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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世界經濟危機中學到了什麼（中譯稿）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譯按：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曾於1993年至1997年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於1997年至1999年11月期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副總裁。
斯蒂格利茨先生無疑是世界最傑出經濟學家之一，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中，他是僅有的幾位敢於替發展中國家利益說話的嚴肅正直的學者之一。然而，正是因為他要替發展中國家說話，世界銀行已經容不下他了，他只好辭職！
在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先生根據他在過去十年中的經歷向我們揭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醜惡行經，使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同時，他還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還是為美國和發達工業化世界的金融利益集團服務的？他們為什麼會在世界其他國家推行那些明顯是極其愚蠢的政策？而我們還想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又為什麼會接受那些明顯是極其愚蠢的政策？這些問題是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呢？
我從世界經濟危機中學到了什麼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Issue date: 04.17.00
Post date: 04.06.00
下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的會議將給那裡帶去許多示威者，其中的很多人參加了去年秋季在西雅圖針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示威。他們將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傲慢無知，他們將指責它從不聽取那些它本來應該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意見，他們將指責它的秘密操作以及將民主決策束之高閣，他們將指責它開出的經濟“藥方”經常使情況變得更糟糕－－使經濟減速變為經濟衰退，使經濟衰退變為經濟蕭條。
他們的指責是有道理的。我曾於1996年到去年（1999，譯注）11月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在此期間全球經濟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我親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財政部一起，先後如何應對的。我驚駭於他們的所作所為。
那次全球經濟危機於19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國出現。東亞國家經歷了將近30年奇跡般的發展：收入大增，健康狀況得到改善，貧困現象大幅度減少。不僅識字率大幅提高，而且在科學以及數學的國際競賽中，這個地區的許多國家的表現都超過了美國。其中有些國家甚至在30年裡沒有經歷過一個年度的經濟衰退。
但是災難的種子早已經種下了。在90年代初，東亞國家實現了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並不是由於他們需要吸引更多的資本（儲蓄率已經達到30％甚至更高），而是由於國際壓力，其中一部分來自美國財政部。這些變化帶來了大量的短期資本－－與投資於類似工廠等項目的長期資本不同，這種資本總是追求在第二天、第二個星期或者第二個月獲得最高的回報。在泰國，這種短期資本的流入帶來了一場不可持續的房地產經濟泡沫。
而且，與此同時，全世界的人們（包括美國人）都已經痛苦地認識到任何一次房地產泡沫最終都將破裂，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這些資本突然流入一樣，他們也突然流出了。並且，當所有的人都試圖撤出他們的資本的同時，這就導致了一個經濟問題，一個很大的經濟問題。
上一輪金融危機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拉丁美洲。當時大量的公共部門赤字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在那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正確地實施了財政緊縮（平衡預算）和偏緊的貨幣政策。它把那些政府實施這些政策作為他們獲得援助的先決條件。因此，在1997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基金會的首腦們說，緊縮將重建人們對泰國經濟的信心。當危機發展到其他東亞國家時－－並且當這些政策的失敗已經很明顯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是眨眨眼，給每一個到它門口求援的國家開出了同樣的藥方。
我當時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與拉丁美洲國家不同，東亞國家本來已經實現了預算盈余。在泰國，政府已經實現如此之大的盈余，以致已經導致了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不足，而這兩者對經濟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亞洲國家同時已經實施了偏緊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很低並且還在下降。（例如，在韓國，通貨膨脹率只有4％，這是很不錯的。）和在拉丁美洲不一樣，問題不在於魯莽輕率的政府；而在於魯莽輕率的私人部門－－所有的那些在房地產泡沫中賭博的人們，例如，銀行家和借貸者。
