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眼靈光—精神科醫生蘇建銘的心路歷程
陳芸英 (20040831)
「還好我還活著」就是這個信念，讓二十六歲意外全盲的蘇建銘，順利地成為精神科醫師，走出了完全不同於黑暗的人生！
蘇建銘生長在台南縣下營鄉的書香家庭，父母都是老師，他的功課也很好，在父母的期待下，他考上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畢業後，他當兵服役，就在即將退伍的時刻，老天爺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我記得那是一條寬只有十公尺的路，一輛小型堆高機停在路旁，夾有六公尺高的鋼板，我經過時，就那麼巧的掉了下來。」剎那間，他只感覺天昏地暗，他順手摸到眼角流出的稠狀液體，那是血，但不覺得痛，接下來腦海一片空白。
退伍之際天降意外，雙眼全盲
醫生研判並不樂觀，整個眼球破碎，經緊急開刀後，因引發腦膜炎導致腦壓高達四百（一般是一百五到一百八），醫生擔心他因呼吸停止而死亡，一度將他送進加護病房。
他的左眼看不到了，右眼還殘留光覺，但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右眼的視力也一點一滴流失。
那一陣子他常常作夢，夢裡都有畫面，夢醒就消失，於是他慢慢說服自己接受失明的事實。
他記得剛開完刀時眼睛還戴著鐵片，有一天他爸爸拿出一副墨鏡給他，「你該戴墨鏡了，」他才驚覺，原來戴鐵片表示還在治療，戴墨鏡表示治療結束。
墨鏡裡的世界一片寧靜，堅定他的求生意志。在一般中途失明者還期待遙遙無期的光明時，他卻悄悄轉移自己的命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接下來要如何過日子才有意義的價值觀裡。」
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媽媽一邊按摩，一邊嘆氣：「唉，我看你以前的學士照，眼睛好大、好亮，可是現在呢？兩個眼睛都萎縮了，唉！」他立刻回應她，「媽，好在當時的鋼板打到我的眼睛，如果高一點，刺到腦袋，我就沒命了；低一點碰到喉嚨，我也死定了，還好是眼睛，我還可以活著。」
他不是安慰媽媽，而是真的這麼想。
他正式獨立是在民國八十四年，當時恰巧新莊「盲人重建院」舉辦空前絕後為期兩週（過去的重建課程是兩年，他曾因時間過長再三考慮後卻步）的「定向行動」及「日常生活訓練」課。他把握住機會，急切地想提升自己走出去的能力。
有一次他要從台北回台南，原本家人堅持要到車站接他，他只好故意不說車班時間，好讓家人接不到，自己再想辦法回家，他這樣的行為惹得家人很不諒解，但他卻有另外的想法，「我要的是這種經歷，這些經歷豐富我的生命，增加我內心的力量，我稱它為『心力』。」
醫師看不見，反讓病患卸下心防侃侃而談
而他的事業則是民國八十五年──失明七年後才起步。
失明前他已高考及格，具有公務員資格，但醫院一時找不到適合他的科別，他就暫時沒到醫院報到，沒想到考選部以他「無故不報到」為由，取消他的資格。
於是蘇建銘向考選部提起訴願、再訴願，且將自己的工作目標從內科醫師改成精神科醫師，雖然最後考選部同意他恢復分發，但仍沒有醫院接受對他的分發。
這樣的情況讓蘇建銘不得不找「自救」的方法，他決定選擇「特殊教育」的路。
靠著一群學生的幫助，替他將教材錄成錄音帶，他順利的考上了台灣師大特教所和高雄師大特教所，就在他選校就讀時，高雄婦幼醫院也通知他報到，「因為想替盲人開一條路，讓別人知道盲人是可以有作為的。」他決定保留學籍到醫院報到。
精神科異於其他科別，病患偶爾會有情緒不穩而動手打醫生的情形，一開始，大家基於保護他，還是不敢讓他接觸太多的病人，特別是在急性病房，直到他到復健病房後，才有充分時間與病患接觸，慢慢的，個別治療、團體治療、家族治療……，累積相當的臨床經驗後，才看門診、開藥下處方，只有需要觀察病人表情的部分，他才會詢問旁邊的護士。
一路從見習、實習到從事心理治療的心理醫師，變成擔負醫療照顧的精神科醫師，蘇建銘最大的安慰是透過與病患的互動，說服一些病友接受住院治療。
蘇建銘期許自己當病友的心靈捕手，即使超過會談時間還是會靜靜地傾聽，他鼻樑上的墨鏡常常在會診時悄悄的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病人曾說，「別的醫生眼睛會一直盯著你看，有時根本講不出話來，但蘇醫生戴著墨鏡，讓人很放心地把心事通通告訴他。」
對於病人的肯定，蘇建銘說，「這些多虧『失明的薰陶』，如果沒有失明，我也沒有這種能力，我的能力大部分是在工作時與病人互動產生的。」
目前單身的他住在醫院附近，除了工作外，也參加心靈成長團體，每天紀錄自己的成長，幫助自己冷靜地跳出問題，看到問題的核心，「我工作不是因為賺錢，而是因為這跟我生命的目標相結合。」
也許失明是老天爺的失誤，卻意外造就他理想的人生。
（摘自寶瓶文化即將出版的《美麗新視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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