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沈溺電子報 #001- B
2000/4/23
6.全球化與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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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最近一期的美國左派雜誌【異議者】﹐
原標題是：Ending isolation。
作者Alice H. Amsden是MIT的政治經濟學教授﹐
寫過許多討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文章。
劉進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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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無法自己選擇戰場
去年年底西雅圖WTO (世界貿易組織)會場外的抗爭﹐儘管在政治上有所瑕疵﹐但仍值得進步派的支持。因為近年來資本勢力猖狂﹐華爾街的權力高漲﹐再加上WTO這樣的國際組織缺乏民主決策機制﹐這些都是促成在西雅圖決戰的因素。
可是﹐西雅圖之役的訴求﹐有些是進步的﹐也有一些是明顯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應該重新思考反對全球化的理由。
西雅圖（對於左派）並非一場完美的戰役。對抗並非沿著階級劃線的﹐全球化之下﹐各階級的利益因其所在國家的發展位置（低所得國家、高所得國家、或中度所得的新興工業國家）而異。
低所得國家對WTO的自由貿易受阻最為失望。因為它們國內本來就沒有製造業﹐根本不怕國際競爭。反而將因為市場開放﹐取消先進國家如日本、歐盟、美國的農產品進口設限﹐而獲益。
中度所得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中國、韓國、泰國、台灣﹐從五十年代開始﹐透過保護主義與政府對出口產業的獎勵進行工業化。除了少數國家有停滯現象（如阿根廷的製造業實質工資在1969-1990間下降0.1%﹐墨西哥下降0.8%）外﹐其他國家則以空前未有的年增率成長（印尼5.1%﹐巴西5.6%﹐韓國7.8%﹐台灣8.5%）；新興工業國家不只稱霸全球的勞力密集產業（佔紡織業的36%﹐鞋業的44%）﹐在科技與資本密集產業也大幅成長（佔鋼鐵業的30%﹐半導體的市場佔有率則視晶片種類而異）。新興工業國擁有先進產品的許多尖端設備與高效率廠房﹐已經開始挑戰本來的跨國企業。
美國政府對這種群雄並起的直接反應是﹐一方面逼各國打開市場﹐一方面卻加強自己的進口關卡。由於在紡織、鋼鐵、汽車、機具、半導體遭受外國的強力競爭﹐美國乃要求其貿易夥伴自行出口設限﹐否則只要美國企業向華盛頓哭訴﹐就會課以反傾銷稅。美國國會通過的超級301貿易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得以控訴、審判、懲罰外國﹐唯一的罪狀是﹐他們比美國的同行有效率！
危害較輕的惡魔?
跟低所得國家一樣﹐中度所得國家對西雅圖抗爭也很感冒。他們認為WTO是兩個惡魔中危害較輕的一個﹐因為WTO透明化的程序遠比美國法院與國會的私刑拷打好多了。
WTO並不是一般誤導的那麼絕對的自由貿易﹐否則恐怕只有香港夠資格參加。WTO的前身是GATT(關稅貿易總協)﹐GATT乃戰後凱恩斯主義重建措施之一﹐曾經贏得歐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支持﹐而WTO的市場取向只比GATT略多一點點。
WTO雖然禁止貿易設限﹐卻允許政府保護新生產業、受創產業以及收支失衡的產業（美國和新興工業國家經常如此）。WTO雖然禁止出口補助﹐卻容許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補助（若無國防部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經費支持﹐美國的研發體系馬上崩潰）﹐以及對地區發展補助（否則歐洲的貧困地區就慘了﹐美國各州對企業的補助也會遭殃）。