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緊縮政策將無法復蘇東亞經濟－－它會把他們推入衰退甚至蕭條。高利率會摧毀高負債的東亞地區企業，導致更多的破產和壞債（default）。壓縮的政府開支將隻能使經濟更加萎縮。
於是我開始遊說改變這種政策。我向斯坦利．費西爾（Stanley Fisher）談了我的看法。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曾經擔任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以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一經營副主管（first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我與世界銀行中可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聯系並發生影響的同事會面，鼓勵他們盡其所能去說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僚們。
用我的分析去說服世界銀行的人們被証明是容易的，然而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意是幾乎不可能的。當我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官員談我的意見時－－例如，解釋高利率會怎樣增加破產，因此使得重建對東亞經濟的信心變得更加困難，他們剛開始只是抵制（resist）。然後，當無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駁時，他們會退回到另外一種回答：
我是否理解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主管委員會－－那個由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財政部長們任命的，批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的貸款項目的機構－－的壓力。他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個委員會傾向於更嚴厲的政策；而他們事實上只是實施了適中的政策。但我那些作為執行主管的朋友們卻說他們才是那些感受到壓力的人。使人惱怒的不僅在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慣性是如此的難以制止，而且在於，由於所有的事情都是關起門來在後面操作的，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究竟誰是阻礙改變的真正障礙。究竟是那些職員在推動執行主管，還是那些執行主管在推動職員？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確定的知道答案。
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每一個人都向我保証他們是會很靈活的：如果他們的政策確實被証明是過度緊縮了，把東亞經濟推進了不必要的更深的衰退，那麼他們將實施相反的政策。這不禁使我不寒而慄。經濟學家們給他們的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課之一就是滯後的重要性：一個貨幣政策的變化（增高或降低利率）完全地顯示其效果需要12至18個月的時間。當我在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我們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預計經濟在將來的走向，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在今天應該推薦什麼政策。（在經濟領域）玩那種錯了再改的遊戲是最愚蠢的。然而，那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計劃要進行的。
我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行事時是不希望外人問太多問題的。從理論上講，這個基金會是支持它所幫助的國家的民主制度的。但在實踐中，他通過強制實施它的政策一直在破壞民主過程。當然，從名義上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不“強制實施”什麼，他只是“談判”接受援助的條件。但是談判的所有籌碼都在談判的一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且它幾乎不給對方足夠的時間去達到廣泛的一致意見或者向議會或國內社會咨詢。有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假裝特許完全的公開，同時卻在私下談判秘密契約。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幫助一個國家，它派出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團”（mission）。這些經濟學家往往缺乏對這個國家的廣泛了解，他們可能對這個國家的五星級飯店比對它的分布在鄉下的村子擁有更多的了解。他們辛勤地工作，對著一堆數字思考到深夜。但他們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幾天或者最多幾周之內，就要求他們拿出一套符合這個國家需要的方案。無需多說，僅僅是一些數字演算是不能給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提供恰當的意見的。更為惡劣的是，這些數字演算也往往沒有作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選用的數學模型經常是有明顯缺陷的或過時的。有批評者指責他們在經濟學上採用分甜餅（cookie-cutter）的方法，這些批評者是正確的。這些工作小組因為在出發前就擬好報告的草稿而著名。我聽說過這樣的不幸事件，這些小組成員把給一個國家的報告的大部分拷貝下來並把它們全部轉變為給另一個國家的報告。他們帶著這份轉變而來的報告出發了，但是由於文字處理軟件的“尋找並替換”功能沒能正常工作，結果在一些地方還保留著原來那個國家的名字。原來如此！
