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馮內果出版《貓的搖籃》，雖然一開始僅銷售了約五百本，該書卻成為今日高中英語課被廣泛閱讀的作品。這本小說借用一種愛斯基摩遊戲的名稱──孩童嘗試用魚線勾住太陽──是本描述Hoenikker家庭的自傳性作品。信仰Bokononism宗教的主角正在寫一本書，描述Hiroshima的大轟炸，以及目睹世界被一種稱為「冰九」的東西摧毀，後者能讓所有的水在室溫結冰。
馮內果接著以《第五號屠宰場》擺脫了科幻小說作家的標籤。本書敘述一位陸軍偵查兵Billy Pilgrim的故事（和馮內果一樣），親身經驗了戰爭的恐怖。「你知道──我們一直在靠自己想像戰爭，而且是想像戰爭由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在打，」書中一個英國上校如是說。「我們已忘了戰爭其實是嬰兒在打的。當我看見那些年輕、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臉，那讓我感到震驚。老天，老天啊──我對自己說。那是兒童的十字軍哪。」
而馮內果正是Billy。Billy被俘虜並派到一座地下肉櫃製作維他命，並在那裡逃過聯軍的轟炸。
在《第五號屠宰場》裡，馮內果帶出Kilgore Trout，一個筆下的自我變格。小說中甚至有一段馮內果自己寫下的句子。
「羅伯‧甘迺迪，他的避暑小屋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八哩，」馮內果在小說結尾寫道。「兩個晚上前被槍殺了，昨晚死了。所以就是這樣。」
「馬丁‧路德‧金一個月前被槍殺。他也死了，所以就是這樣。而每天我的政府會告訴我，在越南的軍事科學又製造了多少屍體出來。所以就是這樣。」
作為眾多念經般貫穿馮內果作品的字句，「所以就是這樣」（so it goes）成了反越戰的標語。
《第五號屠宰場》打入暢銷榜冠軍，讓馮內果成了文化英雄。有些學校與博物館將之列為禁書，因為裡頭有色情、粗話和暴力片段。
在該書出版後，馮內果經歷另一次的低潮，並發誓不再寫作任何小說。他寫道他總是想要自殺；在1984年，他嘗試用安眠藥與酒精奪走自己的性命。
「自殺母親的兒子總是會想到死亡，激烈的死亡，作為任何問題的合理解答，」他寫道。他的兒子Mark也曾精神崩潰。他在1970年代恢復後將這點寫成一本書，《伊甸園快車：發狂的自傳》。
拋下小說後，馮內果決定當個劇作家。《生日快樂，婉達裘恩》於1970年在百老匯演出，評價褒貶不一。這段時間他也與妻子分居，並且搬到紐約（Jane後來改嫁並過世於1986年）。
1979年，馮內果娶了攝影師Jill Krementz，生下一個女兒Lily。他的家人與兒女讓他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馮內果重返小說的作品是《冠軍的早餐》（1973年），他稱之為「兩個寂寞、瘦得皮包骨且很老的老人，在一個快速死亡的星球上會面」。這次他的自我變格是Philboyd Sludge，該角色正在寫一本關於Dwayne Hoover的書，後者是個富有的汽車經紀商。Hoover在讀了一本Kilgore Trout撰寫的小說後崩潰，而Trout也出現在書裡，並開始認為身邊所有人都是機器人。
1997年，馮內果出版《時震》，這設定於千禧年的故事讓世界的時空被迫倒退十年，回到1990年的模樣。小說根據著他一本較早期的失敗作品而寫，用他的話說是劇情的「一大鍋混雜墩肉」結合自傳性的寫作筆法。再次地，Kilgore Trout出現在書中。「如果我浪費時間去創造角色，」馮內果替他的「回收」辯護。「我就永遠無法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寫好了。」
雖然該書是本暢銷作，它也獲得不一的評價。「讓一位小說家自由動手寫作想寫的東西，不代表你有資格這麼做，」R. Z. Sheppard在自由時報這麼寫道。但小說家Valerie Sayers在紐約時報書評內卻寫著：「閱讀馮內果真正的樂趣，在於將他持續的興趣轉為事實與虛構之間高度懸疑的關係，正如你在小說與回憶錄轟動的交手中所能玩弄出最傑出的伎倆。」
馮內果在《時震》的序言中說，該書將會是他的最後一本小說。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他的最後一本著作是傳記性的散文篇，《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出版於2005年。它也成了暢銷書。這本書包括了馮內果所寫的一首詩，被他稱為《安魂曲》。該首詩的內容是這麼結束的：
當最後一個活著的
在我們手中死去
要是地球能開口
聲音從
或許是大峽谷的地表浮出
「結束了。」
那會有多麼詩意
但人們一點也不喜歡
R.I.P. Kurt Vonnegut Jr.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