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陳永德、陳惠敏、陳義洲與歐陽龍日前召開記者會指出，位於台北市政府內的喜憨兒「ENJOY餐廳」，不少喜憨兒計薪是以時薪六十六元計算，一個月頂多只能領到五千至九千元不等的薪水，還不到「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喜憨兒已被嚴重剝削，而成為廉價勞工。受此一新聞事件的衝擊，喜憨兒基金會表示，該基金會的形象已遭嚴重傷害，許多蛋糕訂單紛紛被取消，各種捐款也開始驟減，因而不得不陸續關閉新竹五個庇護工作站，三十名喜憨兒將被安排到其他庇護工作站或轉介到合適的地方工作。
喜憨兒「基本工資」的爭議，即是經濟學上所說的「最低工資」，它是政府管制價格的一種方式，也就是政府訂出一個薪資的下限，在勞動市場上的所有的月薪都不得低於這個標準，其目的是要讓勞動者能夠有更好的生活水準。但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市場上的薪資水準主要是由供給（勞工）和需求（雇主）雙方決定的，現在政府強制訂定一個最低工資的標準，若該標準低於勞動市場上所形成的均衡薪資水準，對就業市場將不會有任何影響；但若高於勞動市場的均衡薪資水準，則會造成勞動市場上勞工的勞動供給增加，而雇主的雇用需求減少的情況，形成勞動力供不應求的情形，最後反而會造成某部份的勞工失業。
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對最低工資的研究已獲得普遍的共識。道格拉斯．諾斯等人在《公共議題經濟學》（第十四版）指出，「最低工資的效應在短期內廠商不會因為較高最低薪資就少僱用人，但時間久了，由於較高最低工資帶來的較高成本會迫使一些較小規模的廠商退出產業，最終就業水準會明顯地下滑。畢竟對工人的需求量正如同其他財貨的需求量，是對價格有反應的；較高的價格，將導致較少的需求量，而大多數因為最低工資而沒有工作的人是20歲以下的年輕人。重要的是，這些會因為最低工資制度而喪失工作的年輕人，主要是少數不具市場優勢的青少年。一般而言，這些剛入社會的年輕人擁有的技能是最少的，也是最需要接受在職訓練的。除非他們能夠受到良好的訓練以獲得這些技術，否則將無法提高其經濟地位，最低工資是少數族群年輕人成功邁向長期勞動市場的最主要障礙。」
喜憨兒是否適用最低基本工資的問題基本上正反映出經濟學家的擔憂。由於那些未過受訓練的喜憨兒本身屬於身心障礙者，不同於一般正常人，他們在喜憨兒基金會並非是在工作，而是在學習謀生技能的，因此恐怕不能以一般的僱傭關係來規範。許多社福團體認為，考量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能力、實際產能及人力成本等，他們工作的場所不應被視為一般職場，要求社福團體給付他們最低基本工資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政府強制規定他們必須適用最低基本工資，他們工作的地方屆時可能將因成本過高或入不敷出而關門，這會使得他們無法習得一技之長，因而失去了自力耕生的機會，最終反而害了他們。我們雖然肯定某些台北市議員對喜憨兒的關心與善意，希望能為他們多爭取一些福利，但有時這樣的善意反倒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卻演變成令人意料之外的相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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