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並不在乎發展中國家的公民是不公正的。但是那些為這個組織工作的老人們－－他們絕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人－－的作為使人感覺他們肩負著魯德亞德．開普林（Rudyard Kipling）那樣的白人的責任。（指他們往往帶有種族主義傾向，譯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們相信他們比他們要訪問的國家的經濟學家更聰明、受過更好的教育並且更少具有政治動機。但是，事實上，那些國家的經濟領導人都相當不錯－－在許多情形下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更聰明或者受到過更好的教育。而那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往往是由畢業於一流大學的三流學生組成的。（請相信我：我先後在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以及普林斯頓大學任教，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從來沒有成功地招收到任何一個最好的學生。）去年夏天，我在中國就電信行業的競爭政策作過一個講座，聽眾中至少有3位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和西方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有同樣的水平。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挫折感更強了。（有人可能會認為，既然世界銀行在名義上為拯救計劃貢獻了幾十億美元，它的聲音應該受到重視。但是它和那些受到影響的國家的人們一樣被毫不猶豫地忽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聲稱他們要求東亞國家所做的只不過是在一個衰退時期平衡他們的預算。這就是他們所要求的？難道克林頓政府不是剛和國會在這個國家就延遲平衡預算的修正案進行過一場很大的爭論？難道這個政府的主要論斷不是在面對衰退時，少量的赤字開支是必要的？這是我以及其他絕大部分經濟學家在60年來一直教給我們的研究生的。非常坦率地說，一個學生如果對“當面對經濟下滑時，泰國應該採取怎樣的財政政策？”這樣一道考試題給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答案，那麼他只能得一個F（不及格）。
當危機蔓延到印度尼西亞時，我更加擔心了。世界銀行的新的研究表明在這樣一個種族分裂的國家，經濟衰退將導致各種社會和政治動亂。因此，在1997年末於吉隆坡召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我發表了一個世界銀行精心準備的聲明：我認為過度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在印度尼西亞造成社會和政治動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一次堅持了他們的立場。這個基金會的經營總管（managing director）,邁克爾．坎德蘇斯（Michel Camdessus），重復了他在其他公共場合講過的觀點：正如墨西哥所經歷過的一樣，東亞必須從磨礪中成長起來。他緊接著指出，在經歷了所有的短期的痛苦之後，墨西哥（經濟）變得更加強大了。
但這是一個愚蠢的類比。墨西哥的經濟恢復並不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它加強其脆弱的金融體系。這個體系在危機過後的若幹年裡仍然很脆弱。墨西哥的經濟恢復來自於其對美國的出口的急劇增長，而這得感謝美國的經濟繁榮。墨西哥的經濟恢復還得感謝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與此相反，印度尼西亞的主要貿易伙伴是日本－－那裡，從當時一直到現在，還在經濟泥潭裡掙紮。進一步講，與墨西哥相比，有長期種族沖突歷史的印度尼西亞具有遠為強烈得多的政治和社會爆炸性。而新一輪的沖突將引起大量的資本逃逸（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敦促它放鬆了對現金流動的管制，這種現象更容易出現。）但是所有這些爭論都無關緊要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此之前已經施加壓力了，它要求減少政府開支。因此，恰恰在這個時候，當緊縮政策使得那些對食品和燃料之類生活必需品的補貼變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時，這些補貼反而被取消了。到1998年1月，情況已經變得如此糟糕以致世界銀行負責東亞地區的副總裁，基恩．邁克爾．瑟沃日那（Jean Michel Severino）採用了可怕的“r”詞（衰退“recession”）和“d”詞（蕭條“depression”）來描述亞洲的經濟災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後來的副財政秘書，勞倫斯．薩莫斯（Lawrence Summers），責怪瑟沃日那（Severino）使情況看起來比實際的更糟糕。但是難道有其他辦法來描述正在發生的情況嗎？在一些受到影響的國家裡，產出下降了16％或者更多。在印度尼西亞，一半的企業處於幾乎破產或接近破產的境地，並且結果是這個國家甚至無法利用由於降低匯率而帶來的出口機會。失業率急劇上升，上升了10倍之多。實際工資大幅下降－－而且是在基本上沒有社會安全保障網絡的國家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沒有重建對東亞的經濟的信心，它還破壞了這個地區的社會結構。隨後，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危機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國家－－俄羅斯。
