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從現代的小說作家中找個最值得期待的作者，張大春的名字是不會被遺漏的。不論是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或是小說技法的變化，關懷文類的型式諸面向，張大春都展現出驚人的創作能力。從早期少年科幻小說及雜文寫作，或是報社中新聞寫作的磨練，都讓張大春不論在文字使用的敏感及精確上、小說情節的舖陳及設計上、顯露獨樹一緻的「張氏魅力」。要在短短的文字裡綜論張大春的小說特性及技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以張大春創作數量之驚人（這個形容詞可能會在這篇文章裡一再出現）、篇幅之大、企圖心之旺盛，想在短短的文章中說清楚，無非是緣木求魚，或許可以在有限的篇幅裡，把張大春慣習經營的文字國度規模，做一精要的解析與處理，或許會有新的發現。
在張大春的作品裡，明顯地感受到一個基本的生命態度，即真實與虛偽間並沒有太清楚的界線，張大春自己也正在測試著小說／文字的可能性，就像他所推崇的哥倫比亞作家馬奎茲及義大利記號學者艾柯，前者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文風的代表，後者則對記號學及歷史學有深厚基礎的學者，這也是張大春所樂於經營的寫作面向。從張大春所善於從事的寫作分析可以發現，句法上的意義往往大於結構上的意義，但在結構的意義中，也透露出其創新的旨趣。張大春樂於開發各種寫作的可能，從模倣小學生語法與週記形式所寫成的《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以生命片斷記憶所發展完成的《尋人啟事》、以大量新聞及社會事件所舖陳而成的《沒人寫信給上校》及《大說謊家》等等，都是別具風格的作品。再加上以影射李登輝為基調嘲諷政治的擬仿作品《撒謊的信徒》、以倣效艾柯夾雜以大量偽知識而堆砌集合《本事》、以挑戰論文形式發展著墨於小說各種可能面向探討的《小說稗類》，張大春所玩的文字遊戲，一方面突顯小說家恢宏的創作野心及企圖，試圖在各種文本的發展下，開拓小說新的風貌，另一方面則顯示出小說家並不希望將自己局限在某種文類中做深度拓展的地域化或小家性格。這不得不令人佩服起小說家的創意，更重要的是，張大春所做的各項實驗，都賦予了小說新的意義。
從在報端中的連載作品《大頭春的少年週記》開始，張大春試圖隱身在所設定的發言人角色背後，藉著不同主角的獨特口吻，解讀社會上所發生的社會及政治事件，趣味之所在，即作者所化身的書寫週記少年，會有什麼樣特出觀看事物的立場及態度？又能引出什麼新的觀點？這完全反映作者的意圖，自由聯想及隱身於帶有童稚、直接的反諷所伸出的觸角，能延伸衍生的就不僅是社會事件本身，觀點不同所刻意製造出來的衝突與趣味，更令人印象深刻。新聞事件的發生可能是真實的，但在媒體時代裡，詮釋觀點的不同卻可能玩弄出不同的趣味，嚴肅對待當然是面對現實最嚴厲的批判態度之一，但以幽默的口吻，重新給予的解讀與詮釋，卻不見得無法看出真實，這其實也重新塑造了新聞事件，並說明不過就是敘事者另一種說故事的方法。張大春以小學生式的筆觸，嘲諷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再透過導師道貌岸然的批註，對照著訓導式的觀照角度，閱讀者先和小學生互諷了一次，再透過導師對小學生看法的導正，特出了新聞事件衝突的性格與對立的趣味，對張大春而言，這不過是遊戲之作，但卻發展出日後的《我妹妹》及《野孩子》之類以大頭春名義發表的一系列關注青少年次文化的作品。嚴肅的討論社會及政治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小說家對事件本質探討的樂趣，嚴肅的陳述從來沒有解決青少年次文化叛逆的本質及所產生的問題，是故小說家的觀點，另闢蹊徑地重創觀看社會的方式。閱讀者重新進入屬於青少年的世界，看到新的視野，更有了反觀自己的機會，這並不是小說家所給予的，而是在小說家的作品中所提醒，被閱讀者忽略的觀點。
真實與虛偽之間的界線如此微小，於是張大春開始嘗試重新詮釋正發生中的社會事件，發展出《大說謊家》這樣的小說。和大頭春的系列作品比較起來，《大說謊家》遊戲之作的性格更為強烈，以小說家寫作當時所發生的社會事件，連結在小說家所設定的小說情節裡，寫作變成是隨機的想像事件，小說家所在意的是社會事件的發生如何引導小說的行進，寫作和想像因為社會事件的發生而產生有機的變化，在小說家心中不再只有固定的寫作方向，而必須即興地社會事件的發生當做寫作的觸媒，所產生出來的趣味就更令人心動了。在這部小說最後的付梓階段，一則則的社會事件變成歷史，即時的趣味漸漸消失，所能感受到的，反而重新回到小說本身，去思考到底小說家說了什麼樣的故事？透過重新閱讀，才真正地重新閱讀張大春刻意隱身在新聞事件後的那個原本要說的故事。