其實﹐九十年代的中度所得國家怕的不是外國產品的競爭﹐而是外資的入侵。1998年美國極力推動外國投資免稅案﹐但被歐盟擋住。新興工業國家最怕的則是美國保護主義者所提的共通勞動標準﹐而美國左派卻以此為因應全球化的利器。
巴西社會民主政府的西雅圖代表Luis Felipe Lampreia針對勞動標準的談話﹐反映了從民主的印度到獨裁的中國﹐許多國家的看法：
「沒有人會贊成童工。誰會贊成奴工？也不會有人贊成監獄強制勞動。沒有人會反對這些勞動標準。這些不是我們怕的。我們害怕的是﹐我們的勞工會因為工資太低﹐威脅到其他國家高工資的勞工﹐而遭受懲罰。我們怕的是﹐美國工會領袖正傾全力藉勞動標準來構築保護主義的防線。」
好在歐盟在西雅圖會議中比美國具有國際主義立場﹐才能擋住這個勞動標準的提案。正如歐盟代表Pascal Lamy所說：
「歐盟與美國立場的差別在於所提勞動標準的數目。我們主張只提ILO（國際勞工組織）的五個核心標準﹐即禁止剝削童工、禁止強制勞動、組織工會的可能（以及集體協商自由、禁止雇用歧視，譯注）等﹐但不贊成美國提出的其他標準。歐盟也不贊成以禁運來強制實行勞動標準。」
左派的立場
美國左派對勞動標準的立場幾乎與民主黨一致﹐即堅決地反對全球化。
從好的方面看﹐左派一貫反對金融自由化﹐主張節制資本、限制華爾街的權力、以及在資本市場震盪時﹐主張國際貨幣基金能介入救急。這些立場值得讚揚。
美國的金融部門持續擴張﹐規模經濟更逼使金融走向國際化﹐使得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由於過去數十年的金融自由化而更趨惡化。民主黨早已向金融勢力投降﹐而左派從學理以及運動的角度﹐暴露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危險性﹐貢獻匪淺。
從壞的角度看﹐美國左派一向只反對犧牲美國勞工的政策﹐卻很少去思考這些政策是否會犧牲外國勞工﹐或妨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所謂美國勞工與外國勞工利益一致﹐只是說說而已。對勞動標準的立場，以及下面會提到的「向下沈淪」論，其實都是美國本位主義。
美國左派推動勞動標準﹐同時也反對新興工業國家的外銷導向成長模式。他們說，這些國家應該透過提高工資來提高國內需求﹐以取代出口需求。聽起來有道理﹐卻不符現實。因為發展中國家大多很窮﹐國內市場不大。譬如1990年韓國的人口約四千萬﹐雖然經過廿年的民主化與破記錄的經濟成長﹐GNP仍然比荷蘭還小。荷蘭的人口與面積遠遠比印尼小﹐GNP卻是這個前荷屬殖民地的三倍。
如果美國左派那麼關心勞動標準﹐他們應該重視新興國家是否有工會吧？看看印度﹐印度除了工資遠低於美國外﹐其他的勞動標準不見得比美國差。印度紡織業的工會組織率比美國還高﹐可是為什麼從未聽說美國左派因此而主張購買印度產品呢？
向下沈淪？
美國社會主義者以「全球化乃向下沈淪的競爭」來合理化他們的保護主義。Mark Levinson 指出（"Who's in charge here?", Dissent Fall 1999）：整個九十年代﹐全球增加了兩億日工資低於美金１元的低薪勞工。但他忘了一點﹐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也有許多國家的勞工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尤其是那些小心避開自由市場﹐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工業及全球企業的新興國家。
其實﹐向下沈淪的主要是美國。美國的工資水平一直停滯不進。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工資就不再上升﹐勞動力供給卻一直增加﹐生產力成長緩慢﹐工會組織率大幅滑落。1983年工會會員佔20.1%（公部門36.7%﹐私部門16.5%）﹐到了1998﹐工會組織率降至13.9%（公部門37.5%﹐私部門9.5%）。政治上右派得勢﹐最低工資持續下滑。以1996年的幣值計算﹐從1968年的$7.21跌至1989年的$4.24﹐到了1996年﹐僅略為回升為$4.75。
