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 告
四月三日凌晨﹐天主教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最後一次望著他平日禱告的窗口﹐舉起右手﹐吃力地做出祝福的手勢﹐發出“阿門”的聲音﹐然後﹐在聖彼得廣場上十萬信徒頌讀玫瑰經的聲音中﹐他與世長辭。(chinesenewsnet.com)
在印度達蘭薩拉香煙繚繞的廟宇裡﹐一直懮心教宗健康的達賴喇嘛﹐和他藏傳佛教的信徒們一起﹐舉行了特別法會﹐為去世的教宗念經祈禱。達賴喇嘛在悼詞《一位真正的精神踐行者》裡說﹕(chinesenewsnet.com)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是我高度推崇的一個人。他是一位意志堅定﹑精神深邃而富于思想的人﹐我對他極為尊重和欽佩。他在當時的共產主義國家波蘭的經歷﹐和我自己與共產黨人的麻煩﹐奠定了我們密切的共同基礎。在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就以其極為切實﹑坦率和對全球問題廣泛的正確評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毫不懷疑﹐他是一位偉大的精神領袖。”(chinesenewsnet.com)
◎友誼來自對共產主義的體驗(chinesenewsnet.com)
西藏和天主教的關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9世紀末﹐三個法國傳教士來到藏東一個叫鹽井的地方﹐收容無家可歸的人﹐為他們建立家園。在瀾滄江的河谷中﹐至今還有一座天主教堂和幾百位藏族天主教信徒。教堂頂上的十字架﹐和藏區白色的佛塔﹑五色的經幡遙相呼應。(chinesenewsnet.com)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就有天主教救濟機構參與救助流亡者﹐協助成立“西藏難民兒童育幼院”。1980年﹐剛成為教宗不久的保羅二世﹐開始會晤達賴喇嘛。二十多年來﹐兩位宗教領袖曾經八次會晤﹐發展出親密的私人友誼。(chinesenewsnet.com)
回憶與教宗的交往﹐達賴喇嘛說﹕“教皇非常同情西藏問題。當然﹐作為一個公共機構的首領﹐他嘗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並且真誠關懷中國數百萬天主教徒的狀況﹐因而不便公開或正式表達這一點。但是﹐從我們的友誼一開始﹐他就向我私下透露﹐由于他在波蘭對共產主義的切身體驗﹐他對西藏問題有清晰的理解。這就給了我個人以很大的鼓勵。”(chinesenewsnet.com)
1978年10月16號﹐當西斯廷教堂的煙囪冒出白煙的時候﹐全世界都吃驚地獲知﹐新選出來的教宗竟然來自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不止一次地我從電視裡開心地看到﹐那位年邁而神聖的教宗﹐居然倚著窗口﹐用他那一副好嗓子深情地唱歌﹐(chinesenewsnet.com)
曾經是一個夢想做戲劇演員的男孩﹐教宗從小就愛踢球﹑爬山﹐並熱愛波蘭文學。後來他走上奉獻上帝這條道路﹐與家庭的悲慘遭遇有關。在納粹侵略波蘭時期﹐這個男孩目睹了許多暴行﹐失去親人的他﹐只能虔誠地向上帝祈禱﹐來安慰自己的悲哀和孤寂。(chinesenewsnet.com)
蘇共坦克開進波蘭後不久﹐那個長大了的男孩就做了神父。後來﹐他在羅馬拿到了神學學位﹐回到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開始小心翼翼發展教會﹐保護教徒,開展宗教活動。直到1968年﹐波蘭共產黨才發現﹐這位紅衣主教是一位危險人物。他為那些因為反蘇而遭到逮捕的學生辯護﹐譴責當局開槍鎮壓游行示威的工人﹐在一次元旦布道中﹐他甚至公開號召波蘭人爭取應有的自由和權利。這樣一位人權斗士被梵蒂岡推選為教宗﹐是出人意外的奇跡。(chinesenewsnet.com)
和教宗的經歷相似﹐達賴喇嘛在共產黨進入西藏時﹐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年。作為藏民族的現世之神﹐他在西藏危難之際提前親政。從1951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和共產黨進行長達八年的“合作”﹐經歷了共產黨政權對西藏人民的殘酷統治和宗教壓制。最後﹐他被迫帶領十幾萬藏民流亡他鄉﹐使西藏問題成為一個國際問題。(chinesenewsnet.com)
◎不同國情發揮不同影響(chinesenewsnet.com)