如果《大說謊家》是新聞事件入小說的新嘗試，無疑的《沒人寫信給上校》更是這種小說的精華之作，張大春恣意發展他文字操弄的本領，加上與社會事件更高度而緊密的結合，令人不得不重新面對當時最轟動社會的凶案--尹清楓命案。在小說家眼裡，尹清楓命案太有趣了，不但引起當時社會最多的注意，所牽涉的人性的險惡，所涉及的公部門又各具有私密及獨特性（調查局、軍隊、司法檢調單位等等），在在引起小說家的興趣。於是小說家開始舖陳這個虛構的故事，在小說家腦海裡迴蕩不去的是對尹清楓案的自由聯想，筆下所寫的敘事內容又與現實社會緊密接合，在真實與虛構的世界中穿梭遊移，這是小說家所刻意玩弄的閱讀遊戲，但也唯有在小說家所提供的時空背景下，才有其想像力發揮的餘地。在這部厚達三百八十多頁的小說裡，小說家希望重新投注關懷在這個懸而未決的命案裡，被刻意隱瞞的部份（小說家以為的），透過小說家的想像去找尋破案的契機，也提醒世人這個案件並沒有解決，絕對不要因為媒體不再提及就刻意地遺忘。
更嚴肅的觀照立場出現在張大春96年的新作《撒謊的信徒》，這也是可歸類於「驚世駭俗」類的作品，張大春把影射矛頭指向現時國家的元首，並且在小說裡大大地嘲諷政治可笑的妥協及偽善的本質。在他所撰的自序裡，張大春激情地寫道：「當我決定撰寫《撒謊的信徒》這本書的時候，一直有一個狂妄但誠實的念頭縈繞於心、揮之不去：耗費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的心智和精力去寫一本讓大多數讀者認為是在影射一個材質庸劣、識見短淺的政客的作品，值得嗎？答案顯而易見：當然是不值之至、不值之至的。然而，小說家毋庸過於計較值或不值之類的事，否則他就會和那個看起來被影射到的政客一樣庸劣短淺了。」至少在寫作時，張大春是認真的，認真到發展出影射元首的作品時仍執意去做，執意去完成，因為凡牽涉到政治的事，就沒有什麼真實與虛偽的分別，完全看站在什麼立場去談什麼事情，這是現實的玩笑，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所必須去面對的玩笑，而這類的玩笑又開得那麼真實，那麼地令人信以為真，於是我們也就不需要去思考到底小說裡所寫的究竟是事實還是虛構？我們不也讀了許多言過其實、功過相掩的傳記了嗎？誰又去在意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偽？只是，張大春這次是不冷靜的，是激情地發洩了心中對政客庸劣本質的嘲諷，大大地開了所有傳記作品一個戲而不謔的玩笑。
小說是來自作者的想像，透過小說家對文字的敏感，對結構的架設，而行諸於文字供人傳閱的行為，對張大春而言，本來就是個充滿各種趣味的文類，所以也就提供了張大春恣意揮灑其想像的場域。玩完了新聞小說後，張大春重新尋找新的形式。在《小說稗類》裡，張大春正經八百地談起小說的各種可能性，宛如個學者在課堂上向著莘莘學子們講敘在古今中外的小說作品裡所透露出的企圖及可能。張大春的旨趣在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洞悉，即自古以來從小說的創作中所累積而來的閱讀及寫作經驗，對認識文字的結構意義，或是作者在小說中所經營出來的世界，將可以透過張大春筆下的分析得到深一層的認識。但張大春的企圖顯然不僅止於此，如果《小說稗類》只是本有關文學理論的教科書，似乎不須要動用小說家來完成，小說家如果有心要寫文學理論的文本，顯然也希望能在寫作的過程中開發出新的趣味，而這個趣味似乎是自《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以來張大春所執意開發的-隨機的敘事趣味。人的想像是無限的，對論文形式的挑戰，張大春利用對小說的形式及內涵上的探討，以不同於一般的分類及寫作方法，看似認真而嚴肅地做著學術報告，卻隱隱可以感受到小說家微微露出的笑容。
而在98年的作品《本事》裡，恐怕是小說家和讀者之間所建構最大的玩笑。在《本事》裡的每一篇文章，如果不曾細細推究，都可以是一篇言之成理的知識性雜文，張大春陳述新的風土民情，或為文化人類學的新知，或為文學理論或研究的新發現。一個個新的「知識」，一則則看似認真的文本，但可笑的是，這一切都是小說家所虛構出來的。這些和現實生活有極大距離的「知識」，從形式上皆有其一定形式上的真實，張大春透過大量地引經據典，企圖強化文章的正當性，而若沒有一定的說明文字，這適足以讓人真切地相信小說家的誠意。只是，張大春還是暗示性地在封面標上「PSEUDO-KNOWLEDGE」（偽知識）的副標題，提醒讀者這只不過是小說家另一種表現形式，充其量讀者所讀到的是一篇篇的小說，是小說家充滿自信操玩的形式上的遊戲，在讀者提出疑問的同時，小說家也反問著：小說好像也不會有人在意是不是真實的，那一般類似資訊的知識性文字，為什麼讀者又要追究起真實性來呢？這也不過就是形式上的差別罷了，不是嗎？
