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駿圖與馬踢死：傳統繪畫中不同的馬＠偽裝成獨白的人生

2010-11-02 18:16:19| 人氣2,622|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八駿圖與馬踢死：傳統繪畫中不同的馬

推薦 0 收藏 0 轉貼0 訂閱站台

客廳中的馬

大家都知道徐悲鴻愛畫馬，據非正式機構的不負責統計，全台地區客廳掛有《八駿圖》的比例，己超過《年年有魚》，甚至直逼《花開富貴》。筆者對此尚未做過專門的研究，但相信其中應該有徐悲鴻的影響。我們只要看看那些仿作粗放的墨線、奔騰的姿態，就知道這是摹仿徐悲鴻的筆法。

左圖相傳為徐悲鴻的真跡，就其配色之協調、形體之準確與用筆之流暢，當然較諸一般客廳擺設的仿作顯是高明許多。不過古往今來擅畫馬者當然不獨徐悲鴻一人，中國古代畫馬大師首推唐代韓幹，下圖便是傳為韓幹所繪的《牧馬圖》﹝現代學者考證可能是北宋的摹本﹞，端是人肥馬壯予人聯想盛唐氣象。﹝韓幹一生橫跨安史之亂，此幅描繪胡人乘馬之畫，當是安史亂前所繪﹞

作為老師的馬

與徐悲鴻相似，韓幹的出身並不顯赫，年輕時在pub﹝酒館﹞裡當打工小弟，後來受王維賞識，進入宮中成為畫師。﹝唐代文人雅士頗愛逛酒館，李白詩云：「笑入胡姬酒肆中」即此之謂﹞。韓幹也是位極有自我個性之人，皇帝曾命他拜畫馬名家陳閎為師，韓幹卻說：「陛下馬廄裡面的馬都是我的老師。」這與徐悲鴻對於古代成法的反感也頗有相合之處，令人不禁懷疑兩人對於馬的愛好是否同出自某種心理的特徵──即對於權威的反抗與自由的嚮往。

但兩人的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就後世的觀點，徐韓兩人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馬風格，我們不必有深入的美術史知識也能發現此點。且看現代有多少人家中掛了韓幹風格的八駿圖仿作？我想為數應該甚少，可能原因或有數端：蓋韓馬身軀肥大、四肢短小，對於喜歡牛飲圈叉零蛋又品味不高的成功人士不免感覺不夠豪邁奔放。就生物學而言，韓幹的馬也頗違常理，試問如此細瘦的馬腳哪裡可以支撐龐大的軀體，連成吉斯汗當年用以馳騁天下的蒙古馬，雖然也是矮小馬種，卻也不似韓幹的馬矮肥的如此誇張﹝PS：不要以為蒙古人的戰馬高大威武，事實上蒙古馬不單體型矮小、耐力也差，我們以為無敵軍團必有優越的生理素質，乃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遺毒。﹞其實現代學者早已指出，韓幹畫馬並非如實的描繪，其中誇張的比例應該是刻意安排的結果，為的是塑造穩定的結構與飽滿的肉感，就如同卡通中為了強調超級賽亞人「超級」之感，所以每個超級賽亞人的二頭肌都大的超乎尋常。只是對於迷信科學的現代人而言，遠離感官的真實還是難以忍受，韓幹的馬不受青睞並不令人意外。

馬踢死之馬

上述解釋大多屬於臆測，徐悲鴻的馬之所以在近代受到歡迎，恐怕要由美術史的背景中探究，近代畫家劉伯鑾曾有這樣的評論：

國畫馬有二法：一是唐代韓幹所畫之工筆馬，一是近代徐悲鴻所畫之寫意馬。徐氏用空□之筆觸展現馬之寫實性，正與國畫之潑墨法相吻合，極受藝界之推重。工筆已成過去，寫意正在盛行，但過去之寫意與現在之寫意大不相同。過去之寫意在風格上雖注意豪放，但仍保留工整和寫實性，現在之寫意是風格注意粗獷與抽象性，工整與寫實已減少矣！