俄羅斯的災難的主要特點與東亞的災難完全一樣－－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誘它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樣。但是在俄羅斯，這種唆使和引誘進行得要早得多。隨著柏林牆的倒塌，關於俄羅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出現了兩種經濟學派。我所屬的那個學派，由一批對那個地區的專家、象肯尼思．阿羅（KennethArrow）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其他人組成。這個學派強調一個市場經濟的制度性基礎設施－－從保障合同執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証金融體系正常運轉的管制結構。在十年以前，阿羅和我同屬一個國家科學院小組的成員，我們與中國人討論過他們的轉型戰略。我們強調鼓勵競爭的重要性－－而不是僅僅對國營企業進行私有化－－而且我們更傾向於一個更加漸進的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雖然我們同意在制止過度的通貨膨脹時採取臨時的強制措施是必要的。）
第二個學派主要由一些宏觀經濟學家組成。他們的對市場的信念與他們對其支柱－－即市場能有效作用所需的那些條件－－的微妙之處的了解是不匹配的。這些經濟學家普遍對俄羅斯經濟的歷史和細節極不了解而且相信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這些知識。他們所信仰的這種經濟教條的最偉大力量，同時也是其最終的缺陷，就是這種教條是－－或者說應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歷史或者收入分配根本就無關緊要。好的經濟學家就是要知道那些普遍真理並且能超越眼前的那些使真理變得模糊的事實和細節。而且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療法，適用於所有那些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下的藥越猛（當然反應也越痛苦），（經濟）恢復得越快。他們就是這樣推理的！
對俄羅斯來說很不幸的是，後面這個學派在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爭論中取得了勝利。或者，更確切地說，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保了沒有公開的爭論並輕率地按第二條道路走下去了。那些反對這條道路的人或者不再被作為咨詢對象或者不再長期被作為咨詢對象。例如，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裡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彼德．歐斯薩格（Peter Orszag）。他曾經是俄羅斯政府很重要的經濟顧問，還和許多年輕經濟學家一起工作過，這些年輕經濟學家被認為會獲得能夠影響俄羅斯的職位。他正是那種擁有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需要的專門知識的人。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們幾乎從來不向他咨詢。
我們都知道隨後發生了什麼。在1993年11月的選舉中，俄羅斯的選民給了改革者們一個巨大的打擊，一個他們至今還不能從中恢復的打擊。斯達布．特爾波特（ StrobeTalbott）隨後接管了關於俄羅斯政策的非經濟部分。他承認俄羅斯經歷了“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療法”。而且所有的休克根本就沒有使俄羅斯向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過渡。
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敦促莫斯科執行的迅猛的私有化隻是讓一小部分寡頭集團獲得了對國家資產的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重新構造了俄羅斯的經濟激勵，這是對的－－但是卻是按照錯誤的方法構造的。由於不對保障一個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需的制度性基礎設施給予足夠的重視－－同時通過使資本在俄羅斯的流入和流出變得更為容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為寡頭們的掠奪打好了基礎。在政府缺乏資金支付養老金的同時，寡頭們卻在把通過掠奪資產和出售這個國家寶貴的自然資源中獲得的金錢存入塞浦路斯和瑞士銀行的帳戶裡。
美國與這些可怕的發展都有牽連。在1998年中，隨後作為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的繼任者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的薩莫斯（Summers）確實與俄羅斯私有化的總設計師安那托利．邱拜斯（Anatoly Chubais）一起在公開場合露面。這樣做表明，美國與那種正在使俄羅斯人民變得赤貧的力量站在了一起。無怪乎反美主義（浪潮）象野火一樣蔓延開了。
首先，與特爾波特的觀點相反，那些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仰者仍然堅持認為問題不是太多的療法而是太少的休克。但是在整個90年代中期，俄羅斯經濟持續坍塌（implode）。產出下降了一半。雖然即便在鬱悶的蘇聯時代的末期也隻有2％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改革”卻目睹了貧困率激增到50％，同時超過一半的俄羅斯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直到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終於承認療法被低估了－－但它現在又堅持聲稱它一直是這樣說的。
