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舊時代的種種回憶與記錄，刻畫著當時深邃的歷史感，或是社會背景、或是行為模式、或是意識型態的堅持。回想那個年代，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聲嘶力竭的宣講共產黨種種不是，呼籲世上所有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士一致投入反共的行列，現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在那個年代，意識型態的對立及仇恨是不共戴天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大陸同胞，是同情的對象，而施行共產主義暴政的惡徒們，就成了一致的敵人。仇恨意識深植心底，對我們的影響，是使人不禁為那個年代的種種，興起特定時空錯置的諷嘲，是使人對遭禁錮的心靈感到連連的喟嘆與惋惜。
在龐大混雜的政治力作用下，民國四、五十年代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嚴重對立衝突的年代，以掃除匪諜之名實行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陰影無時不在，使得社會充塞一片禁錮之聲。在思想上逐漸呈現一元化後，只有符合政治正確的才能發聲，不論在政治場域，或在文藝創作路線上，「唯反共論」不知傷害了多少渴望自由創作的心靈，也絕斷了多元思想創生的契機。在思想啟迪上，幾乎是一片灰色暗淡，風聲鶴唳中，只有一種聲音。
也就是在那個年代裏，背負著神聖時代使命的文藝創作，以「反共」做為最高指導原則。在意識型態的指導下，藝文創作所呈現出的高度同質性，使得藝文欣賞變成教化的過程，閱讀成了讀訓，就算在唯美的詞彙堆疊下，藝文作品仍普遍顯得深沈闇悶，作者的心智受到限制，自由不復存在，讀來也就少了點人味。倒不是說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及限制下創作不出好的作品，而是因此將犧牲更多文字創作上的可能性，對台灣文學的發生及深化，沒有太多實質的助益。
姜貴的小說《旋風》，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產生的作品。與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並列為同等地位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高陽語），姜貴的文學成就，在世紀末的台灣重新被發現及認識，對姜貴作品的歷史評價，自然有正面的意義。只是現在閱讀這本頗具份量的小說，總有著時空錯置的詭奇與時代莫名的諷喻。
《旋風》實際完成於1952年，正式出版卻延至1957年，以《今檮杌傳》之名印行五百本，當時確曾引起文壇的討論，評論資料從民國47年開始就在各相關藝文刊物上刊載，直至民國49年止共有十餘篇，甚至胡適先生也有短評，在寫作功力及情節舖陳上受到肯定應勿庸置疑。或是因為被冠上反共文學的標籤，致《旋風》在文壇的影響力始終沒有確切的定位，尤其在解嚴以後，由於意識型態的解放，反因此而被掩沒。直至1999年聯合報舉辦台灣經典的評選，《旋風》入選為台灣經典四十之列，姜貴的作品才重新被發掘出來，《旋風》也才有重排新版面市的機會。
就《旋風》的內容而言，姜貴在＜自序＞中提及：「從一個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沒落，寫出那一時期的社會病態。而此種病態，正是共產黨的溫床，它由此鑽隙而出。這樣，你總可以想像這裡邊都是些什麼角色了：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妓女，土匪，墮落文士，日本軍人和浪人，以及許許多多雞鳴狗盜的小人物。他們與共產黨直接間接的勾結，有意無意的配合，有形無形的進攻，這就危害了中華民國。自然，共產黨的現形，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而我所描寫的這一角落，祇是一個土匪集團。但舉一隅而窺全豹，我想，這也夠了。」從自己切身的經驗，姜貴只想寫出共產黨危害中國的種種劣行，給人重新認識共產黨本質的機會。有趣的是，姜貴不以直接描寫共產黨人醜惡面貌的白描手法入手，而效法起清末諷刺小說的形式，將故事設定為共產黨在山東T城內所開展的組織活動，從頭到尾仔細敘述，讓讀者自己去感受。
在《旋風》這部小說裡所出現的人物，都有其清晰而明確的面目，適足以襯出小說所設定的時空背景，民國初年的動亂及基本的生活樣態。不論是地方官員的嘴臉，小老百姓為生活所苦的困境，姜貴花費不少篇幅去描寫，以表現共產黨所賴以滋生的溫床。在方鎮裡，以方家為主線，姜貴設定各種不同的人物及特立面貌，從關心時政的知識份子，信服於共產主義對中國未來所可能產生的作用，到舊時代的官僚，對新時局的認識不清，在地方上握有權力卻沒有因而令人產生仰望與希望。在方家的幾個角色裡，分別代表當時的幾個特殊的人物類型。方祥千是《旋風》裏最關鍵的人物，從他對共產黨的嚮往到希望的破滅，無疑是小說敘事的主軸。而方培蘭陪著方祥千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卻和其一身俠義的舊中國社會傳統，形成強烈的對照。貢獻一己之力，投效於一個空洞的理想，終至幻想不再。龐月梅這個矛盾起伏的角色，重現了共產黨鬥爭中黑五類暴起暴落的一切，具有象徵的意義。在姜貴的筆下，就算是舊社會傳統，也都會有新的詮釋，吸納對舊社會的控訴（諸如西門氏在方家的吞忍及委屈），連這也能成功的轉化成促使共產主義發生的溫床。
姜貴在小說結束前將共產主義比喻為一陣旋風，每個人都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卻不再感受到任何實質的收穫。對親身經歷過共產黨建國過程的一代人而言，這其實不算嚴重的指控，將《旋風》定位為「反共小說」，並因而失去閱讀的興趣，恐怕對讀者而言將是莫大的損失。
以描寫共產主義在方鎮的興起與「有識之士」的重新認識為主軸，架構起《旋風》整部小說的框架，更吸引人的當然還得加上主線敘事旁生的支支節節，許大海的叛師與方天艾的背祖，公然與社會舊傳統對抗，也表達出社會在面對巨變後的道德解組。女性角色除卻龐月梅的無知持寵，其餘角色依舊是男性的附庸，男性社會的財產，在眾男子之間來來去去，依附男性而生。不論新思維還是舊傳統，在《旋風》裡，都化身為敘事的一部份，成為諷刺的材料。這也是《旋風》之所以能在文壇中擁有高度評價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不是背負著道德勸說或歷史使命的沈重作品，而是擁有更多寫作趣味的野史小說，成為一部扣人心弦的撼人鉅作。
（圖）《旋風》，姜貴著，598頁，380元，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9月重排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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