教宗曾說﹕“在我們這世紀裡﹐不幸出現了兩個極權體制﹕帶來戰爭及集中營的納粹主義﹑帶來高壓及恐怖統治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我是從內部認識他們的。這就很容易理解我為何對每個人的尊嚴﹑每個人的權利──首先是生存的權利──的深切關懷。總之﹐這一切的關懷交織在我心中﹐而這是那些悲劇性的經驗所造成的結果。”(chinesenewsnet.com)
蓋棺論定﹐人們公認教宗的功績之一﹐是他在推翻東歐共產政權中所起的重大作用。198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認為﹐波蘭走向民主﹐一半的功勞應該歸于教宗。(chinesenewsnet.com)
記得1999年我訪問波蘭時﹐曾聽華沙大學的教師告訴我﹐當年教宗回到故鄉﹐給波蘭抵抗運動帶來巨大的鼓舞。那是1979年﹐教宗第一次回到故鄉波蘭﹐他跪下來親吻華沙的土地﹐幾十萬波蘭人歡呼著舉起十字架﹐聆聽他的演講。從那之後﹐異議人士獲得教會的支持﹐教會提供團結工會財政資助﹐並照顧被監禁者的家屬。(chinesenewsnet.com)
而達賴喇嘛本人則在流亡的四十六年間﹐從未有機會回西藏。1979年﹐由于鄧小平一度的開放政策﹐達賴喇嘛的代表團曾經從印度回國訪問。當時﹐廣大藏族人民不顧中共的禁令﹐手捧哈達和青稞酒﹐流著眼淚向代表訴說他們的苦難。不管中國西藏和流亡西藏如何被人為地隔絕﹐在藏人心中﹐達賴喇嘛仍然是他們最高的精神領袖。(chinesenewsnet.com)
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使達賴喇嘛的“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更多地為西藏人所接受。但是﹐在現實層面推進中國和西藏的民主改革﹐達賴喇嘛卻不具有教宗那樣巨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波蘭和中國的國情﹐有不少歷史和國情的區別。(chinesenewsnet.com)
◎宗教作用和民族主義(chinesenewsnet.com)
首先﹐波共比中共要文明得多。在波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共產黨不敢下手壓制宗教。一些共產黨員表面上很革命﹐卻在禮拜日偷偷地去偏僻的小教堂做禮拜﹐在那裡獲取地下出版的報紙。對于這樣一個有信仰的民族﹐教宗傳播的民主人權理念很容易深入人心。但是﹐中國和西藏卻被更野蠻更專制的中共統治﹐達賴喇嘛不能和廣大西藏人和漢人直接接觸。不信神的當局瘋狂打擊宗教﹐對宗教界進行嚴格的管制﹐使他們很難有機會支持反抗人士。(chinesenewsnet.com)
其次﹐教宗喚醒了波蘭人強大的民族復興意識。二戰後蘇聯佔領了波蘭﹐扶植了親蘇的波蘭共產黨﹐使波蘭成為蘇聯的附庸國。因此﹐波蘭人的民主抗爭中﹐摻雜了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素。在波蘭籍的教宗的支持下﹐波蘭人民和他國比較起來﹐反蘇最早﹐規模最大。可以說﹐民族主義對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起了推波助瀾作用。(chinesenewsnet.com)
達賴喇嘛卻不一樣﹐他只是在西藏被視為民族的代表﹐而在整個中國﹐由于中共的造謠宣傳﹐他被大漢族主義者視為“分裂分子”。這樣﹐大中國民族主義阻礙了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認同。(chinesenewsnet.com)
但中國人中還是有不少人尊崇達賴喇嘛﹐並期待他發揮更大的影響。例如中國作家王力雄﹐就曾稱達賴喇嘛是“寶貴的領袖人物”﹐說“未來不僅需要達賴喇嘛拯救西藏﹐而且還可能需要他拯救中國。”在王力雄的《有關達賴喇嘛的一個幻想小說提綱》裡﹐就有一位虛構的漢人﹐作為中國幾方面政治勢力的共同代表﹐懇請達賴喇嘛前往風雨飄搖即將分崩離析的中國﹐去擔任整個中國的國家元首。(chinesenewsnet.com)
由于形格勢禁﹐達賴喇嘛不太可能像王力雄所幻想的﹐以一介僧人的身份“問鼎中原”﹐也無法像教宗一樣以宗教和民族精神﹐現實地參與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但是﹐達賴喇嘛所傳播的和平﹑寬容的佛教哲學﹑愛與和諧的東方精神﹐有著深遠長久的意義。(chinesenewsnet.com)
基督之愛和佛陀之愛﹐在教宗和達賴喇嘛身上體現。他們兩人都曾努力促進不同宗教之間的和諧與了解﹐指出不同宗教追求的是相同的目標﹕行善﹐給全人類帶來幸福。所有教人相愛與慈悲的宗教﹐都能產生善良的人。從這一點上說﹐教宗和達賴喇嘛對人類的貢獻無與倫比。(chinesenewsnet.com)
(原載《開放》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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