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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政治、知識與文學作品的省思


人，是如何建立自我的存在意識，一直是西方哲學探討的主要議題之一，從早先流傳的二元對立論，到現象學對身體和心靈的連結，而且越到當代，「身體」似乎已儼然成為一個戰場，決定人類的存在方式。由傅柯的觀點來看，權力從對「生殺大權」的掌握，轉而成為對身體健康的控制，由此發展出對人類存在方式的限制。到了晚近整個醫療體系中，女體/女性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如此的扭曲壓榨的行為，往往是藉著醫療的公權力行使光明正大的暴力。

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是，於醫療體系之中，到底是怎樣結合權力及隱而不宣的性別歧視，去建構關於婦女的醫學論述。猶記，在中學時期，讀到一些有關西方女性心理學的文章，可以見到一些早期的心理醫生常常將女性精神方面的疾病，連結到女性的身體構造－子宮。如此的論述，如今觀之是沒什麼道理可言，但，在當時卻成為普遍認同的觀點。我個人以為，這樣的說法背後所隱藏的是：女性因為身體結構的缺陷，而較接近動物性，是第二等的生物。藉這樣的身體論述，去替女性建立一個第二性的位置。於是，我們可以察覺到：1 身體論術與人類存在的關聯；2 權力及性別的不平等是如何在醫療體系中運作，進而產強大的影響。在我的閱讀經驗之中，也發現了一些作品在談論有關女病人與男心理醫生的故事，如：＜黃色壁紙＞。我想，這些都是很具參考價值的。除此之外，女性主義的許多論述也因應而生，身體/性別/權力間微妙關係及角力戰爭，也開始白熱化起來了。

當女性開始注意「自我的身體」，婦產科與婦女間的關係也更將密不可分。在閱讀有關子宮搔爬術、子宮頸癌根除術、及人工助孕術，對於身為女性的我，其實也有許多相關的經驗可以分享。首先是子宮頸癌根除術的部分，在文章中曾提到徐千田發展的岡林式的子宮頸廣泛切除手術在台灣的影響力，讓我記起以前曾在報章雜誌看過類似的報導。這個新聞主要是在說，台灣的婦科醫生在面對子宮疾病時，總習慣以開刀割除子宮的方式，作為第一優先的方法。然而，其實有很大的比例顯示出，有很多的婦女的病情並不需要做這樣一個「切除子宮」的手術。而且，真正開刀以後，也沒有確切的保證，醫生總是藉由自己的專業，對女病人作出這樣武斷治療。由此，我們便會驚心的發現到，台灣婦科醫生漠視女性身的的問題是如此的嚴重。除此之外，在整個手術完婦女所要面對的生活，也往往是另一個備受煎熬的開始。在我的鄰居裡，也有一個作過子宮切除手術的婦女，我在她身上看到社會對她喪失女性生殖器宮的身體，加諸了許多壓力及歧視。於是乎，在如此的後果之下，我們會發現到「割」與「不割」牽涉到是更複雜的社會心理問題。

另外，在子宮搔爬術中，我認為除了文章中提到風險之外，在整個執行上對女體的不重視，還有對須要「夾娃娃」的女性權力，及身心照顧也是極為缺乏的。法國女作家安妮．艾諾的＜記憶無非徹底看透一切＞，以揭瘡疤的方式寫出自己年少時期的墮胎經驗，在這位女性作家的年少無知的回憶裡，我們看到一個女性是如何孤立無援的去面對這樣一個危險的手術，更甚者，作者點出對於有相同經驗的女性族群而言，她們也只能暗暗的乎相幫助（傳承）這樣非法墮胎的管道。雖然，時代進步墮胎不在被視為罪大惡極，但台灣青少年的性開放問題所延伸的墮胎潮，其實便是牽涉到年輕女性在這個醫療行為中所受到的對待，我想我們是應該在更進一步去追問的。或許，這個女作家的經驗，正可以帶給我們省思的一扇窗。

在「人工助孕」的相關閱讀篇章，有幾點是蠻值得討論。像在行文之中，提到人工助孕之下的結果是男性傳承的成果。然而，我個人以為，這不也是女性傳承的結果嗎？或許是在整個醫療過程之下，可能較重視的是傳承的問題，但對於想要擁有孩子的夫婦而言，這樣的成果其實是互惠的，我們要提倡的是：兩個人一起努力的人工助孕。除外，人工助孕產生了非傳統的自然婚姻下的家庭，我個人以為這樣的議題非常有趣，家的概念在此受到質疑，也就是：什麼是家人，家人是什麼；誰是家人，家人是誰？這都是一個現代化及科技進步的社會所要面臨的挑戰。不過，比起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小說中無任何血緣關係的家庭，這樣人工受孕下所組的家，其實隱含很傳統的概念，或許這正是人工助孕整個醫療行為的背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