這就是張大春，這就是「張氏文字」的魅力，真實與虛偽間的差別是那麼的微不足道，就看小說家是透過什麼方式操弄，反正都是小說，大家又何必這麼介意，又何必那麼認真呢？真實與虛偽本來就是那麼的不堪相較，大家就當是個玩笑吧！
在張大春99年最新作品《尋人啟事》裡，是不是真實的故事已經不再是張大春有意去質疑的問題，小說家運用其自謔的手法，向記憶的片段做深刻的描述，和張大春以往的作品比較起來，結構上顯得小巧許多，但其所宣示的企圖卻又是龐大的，龐大到回復於關懷自己生命中所擦身而過的片段，投注以必要的關心，誰又知道會不會那就是關鍵性的時刻？人是有趣的，以小說的形式談人更是有趣，尤其是由張大春來談，這不能說是對小說家的偏見，其實小說家也很有意地告訴我們，或許這些發生在身邊的小故事，正是生命中的大傳奇。
相信在張大春的思考裡，有關真實與虛假的論辯是無時不在的，其實這也就是小說藝術中最值得關心與探討的部份，只是張大春並不會想以論述的形式去辯證這個問題，而是以小說的形式去思考小說本身的問題。小說家的職責也即在此。文壇中大家對張大春的關注焦點投注以更多的討論，主因也即在此。張大春善盡小說家的責任，卻又不斷開發新的小說形式，並不自限於特定的文類中，所以他也寫雜文，也寫文學評論，當然花最多的心思在小說上，誰都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會如何。在臨近兩千年之際，張大春出版了最新的作品《城邦暴力團》，在總標題「張大春江湖回憶錄」的系列作品裡，明白標舉著「繼高陽之後，再抓台灣小說書寫新境」，張大春樂於當個「說書人」的角色，讓想像力自由地開展，從稗官野史中尋找必要的質材，書寫出純屬中國特有的奇異幻境。張大春運用不同於時下小說的寫作筆法，懷舊而復古地像個說書人般講敘著帶著神秘色彩的清末幫會紀事，或是江南八俠，或是老漕幫天地會等民間會社的恩怨情仇，延及四、五○年代相關的活動記憶，張大春在即將邁進廿一世紀之際書寫起百年前的幫會儀俗及武林史，重又搞亂我們對時空的認知。這是張大春新的寫作興趣，卻可從這樣的發展裡看到小說家認真的一面，師法高陽，師法中國古典小說或傳奇的老傳統，向潛藏於小說家意識底層的口傳記憶致敬。
從聯合報的副刊日前連載完畢，即將出版的《武林外史》，從《城邦暴力團》的刊行，小說家又預告我們他新的發展方向，誰能告訴我張大春的下一步要做什麼？他的下一部作品又將給我們什麼驚奇？從他文學頑童的性格中，彷彿一切是不可測的，就等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書目：
《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大頭春著，187頁，12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3年2月二版1刷
《沒人寫信給上校》，張大春著，383頁，25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9月初版
《撒謊的信徒》，張大春著，222頁，23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
《小說稗類》，張大春著，203頁，18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初版
《本事》，張大春著，212頁，20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
《尋人啟事》，張大春著，234頁，240元，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
《城邦暴力團》壹、貳，張大春著，各178、225頁，各99、200元，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2月初版一刷
2000年1月11日《幻化意識電子報》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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