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近二十年來，起崛於義大利的時裝公司班尼頓（Benetton）一再地推出最具煽動性的廣告，在長達二十呎的告示板上，貼有飢餓黑人嬰兒的照片、瀕臨死亡邊緣的愛滋病人、波士尼亞陣亡士兵被血沾染的制服等，以震撼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但本身並未探索戰爭本身的道德問題，也未嘗試解決貧窮或治療愛滋病，唯一的目的只是增加銷售。
英國經濟學者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曾在《當企業購併國家》一書中，比喻現今的政治情勢就彷彿是處於班尼頓的幻覺中。政客不斷地提供驚駭的競選廣告，以口水文化來替代政治辭令，希望抹黑對手來強調選錯黨派的危險，並提出將以不同解決方案來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贏得選民的支持，這一切就如班尼頓廣告一樣的虛假。
冷戰以後，新自由主義如同是一股洪流衝破了限制與束縛，襲捲全球，不知何時才會停下來。原本新自由主義的用意是讓富強與貧窮國家的人民生活水準趨於一致，但事實上只見資本主義貪婪地追求私利的極大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連衡量人的身份地位也是以錢財做為單位。若是民主與市場兩個理想擇其一，多數國家的選擇應該是捨棄民主而屈就於市場經濟吧？伊拉克戰爭即是一個良例。想到此，「無力感」不禁油然而生。
誰不關心的是退休時是否有充分的錢財可用？生病時是否有足夠的醫療保健？老的時候有誰會來照顧？若是不幸失業或失去工作能力，是否有救濟金可貼補？國家未來的負擔顯然是越來越重，但是減稅措施與龐大的福利支出卻讓政府無法負擔。當所有的管制都鬆綁了，投資環境更優厚了，跨國企業難道真的不會出走嗎？根據自身多年的工作經驗觀察，跨國企業多半不想在當地紮根發展，目標只有獲利與降低成本，奴役勞工與進行低價採購，當發現無利可圖時，就馬上關廠、解散員工，一走了之，哪有所謂的忠誠度可言。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代議政治是利益的選票交換，政治人物是企業的代言人，為了獲取更多的政治獻金，也只能對企業多做承諾，犧牲多數人民的福祉，為少數人效勞。然而許多富人與企業卻漸漸自行決定要繳多少的稅，以及該在哪裡繳稅，使用各種名稱，利用網際網路或通信設備，或許最後在任何地方都不須繳稅，倒楣的是多數承擔政府沈重賦稅的中產階級。全球化的結果削弱政府維持福利國家的能力及節制各種經濟勢力，使得民主赤字快速攀升，彷彿民眾只有透過抗爭，才會讓各政黨原本不會列為政策的議題，得以成為政策。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想到如何為自己掙一能安養天年的飯碗，雖然過年應歡慶佳節，也不禁對未來憂心忡忡。聽到競選的聲音越喧嘩，想要花更多的錢引起選民的注意，卻發現自己的態度冷淡地不想聽。政治人物不管是以藍色、綠色來銷售競選政見，只有一套自由放任的經濟學、消費文化、財務與自由貿易力量為基礎的制度，終究是以企業為首、國家淪為附庸、國民成為消費者的制度，如果政府沒有針對全球化而建立一套治理的機制，終將社會契約會無聲地瓦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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