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的大玩偶》
（The Sandwich Man）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那是導演侯孝賢在電影一開始所設定的年代。實際上電影的拍攝當然不是這個時間，而是在廿年後的一九八三年，同時也是這部電影上映的日子。
這部電影共分為三段，第一部是侯導的《兒子的大玩偶》（1968），第二部是曾壯祥執導的《小琪的那頂帽子》（1974），第三部是萬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其中《蘋果的滋味》因為內容敏感而引來黑函檢舉，而差點無法在台完整上映，形成著名的「削蘋果事件」。
《兒子的大玩偶》
兒子的大玩偶這部電影我自己覺得是三部裡面最精采的，因為它忠實的呈現了台灣早期純樸感人的鄉下小人物辛酸。由陳博正所飾演的戲院宣傳（坤樹），為了擔起一家大小生計的責任，決定模仿日本雜誌上「三明治人」（The Sandwich Man）的裝扮，頭戴圓錐帽，身穿家裡床單自製而成的小丑服（肚子的地方還塞個枕頭），臉上塗了麵粉與腮紅，手裡拿著鈴鼓，背著兩面看板（今日上映：蚵女，請早打座）在街上走來走去，替戲院做宣傳。
故事描述陳博正辛辛苦苦想出來的辦法並不奏效，戲院的收入並未增多，而倒楣的他竟然在上廁所的時候還差點被野孩子把戲服偷走，氣得他不顧赤裸著上半身，一路從毛坑中追打出來。在這裡要替侯導小小宣傳一下，聞天祥先生說這場追逐戲是非常精采的，甚至說他開創了當時台灣電影一種嶄新的運鏡手法云云。
只見鏡頭從廁所正對著陳博正出來後便帶到一台鐵路板車，隨著淘氣孩子與陳博正的追打咒罵，一路從車子左邊晃到右邊，再從右邊晃到中間，而當鏡頭停止在板車正中央時，小丑同時也追回了他的戲服。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許沒什麼，可是在當時依照聞先生的說法，那可是非常精采的一場戲。
由於小孩仍處於須大人逗弄、牙牙學語的階段，所以陳博正時常在上班前換好小丑裝，跟兒子玩弄一下隨即出門做宣傳，想不到當日後戲院老闆要求他不用再做小丑貌宣傳，而改騎三輪車時，一日當他正要出門，並一如往常欲與兒子玩鬧時，卻發現兒子因為不認得他而嚎啕大哭了起來。
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就在當楊麗音所飾演的太太（阿珠）提醒丈夫，孩子哭的原因竟然是認得小丑而不認得卸妝後的坤樹時，只看到他拿起抽屜裡的麵粉，
逕自往自己的臉上塗抹了起來（阿，阿我就是我兒子的大身尪仔啦）。
《小琪的那頂帽子》
這部電影是由曾壯祥先生所執導，藉由小琪帽子底下鮮為人知的秘密，戳破日據時代窮苦無知鄉村人民的美夢，同時也將悲慘的現實赤裸裸的攤開在觀眾面前，強迫觀眾不得不接受它。
個人比較不喜歡這部電影，因為這是三部短篇中唯一幾乎沒有歡笑的篇章，故事結局也頗無奈，雖然說有時候現實就是這樣，不過強烈的意象表徵，兩條一開始有過交集，後來卻逐漸走向平行的故事路線，都表現了導演想要傳達給我們的確切意念（那突然爆炸的鍋子，與小琪帽子底下的東西）。
《蘋果的滋味》
《蘋果的滋味》不管在拍攝手法、意象呈現、語言趣味與影片本身的知名度上，都幾乎與《兒子的大玩偶》並駕齊驅。這部由萬仁執導的影片有非常多的著墨之處。首先，裡面出現的演員我們到現在都還熟悉、叫的出名字來的就有三個（江霞、卓勝利、顏正國），這多少拉近了我們與這部電影之間的隔閡。
故事敘述卓勝利飾演的江阿發，與江霞飾演的太太和幾個孩子相繼維生，一日美國的格雷上校不小心開車撞倒了江阿發，也使他們一家人的命運面臨了巨大的轉折。糟糕的是江阿發可能從此得坐輪椅，半身不遂，可喜的是格雷上校是個善良的人，義務的替江家扛起之後的生計（甚至要送她的啞巴女兒出國唸書！）。至於是福是禍，就有待留給觀眾去做評斷了。
其次，電影名稱既然是《蘋果的滋味》，這下好了。該如何讓觀眾體會到蘋果吃起來是什麼滋味呢？
聰明的導演運用了鮮豔無比的紅蘋果，與每人輪流吃蘋果時所發出的不自然的罐頭啃咬聲（卡嚓卡嚓），以及演員聽到一顆蘋果足以換四斤米的欽羨表情，補充了電影中無法呈現的味覺，也充分的讓觀眾體會到當時民眾對外來美好事物的憧憬（白的離譜的美國醫院、賓士車、火紅蘋果），就如同日後台灣不斷出現的哈日風、哈韓風一樣，都帶給了台灣人民小小的幸福（葡式蛋塔、Hello Kitty）。
聞天祥先生在演講中提及這部影片語言上的趣味，不光是影片中國、台、英語夾雜的呈現，卓勝利先生所飾演的江阿發躺在醫院中，與美國護士及格雷上校之間好氣又好笑的對話更是令觀眾看了發出會心的一笑。當然，聽不懂台語的人是無法體會這種快樂的。
反諷意味以及落後表象的呈現（江阿發家中的破爛樣子、貧民窟）也成為電影差點無法過關的因素之一，因為拍得太落後了，有損國家形象；聞天祥先生形容這是沒有藝術概念的人才會產生的想法（天堂的孩子中，兩個伊朗小孩輪流穿著一雙破鞋上課，你難道會因此覺得伊朗好窮、好髒嗎？）。
電影最後江阿發坐著輪椅，面帶微笑的與家人合照，突顯了開發中國家面對外來文明時，那種令人心酸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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