今天，俄羅斯仍然處在令人絕望的境地。較高的石油價格和長期被抵制的盧布貶值幫助它重新獲得了一些（反彈的）基礎。但是生活水準仍然遠低於轉型開始時的水平。整個國家被巨大的不平等所困擾。由於痛苦的經歷，絕大多數俄羅斯人已經對自由市場經濟失去了信心。而且石油價格的一次明顯下降將幾乎肯定會使已經獲得的輕微進步的形勢逆轉。
東亞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仍然還在困境中掙紮。泰國將近40％的債務仍然無法償還；印度尼西亞仍深陷泥潭。即使在東亞情況最好的國家－－韓國－－失業率仍遠高於危機之前的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者認為這次衰退的結束証明了這個機構的政策的有效性。胡說！任何一次衰退最終都會結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做的只是使東亞的衰退陷得更深、持續時間更長並且情況更嚴重。事實上，最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示的泰國比走更具獨立性道路的馬來西亞和韓國的表現要差得多。
我經常問（自己），要多聰明－－甚至是傑出－－的人才能制定出如此惡劣的政策！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這些聰明的人們沒有採用聰明的經濟學。我一次又一次地驚愕於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們選用的模型的過時以及脫離實際的程度。例如，類似破產和對違約的恐懼這樣一些微觀經濟現象是東亞經濟危機的中心問題。但是用來分析這些危機的宏觀經濟模型普遍地脫離微觀基礎，從而根本沒有考慮破產問題。
但是惡劣的經濟學只是真正問題－－秘密操作－－的一個癥狀。當聰明的人們自我封閉起來聽不到外部的批評和建議時，他們往往會做出愚蠢的事情。如果我從在政府中工作期間學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些專家意見看起來會起最大作用的領域公開性是最重要的。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財政部歡迎更多的監督，他們的愚蠢可能會變得更明顯，也會更早被發現。來自右翼的批評者，曾任裡根時期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曾任裡根的國務卿的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加入了傑夫．薩科斯（Jeff Sachs）、保爾．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我對這些政策的譴責。但是，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堅持它的政策是不可指責的－－而且沒有制度措施來引起它注意－－我們的批評毫無用處。更使人恐怖的是，即使是內部的批評者，特別是那些負有民主責任的人們也被控制在秘密之中（were kept in the dark）。美國財政部對它的經濟分析和方案是如此傲慢自大，它經常把信息控制得很嚴－－往往是太嚴了－－甚至對總統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
公開討論本來可以提出一些深刻的而又沒有引起美國媒體注意的問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財政部推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全球經濟的脆弱性（volatility）？（在1993年美國財政部不顧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反對在韓國推行了自由化。財政部在白宮的內部爭論中獲勝了，但是韓國，以致整個世界卻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東亞的一些嚴厲批評是否是故意要轉移對這個機構自己的過失的注意？尤其重要的是，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有關政策是因為我們，或者他們相信這些政策能幫助東亞地區還是因為我們相信他們能給美國和發達工業化世界的金融利益集團帶來好處？而且，如果我們相信我們的政策是在幫助東亞地區，那麼証據又在哪裡？
作為這些爭論的一個參與者，我應該能看見証據，但是，一件証據也沒有！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巨大的權力被授予了那些被信任會把市場的福音帶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這些經濟學家、官僚以及官員們在美利堅合眾國和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名義下工作，然而他們所講的語言只有極少數公民能夠理解，而且幾乎沒有政策制定者願意進行翻譯。今天的經濟政策也許是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互往來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中的國際經濟政策的文化卻是並不民主的。
這就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門前呼喊的示威者們下周將要指責的。當然，那些街道並不是討論這些極其復雜的問題的最好場所。有些示威者也並不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員們對公開爭論更有興趣。而且並非那些示威者所說的都對。但是，如果那些我們委托去管理全球經濟的－－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財政部的－－人們不開始對話並把這些批評記在心裡，事情會繼續變得非常非常錯誤。我已經看到它發生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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