未提過曾經有這樣的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輩，唯一讓我覺得有這項可能的，就是杜聰明最後在高醫引起很大爭議的重基礎、輕臨床的特色。這真的影響很大，因為在醫界我們不可能只是一直做研究，成為一個學者，只會紙上談兵，結果一個醫學生最需要的臨床基本工作，我們卻很不熟悉，甚至害怕。
其實我很訝異這麼具有前瞻性的杜聰明會有這樣的想法，這個世界上真的培養了許多不同的人，重視不同的領域，我相信杜聰明是真的喜愛研究，只是，他太過於獨斷獨行，也或許是他能力太強，許多事都不願假手於他人，高醫的整個組織架構完全都由杜聰明來規劃，還有就是校內的支出杜聰明也都要親自來處理，我相信他的人品操守，也相信他做事的能力，只是這樣把全部的事都攬在身上，很累，也會遭人詬病。
於是，財務問題和教學理念的不同使得他與昔日攜手共創高醫的老友陳啟川形同陌路，我很惋惜，我在想為什麼他不能放手不去理會這些，因為他只要對的起自己的良心，別人說什麼那又如何，想當年，一群教授很單純的跑去找杜聰明、陳啟川，要求興建教學醫院，沒有料到會惹出這許多是非，另高醫陷入難堪的風暴中。對於杜聰明，許多高醫第一代教授雖然觀察到他在管理、臨床方面的弱點，但依然敬重他的學問操守，以及赤手空拳下高學興學的勇氣。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當初沒有這場革命，那高醫可能今天也不會有這般爆發力。無論如何，事隔三十多年，他們兩人雙雙離開人間；校園裡，當年濃的話不開的火藥味早已消散無痕；在行政大樓外的兩尊杜聰明與陳啟川的銅像，為他倆最初攜手創校的雄心豪情，留下歷史的見證。
我覺得很興奮讀完了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和奮鬥歷程，人生中的風雨就像電影情節一樣高潮、低潮相交，如此才有彩色而非黑白，我們要學習杜聰明這般對學問的毅力，並且對於自己的弱點予以加強；學習付出，而不是獲得。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