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內閣」日前已經底定，且不論這波改組名單中，上台者被大剌剌地酬庸得有多難看；下台者又被搞得多沒尊嚴，有一件有點重要，又不會太重要的革新動作，就是新聞局長不再兼任行政院發言人。而在未來的政府再造方案中，新聞局所屬的廣電、出版、電影等傳播業務將被分割出去。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失去戰略位置的新聞局長，在這「戰鬥內閣」中，新聞局長將成為最沒有新聞、最沒有戰鬥力的閣員。
以往，新聞局長是政府發言人，是媒體採訪政院新聞的重要管道，即使法定新聞局也是廣電、出版、電影等業務的主管機關，但歷任新聞局長多出身政治或外交領域，對傳播業務不熟，也不見得多有興趣。而政院記者們又劃歸政治新聞組，對廣電、出版、電影公共傳播文化事務，也少有關注。自兩蔣的黨國威權時代以來，新聞局除了明的政令宣導，更重要的，自然是暗的新聞監督、過濾。這名不正言不順的新聞局監控了媒體言論，對社會民主自由的戕害之深，讓多少有識之士深惡痛絕。難怪即使前新聞局長蘇正平一再重申要貫徹「黨政軍退出三台」的政策立場，一提到將成立公共化監督委員會「監督」台華視的「公共化」，馬上被主張台華視「自由化」、公開釋股的「彩虹聯盟」等多位在野黨立委抓包似地拿來說嘴，意指民進黨政府的任何介入動作就是企圖染指、綠化台華視。在雙方「一個三退、各自表述」的局面下，許多關注傳播文化的社會人士或學者，要求政府先行購買台華視股權，再將產權「公共化」的公共化模式。但從政權交替至今，即使台華視公共化議題表面上不若核四案慘遭「出賣」命運，民進黨政府模模糊糊的態度，讓台華視公共化的議題，隨著一波波羶色腥的媒體話題，例如去年底吵到今年頭的國會「菜店查某」風波、偷拍光碟案、真假性派對疑雲……在眾人怒斥媒體墮落之際，被浮浮沈沈地談論著。
在這個媒體堪稱呼風喚雨的時代，無人小覷其影響力，而台灣媒體的現實情境，既有醜惡的政治操控，資本的勢力更無所不在地肆虐，於是乎，打造「公共媒體」以維護弱勢發聲、創造多元文化的論調也相應而起。問題是，一個公共媒體的創造，其基礎何在？我們以為，在現今媒體勢力紛亂、乖張的情境下，公共媒體或說公共的多元論壇空間的對民間社會；特別是弱勢邊緣的發聲需求，確有極大的實質意義。但是在此意義下的「公共媒體」，絕對不等於在千夫所指的「黨政軍」勢力退出媒體後，任由自由市場的資本邏輯宰割而成的「大眾媒體」。所謂的「公共領域」，應該是從人民面對這兩塊力量的擠壓，從中拉扯而形成的一塊區域，它不為統治機器服務，也不為資本的利益服務。所謂的「公共」，應該是在排除掉在社會起主導作用的政治與資本的力量、克服掉社會意識型態單一化的結局之因素後，才得以塑造起來的。
在這麼一個權力拉扯的空間裡面，排除對抗性的行為模式，而訴諸一個虛幻的「公共領域」，是沒有意義。一個使弱勢人民得以近用的、多元的媒體或論壇空間，絕對不會自然生成，在民間社會與國家之間不會；在民間社會、國家和資本之間也不會；故遑論受壓迫的人民何以在「公共領域」中與資本或官資一體的勢力相抗衡。
問題是，人民如何能在統治機器與資本的擠壓中，與兩者拉扯進而對抗呢？我們以為「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必須重新加以批判、定位，一個沒有國家實力作為支撐的制度，是沒有基礎在政治和財團的力量之外，獨立存在的，媒體公共化作為一種運動，也就應該是民間社會推動、拉扯國家進入這一個領域，使之扮演起積極作用角色的過程。國家的角色應該被拉出來，而不僅僅是消極地「退出」就算了事，它的功用不在介入經營，或者監督，更不用說是掌控和操作媒體。國家只有一件事是應該做的，是建立一套規則，並捍衛這套規則，協助這個媒體去抵禦外侮，協助這個媒體，不讓政治與財團的力量進來。
