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都完一本書後，心中悸動不已！如果有，那也是十幾年前讀完鄧克保的異域。矇曈年少，在國民黨教育體制下的愛國情操，一股腦全都宣洩在李彌將軍金三角剿匪的慘烈事蹟上。
這一次，關愚謙的叛國者傳奇，對於文革前後的中國大陸社會面貌的真實呈現，加上一個令人震撼的標題－「叛國者」，作者這種自我剖析與表白，對生命的真誠對待，見微知著。感動的，不再是那種黨國教育下的愛國主義情緒；反而，更多了些對時局的感慨，以及對自我生命態度的反省。
文革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有多大，論述者汗牛充棟，然如關愚謙這樣，敢於一九六八年文革風起雲湧最劇烈之際，偽裝出國；也難怪，他用「人生傳奇」四字，再貼切不過。但，歷經文革的人，如今在大陸，小則四十多歲，年邁者也已過七十；關愚謙是屬於後者，但透過他的人生傳奇，我們不得不承認，文革所造成的影響，對者如今中國大陸的現況，她依舊如鬼魅般地，無形地依附在中國這個巨靈身上。
沒有文革，中國大陸不會徹底走出政治鬥爭的陰影；沒有文革，大家不會去珍惜眼前的日子；沒有文革，對比不出如今全面發展經濟的重要；沒有文革；世人不會知道，將來有一天中國若是強盛了，將會影響全世界。
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基本上是圍繞著作者關愚謙從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台灣前的上海，到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的北京；敘述中帶有對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對中國不平等對待的陰霾，最重要的，是作者解親身體會了上海一系間的改變－四九年之前國民黨的腐敗與共產黨入城後的紀律。列強離開了上海租界，實踐了孫逸仙先生「驅逐韃擄、恢復中華」理想。對小老百姓而言，日子還是得過的；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罷，只要有一件事作對了，百姓就聽你的了：但，如果再位者你有一件事作錯了，而且是稿到天怒人怨的時候，那對不起，只要一個須洩的缺口，民眾是擋不住的。
抽離作者不平凡的家世，作者父親早年與周恩來共事；隨後，作者又進入外語學院習俄文，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韓戰爆發之後、中蘇蜜月期間，他又是國務院財政部門底下俄國顧問的當紅翻譯。三反五反，遭同僚陷害下放青海，幾度從鬼門關前走過；三年後平返回到「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相當早年台灣古正綱領導的世盟），專責接待外國重要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人士。如此種種，作者能夠在文革時期逃離中國，繼而在德國定居、取得博士與終身教職職位身分，難道只是運氣與不平凡的身世背景？絕對不是。
書中，作者一再強調自己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我覺得，最值得去思索的一件事是，歷經無情的政治鬥爭與迫害過的知識份子、一個當年崇洋媚外到衷心擁護共產黨的知識份子，被放逐在距離北京三千里外的青康藏高原，過著幾乎沒有文明的生活，那是一種多麼殘忍的煎熬。不論肉體與心靈，只要不被逼瘋、只要挺得過，往後更寬更廣的路，絕對會迎接著你。
但，在當時毛主席造神運動下的社會，有誰能忍受這樣永無止境的政治鬥爭？對生命的意義、價值、信仰、亦或生活的態度、愛情、親情，一切均階級化在毛主席英明的領導，誰敢去想「自由」？關愚謙的生命底層對自由的追求，是那麼的真實與熱烈；他沒有選擇項命運低頭、也沒有選擇向政治鬥爭妥協。他選擇了一個幾乎沒有人敢去想的路－叛國。也就是說，如果抽離了他「叛國過程」中的運氣，若他心理頭沒有這股歸求自由的堅強意念，又如何能辦到呢？
自由，在此已經不再是盧梭這種政治學上對自由的定義與討論。關愚謙所又追求的自由，已經超乎人性與社會價值的層面；在那種人與人關係已經被徹底物化的社會，即使在一九八二年關愚謙獲准以德國漢學家身分返回北京時，依舊
感受到這種「左」的氣氛。
沒有人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也不必比較關愚謙與自己的同與不同。但，如此真實的呈現自己的生命與生命歷程，仍要人不禁在讀完這本厚厚的傳奇故事時，內心激動不已。書中沒有八股、沒有教條，純粹是作者內心世界與外在經歷的真實呈現。很重要的一點是，作者不做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畢竟，這是歷史學家的範疇。而關愚謙把他自己當年工作當中的經歷與觀察，轉化為對眼前中國大陸問題思考的一個起點－－那就是，在當年那個政治烽火連天的時代，大家追求的是什麼？國家領到人之中，有誰是站在人民立場去看事情的？如今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分水嶺，誰又會是下一個與民眾在一起的領導人？而他們難到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背後的隱憂與問題了嗎？
歷史是一面鏡子，還原歷史真相，才能有助於我們思考未來。對照回台灣，如今誰談論憂國憂民之事？誰真正關心小老百姓的苦楚？台灣早過了激情改革的年代，但真正令人憂心的是，有誰敢誠實面對過去的歷史？當歷史成為服務意識型態的工具，成為去中國化的背書條件，試問，我們該相信誰，誰又能告訴我們未來該怎麼走？
很清楚的是，國家已經不再是一黨一私，國家是全體國民所有。台灣今天不論是民進黨下野，或國親政黨聯盟執政，百姓要覺醒－「不要再被一人一黨之私所害」。如果，我們能走回頭路，以國家意識型態操作政治鬥爭，逼迫人民無條件的服從偉大的領袖，能夠讓大家徹底認清政治，厭惡政治黑暗面，那到也罷；問題是，我們不能走回頭路，而我們也不知，台灣民眾何時才能走出政治人物的迷障.。
一如關愚謙在書中最後所言「中國人口等於美國加歐洲加俄國加日本還多，但西歐實施民主化不過三、四百年，如今問題還不少；西方若強加中國實施民主，十三億人口至少成立一千個政黨，那中國的建設豈能進行？中國今後必須實施民主化，擺脫一言堂、或一個人可以決定國家命運的、沒人監督的情況。但，問題是中國如何實現民主化？西方的民主是不是唯一的模子？」很清楚的是，對廿一世紀的中國領導人而言，民主化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出在「如何」實施，以及具體的實施「模式」是什麼。台灣若沒有這種警覺，沒有從中國大陸早在七八年後就已經擺脫文革陰影，全力發展經濟的歷史格局中，察覺兩岸異中求同之處，加緊與對岸就經濟問題，展開區域合作。未來，不論國親或民進黨執政，只知繼續嘲諷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問題，而忽略了兩岸在經濟上的「競合態勢」，恐怕眼前的一手好棋，在可見的未來，將全盤皆墨。
最後，轉換關愚謙先生書中闡述的論點「對於中國，我們愛的是中國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而不是政客所操弄得中國政體，沒有人可以割捨人民對自己國土的愛；對台灣，沒有人可以去否認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更不可以有人去操作民族主義情節、省籍意識情節，去破壞兩岸之間人民正常的交往。政治的事，就暫且擱置吧！台灣不喊獨立、大陸不講併吞，承認政治現實上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最大公約數，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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