劉氏的藝術主張近於西方現代主義。他曾提出現代繪畫的三個方向：一、發揮原始本能的自由性及奔放性的生命力；二、反對合理主義，而用不合理的題材在不調和的畫面上，以表達內在的心理反應及需求；三、注重粗豪型的風格，多用強烈的色彩表現動力感。這完全是現代主義的主張，而他認為徐悲鴻的馬剛好可以作為代表。換句話說，徐悲鴻風格的馬之所以能夠廣受歡迎，或許與現代主義式的美學觀點逐漸流行有關。劉伯鑾他自己的畫作也實踐了這樣的想法。右圖即為一例，他以墨染而非線條勾勒馬匹形體。看起來顯然有受徐悲鴻的影響。

但千萬不要以為徐悲鴻對於現代主義有任何好感。徐悲鴻曾與徐志摩對於現代主義的畫作有過一次爭吵。1929年4月10日，中國第一屆美術展覽在上海開幕。因展覽會上的作品有不少是現代主義風格，徐悲鴻拒絕參加，並與勸他送作品參展的徐志摩發生口角。徐悲鴻後來將這次爭論內容寫成題為〈惑〉的文章在《美展匯刊》第5期上發表﹝可見得沒有網路的時代也可以有戰文﹞。文章中徐悲鴻批評塞尚、馬踢死﹝這是民初Matisse的譯名，現多譯為馬諦斯﹞等繪畫為「無恥之作」，這可說已涉及人身攻擊，而不僅是美術上的批評了。徐悲鴻任職於南京中央大學時，更直接在演講裡批評西方現代主義繪畫是一種形式主義：

這些畫派的創始人，都是一時衝動、標新立異，根本沒有深厚的思想和系統的理論作為後盾，大多只是追求一種形式，也談不上固定的技法……這種形式主義之無根，對現實不誠不實，乃研究藝術過程中的絆腳石。[1]

然而按照現代主義的看法，一個作品之好壞不在其題材道德不道德，正在其手法、形式高明與否﹝Peter Gay大作《現代主義》可供參考﹞，堅持藝術道德性的徐悲鴻顯然不是一個現代主義的同路人。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當徐志摩在〈我也「惑」〉一文，認為藝術的批評是獨立的，至多有真偽的判斷，不應有道德評價的參入。徐悲鴻在〈「惑」之不解〉的回文中，卻堅持這不是「真偽」而是「是非」的判斷。觀乎徐悲鴻的繪馬之作也多有一種憤進、激昂的道德情緒，以呼應當時中國局勢。由此我們可知劉伯鑾的話雖然看似與徐悲鴻相像，但就兩人的藝術理念而言實有相當差異，馬踢死之馬絕非悲鴻之馬可謂明矣。

士大夫之馬

徐悲鴻這種強調繪畫精神或是道德意涵的想法或有傳統的根源。蘇東坡曾說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駿發氣，看數尺便倦。[2]

所謂「意氣」就是相對於形體的精神特質。依蘇軾所論，顯然繪畫之要在掌握前者，至於形象完備與否並不在意。這種觀點推論至極處，便如元代畫家倪瓚自述，繪畫乃是「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3]此時繪畫不僅止於畫家對於物象整體精神的掌握，更是文人自我性情的抒發。徐悲鴻的想法還沒到倪瓚那種脫略形體技法的程度，但徐悲鴻至少會同意畫一隻馬必須要傳達某種精神，才能算是佳作。像是現代主義者強調「形式」更甚「精神」的主張當然不能為徐悲鴻所認同。

像照片的馬

清代的畫家郎世寧也是畫馬的名家。我們看下圖中郎世寧對於形體與光影描繪之細膩，簡直如同照片一般，肯定讓當時中國的畫家大吃一驚。這種機械性的寫實表現頗受徐悲鴻讚揚，當時人也將徐悲鴻視為郎世寧的衣缽傳人。但若就此處兩幅八駿圖相比較，兩人的風格其實相差甚大。幸好徐悲鴻本人對此不怎麼排斥，否則類似師承關係的比附最好少說為妙，就像一個睿智的籃球評論家絕不會說Kobe學Jordan，即使Kobe打球的方式與Jordan實在神似到了極點。蓋當代籃球評論與藝術史研究都最忌概括式的結論，就好像這是客觀性的大敵，一定要除之而後快。可事實上若無概括式的結論，這兩項工作又不可能成立，其間分寸的拿捏著實讓人苦惱，古代有「白馬非馬」之辯，也在突顯此種殊相與共相之間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