然而「黨政軍退出三台」已經成為各方勢力的金句箴言，由於口號的縫隙遭人不肖詮釋、挪用，即黨政軍中的「政」意指的「政治力干預」被與「國家角色」混淆，在台灣這個政治性被高度污名、具表面政治潔癖的媒體情境，一提到要求「政府」介入，不管其實質內涵是政黨的政治力介入，或是國家的角色力量，即刻引來「自由人士」的口誅筆伐，即使這個國家力量的引進，是為了制衡更惡質龐然的資本勢力。我們以為，多年前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提出的三退口號，絕對有其社會歷史脈絡的。當彼之時，政黨尚未交替，國民黨的政治強人聲勢正熾，怎麼樣看都沒有變天的契機。面對這麼一個黨政軍合一的超級國家機器，對台灣社會長達五十年的政治經濟壓迫，當時的有識之士莫不憂心，如此的大怪獸若持續把持無線媒體，對社會的民主自由是無以復加的戕害，被眾人寄予厚望的打造「公共媒體」，以創造優質、讓弱勢發聲的傳播文化，將成泡影。是以民間團體推動了「三退」運動，以阻止黨政軍機器大怪獸摧毀最後一處自由民主堡壘--公共媒體空間。
時過境遷，兩年前，台灣終於藍綠易幟、政黨輪替。但要說是變天了，實在抬舉了民進黨。這兩年，我們清楚看到，除了口號政治式的「綠色矽島」，從國政顧問團、核四案、到經發會的種種共識，正顯示了，踩在人民頭上起家的民進黨政權，根本是以前國民黨政權為師，為累積政治資源，以更各種傷害人民與環境土地的方式，拉攏財團和少數既得利益者。眼見，國民黨駕馭媒體有成，民進黨政權自然也不願放過這個好用的工具，於是除了國民黨的中視，注定無綠旗的立足地，其餘無線媒體的綠化、泛政治化，不但讓人憂心忡忡，唯恐重蹈覆轍；而在野黨人士，也打蛇隨棍上，以泛政治化為由，要求自由化，要求國家退出經營，至於自由化會不會成了商業化、財團化，就請人民自求多福了。
今此之時，大談「政府退出」在瘋狗亂咬的媒體現實中下幾乎喪失意義。我們要指出，這會要談的是「國家介入」。而國家在哪裡該介入，在哪裡該退出，這個遊戲規則的建立，則實在是新的一波媒體「公共化」運動所應該具體實踐的目標。任何一個制度的建立，都必須是一個不斷拉扯的過程，在國家制度的發展歷史中，如司法制度與軍隊，也都是在長期的鬥爭中，才獲得其普世性的支持，認為應該在制度的保障下，獨立於政治與財團之外。而即使是這兩個制度，到了今天，政治與財團的力量，也仍難免鬼影幢幢於其間，揮之不去，可見由民間社會拉扯國家，以確保「公共」空間的維持與運作，是多麼漫長的一個過程。
「公共媒體」的可能性，首先在於澄清「公共媒體」的形成絕非從天而降，更不會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初始該有國家角色的適當介入。在這個基礎上，使弱勢者得以近用此「公共空間」發聲，並且不只是抒發己見式的管道。我們要強調的是，作為一場運動，「公共媒體」應該更釐清它的群眾在哪、為誰而服務，從它的群眾出發，引入國家與制度的作用力，在每一個階段，它都會是一個各方勢力爭鬥的運動場域。在台華視公共化議題載浮載沈的爭論中，我們看到了過去從「三退」到「公共化」論述的建構已逐漸結出了若干果實，我們也看到了政治人物利用片面的解讀和操作，逐漸分食這一個成果，無論是黨政軍借屍還魂的「公共化」，或者與財團苟合而重新企圖染指無線媒體的「彩虹聯盟」，在在都突顯出政治人物不改以媒體為其禁臠的企圖。在這個時候，我們以為，推動公共媒體的長路，正是要從過去「三退」與「公共化」的成就與不足之處，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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