到底是不是外國產品輸入壓低了美國的工資？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爭辯。其實﹐進口僅佔1980年GNP的5%﹐到了2000年也只比GNP的10%多一點點。從時間點上看﹐美國工會組織率以及工資的下滑趨勢早就開始了﹐那時新興工業國根本還未興起呢。顯然﹐國際貿易的競爭無法作為孤立主義的藉口。
如果美國的進步人士不想在歷史上以死硬派民族主義者留名﹐就不應為了保障本國的高薪勞工﹐而阻擋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若印度可以生產更便宜的鋼鐵﹐為什麼不結束那長期受保護卻仍無力競爭的美國鋼鐵業呢？為被裁員的鋼鐵工人爭取補償絕對有理﹐但阻止外國鋼鐵（或比利時的煤﹐日本的農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不管從那一項社會主義原理來看﹐都沒有道理。長期來講﹐社會主義者以勞動標準為名﹐來保護老舊產業﹐只會使自己在政治上日趨式微。
全球化的奇異轉折
社會主義者面對蘇聯與東歐的實驗失敗﹐必須檢討他們的政治綱領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且改變其全球戰略。他們必須認清美國勞工與外國勞工可能有利益衝突這個現實﹐並以增進跨越國界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為指導原則。
美國左派也應該了解全球化的一個奇特現象：即全球經濟愈整合﹐區域貿易反而愈發達﹐因此造成了東亞、歐盟、美洲三大經濟板塊。左派往往抱怨世界各國的產品萬流歸宗都銷到美國﹐事實上剛好相反。由於美國的保護主義﹐再加上新興工業國家的快速成長﹐促成了美國之外各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大爆炸﹐結果是經濟強權的「去中心化」。1970年台灣與韓國的製造業產品有一半輸美﹐現在則是一半輸往其他亞洲國家﹐輸往美國的比例反而降為四分之一。馬來西亞、印尼、泰國也是如此。除了墨西哥（幾乎只跟美國貿易）外﹐拉丁美洲各國間的貿易大增﹐歐洲內部（含土耳其）亦然。各個板塊有自己的經濟強權。歐洲是德國﹐美洲是美國﹐亞洲則是日本與中國在爭霸。
我們應該支持這個去中心化過程。為支持區域貿易﹐區域貨幣如歐元﹐開始流通﹐可以降低全球金融的不穩定性。多元化經濟中心的出現﹐當然會影響美國的霸權。因此日本提議成立亞洲貨幣基金時﹐美國就極力反對。類似的提議勢必會再出現。亞洲各國不滿美國一手掌控世界貨幣基金﹐一定會逼使日本與中國達成協議﹐以成立亞洲貨幣基金及建立亞洲貨幣體系。
將來會有更多像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的區域自由貿易區。智利已經提議要跟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阿根廷則與美國組成一個貨幣委員會﹐允許披索與美元用固定匯率自由兌換﹐以緊跟美國經濟。厄瓜多爾的貨幣也即將美元化。
美國左派有何對策？他們可以把頭埋在沙裡﹐繼續反對；他們也可以利用區域整合來創造新的、具有進步性的社經政治體。
譬如：為了阻擋NAFTA而堅持拉平美、墨的最低工資﹐其實是自私而不切實際的。但如要求允許土耳其加入歐盟﹐則可促進區域的民主化與經濟成長。
美國左派過去一直反對NAFTA﹐但成立五年來﹐他們所預測的惡果並未發生﹐美國的失業率並未因而高漲﹐反而是墨西哥這幾年增加的工作機會（雖然不算多）大多跟NAFTA有關。
前途並不悲觀。拉丁美洲可能是全球貧富最懸殊的地區﹐比美國還糟；美國則又比不上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南、北美洲都亟待改變﹐透過區域的經濟、政治、以及知識界的整合﹐將有助於長期的根本轉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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