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在解釋為什麼要強調族群先天差異時，談到是「因為它可能形成難以跨越的集體閾限，並持續影響集體成果，進而影響集體心理」，網友N君回應說：「談論極限不只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同時也應該考慮「副作用」。當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極限何在的時候，告訴自己有個極限存在只是限制自己的發展。」
當然，我不否認他所提的這種顧慮。但是，我其實也還有深一層的想法。
我談先天族群差異，絕不是在要讓我們自己氣餒，不是要去強調「極限」的不可改變性，而是我認為我們許多人「事實」上早已經氣餒了，早已經暗暗接受了普遍不如人、且先天不如人的狀態，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因此普遍抱著自卑與無奈，而只望偶而能獲得些許的彌補，就像出個林書豪這樣的人。但是，我們卻又不去正面面對這整個悲哀的「事實」。對我而言，這種自卑、無奈而又不正視問題的狀態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就像社會學者喜歡強調「結構」的恆常「限制」作用，絕不是為要讓人因此順服於結構的限制或宰制，而是要去面對結構的存在，面對它、解構它，如此我們才可能突破它。
如果我們假定，只要面對（不如人的）事實差異，人就只會更氣餒、更絕望，而不可能因此積極尋求突破，這樣的思維是不是也太悲觀了呢？
社會學者談「結構」，是認為「結構」雖然有某種恆常性，但是並非絕對不可改變，而且正因為我們面對它，我們才可能解構它、改變它。
其實有許多「極限」本身也並不是絕對不可改變的。但是，我強調我們要直接去面對先天差異問題（當然也包括「極限」問題），我們才更有可能去突破這個差異、這個極限。
而N君似乎暗示，我們只宜強調信心，甚至是盲目的信心，而不宜去強調「面對」極限，否則我們就將陷入絕望。其實我並不是直接強調「極限」概念，我強調的是面對族群差異，特別是先天的差異。這個差異，就像社會學者所談的結構，它必須被正視、從而被解構，而應該不是迴避面對。
再說，如果有些極限確實是有限期間內難以跨越的，我們也許就該要另謀他途，尋求彌補、替代性的突破方式。譬如，中國大陸的體育政策實際上可能就有意從特定的比賽項目來加強，而不用攻堅、硬碰硬的方式與西方在其他項目上對決。
N君還說到，「種族不平等的論述並不是打從一開始就是禁忌，你應該很清楚希特勒與其黨羽是如何利用「科學」來論證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黑人和猶太人則是低下的。如果不是那段歷史，「族群差異」或許不會變成今日民主社會的禁忌。我雖然不贊成把它變成禁忌，但是我完全了解它為什麼會成為禁忌。」
上述的話，我大體都同意。我了解，族群差異與優生學的論述會成為禁忌，大體是納粹的種族主義論述及後續的屠殺暴行所造成。而且，也因為納粹暴行，所以這種禁忌本身似乎也就獲得了普遍合理性。
但是，我認為其實應該對於議題範圍做一區隔。
族群間有沒有差異？有沒有先天差異？我的答案是都有。說沒有差異，我會認為是昧於事實。
那麼，基於求真的價值，我認為我們應該去面對可能存在的差異，而不宜忽視、否認差異的存在。
再說，作為差異中的弱勢一方，從自主的立場、甚至是自利的立場出發，我認為更應該去面對自己的弱勢的事實。就像上面所說，只有面對，才最可能解構、才最可能做出積極改變。總之，弱勢的一方更沒有權利忽視自己的弱勢事實。
真正應該視為禁忌的，不應該是對於事實的探索，而是價值態度上的問題。如果有人認定他人（或自己）是沒有價值的或是價值低賤的，而且因此拒絕給予基本的尊重與生存權的維護，那麼，這樣的價值認定確屬不該。這種價值態度才應該被當成是禁忌。
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在這裡劃出分界線來。面對族群差異的事實，與給予不同的價值認定與對待，並不必然是同一回事。雖然前者的確容易導致後者。我們應該訓練在概念與實踐上去區別兩者，而不是一同視為禁忌。若一同視為禁忌，其實不但違反求真精神，也可能使弱勢者更無從改變、無從突破。
PS：我使用「解構」一詞，有些猶疑。因為這個詞大體都與法國學者德西達相關聯。他提出一般所謂「解構主義」概念。但是，我並不是解構主義者，我對解構主義了解很有限，而且，就我所了解的部分來說，我並不欣賞它。它的關注似乎太偏向文本（text），雖然他的文本意思很廣。我的關注是在現實社會。而且，我並不打算主張無止境的解構。那樣，將會陷入虛無主義。我主張解構，是要把已經某個程度凝固的結構的不合理處揭露出來，並加以拆解、改變。換言之，我希望重構社會，使社會變得更合理、更公義，而不是無止境地一直解構下去，使所有的事物都失去確定的意義。再者，當我強調關注「差異事實」的時候，我就已經不同於解構主義。解構主義者不會強調什麼「事實」，所謂事實必然蘊涵對意義的凝固性看法，解構主義顯然不能同意這種觀點。究竟有沒有凝固的事實，我偏向辯證地來看。如果我們不去逼視某個事物，它就極可能以（準）「事實」的狀態起作用，但是當我們逼視它的時候，它的凝固狀態就可能會瓦解。而我，也就是想要強調這種通過逼視而改變「事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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