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商品化初探
鹿呦（新世代青年團）
台灣的教育系統，一般分為義務和非義務教育（不論是現行的九年制或未來的十二年制），其界定的標準，前者既是所有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因此國家以稅收來補貼。後者為非義務教育，因此教育費用要由受教者本身負擔。國家之所以要辦理義務教育，原因在於希望「全民」要有基本的讀、寫、算能力，以符合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現代化需要。這樣的動機若是對照之前的歷史階段，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得不辦理義務教育的需要。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教育的起源，尤其是國家教育的環節，絕大多數是由於政治的統治需要而產生，受教者則為統治階級的子弟。中國的官方教育，在孔子以前自不消說，是壟斷在貴族之手。孔子以後，有一段向各階級開放的時期，但是到了秦、漢帝國建立之後，地主階級繼貴族之後掌握了政治權力，社會上也確立了以佃農或農奴為地主生產租賦為主的封建生產關係（其中多少夾雜著小農經濟），教育也成為地主子弟的壟斷特權。西方的封建社會不太一樣，知識傳承是壟斷在基督教的經院之中，而非各民族的土地貴族手中。但是即使是教會或經院，其經濟的基礎依舊是以「什一稅」為主，也是以農民生產的無償提供而來。因此，西方封建政權與教權的分合，實則是在同一個經濟基礎之下的，因而從階級的角度來看，教育仍然是壟斷在地主手中，只不過是哪一個地主集團手中之別罷了──中國的封建社會中，也曾有某個時期由關隴集團或江浙集團壟斷科舉名額的情況。只是中國以地域區分，西方以政教區分而已。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出現之初，沒有什麼教育可言，尤其是官方的教育，因為當政治方面仍是以封建為主要內容。「起初，資本家在市場上找什麼樣的的勞動力就得使用什麼樣的勞動力，因而勞動在還沒有資本家的時期是怎樣的，資本就得採用什麼樣的勞動力。」（《資本論第一卷209頁》）後來若干企業主自行辦教育，內容則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內容，尤其是商業、財務相關的技能，而非生產領域的相關技能──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之前，亦即在資本的勢力尚未使生產領域實質隸屬於資本之前，包括各種工種之間的比例關係、各種工具改良的發展，大體上而言，勞動生產領域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是壟斷在手工行會的熟練工人手上，而以代代相傳的方式進行，而非正式的教育系統為之。一直要到大機器、大工業的資本主義生產出現資產階級對普及教育的需要的迫切性，才開始呈現。因此與其說是國民義務教育，還不如說是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而必建立普遍的、全民的教育，主要為的是培養未來可以有基本的數理化知識和閱讀能力的現代工人。
從社會現實來看，不論是從勞動力的供給面或是需求面而言，這幾年各行各業都有一種普遍性的要求：提高學歷、提昇勞動力素質。因此，這些年來台灣的整體勞動力素質都在提昇，相對的，這些普遍的高素質勞動力需求，並未反映在上述義務和非義務教育的分野上，高中以上及專科、大學的學費，主要不是由國家透過稅收補貼，而是由受教者自行負擔。以九十一年度而言，全台灣共計有大專院校總數154所，其中公立53所，私立101所，學生總人數1240292人，在其相近年齡層人口中所佔的比例（18-22歲），已超過一半以上。（註一）因此，即使是大專院校階段的教育，在現今的台灣社會，已是社會上普遍而必要的勞動力要求，若以傳統政治劃分而言，大專院校在台灣的教育系統中，學費不應由受教者自行負擔。請注意，這是順著一般社會認知的話來說的，其實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勞動力訓練的費用該由誰來負擔：是受僱者本身，還是僱主。
由於電子、資訊產業的興起，成為現代最具獲利可能的產業之一。為了這一波新興的勞動力需求，各大專院校大力增班設系，集中於電子和資訊等相關領域之中，從未顧及台灣整體社會各方面、各領域的人才需求，以至於各種產業之間的就業與穩定性，從來沒有恰當的比例。這些結構性問題，反映在民眾對子女的教育發展看法中，便成為一波一波無奈的「為前途著想，不要去讀那些會餓死人的科系」的心態。此外，就以這兩年來說，台灣的各級教育，如今被淹沒在一片「全民學英語」的浪潮之中。學習各種不同的語言，增廣民眾的視野，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由於台灣經貿長期高度依賴美國，使得「萬國皆外語，唯有英文高」，學習英語、全民英檢成為了半強迫性的全民風潮。類似上述這些問題，應屬於高綱領的層次。至於有關教科書市場化、公立學校經費自籌、學費標準放寬等等，這是屬於低綱領的層次，可以具體分析提出替代方案。話又說回來，如果台灣的教育走向不從社會各層面均衡發展來思考人才培育與教育規劃，只有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獲利浪潮隨波逐流，而永無寧日，那麼各種無方向感的教改藥方勢將緣木求魚。
就嚴格的意義來說，既然勞動力是商品，要使教育的性質完全去除商品化，就只有使得勞動力不是商品，換句話說，就是要改變生產關係才能達到。不過把教育的各種社會需要以商品的方式來滿足，就台灣來講，一九九０年代的若干教改方案（不論官方或民間），就有商品化的要求，如開放教科書市場。一九九七年的修憲打破教育預算保障算是一個標的。從反高學費的角度而言，現階段正是以低層次的、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內，要求工資的足額支付，並非如外界所言「要求提得太高」──須知正本（為何有高學費）清源（工資未足額支付），也是社運團體的基本責任。若在錯誤的基礎上談高學費或階級問題，不但解決不了問題，更可能再度掩蓋階級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優質的勞動力，而勞動力成為商品，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最重要內容。勞動力訓練的費用，應包含在其父母的工資給付之中，也就是說，應該由僱主來支付勞動力養成的費用。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力在現實上一定是商品，勞動力的訓練費用，作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必要環節，理應由僱主支付。
或許有人會說，教育是雨露均沾的事情，並非只培養資本企業勞動力和政府僱員，企業主的子女也同樣接受這些教育，同樣是身為「家長」，怎麼只能由「這種家長」來負擔呢？而且還要替別人的子女出學費！首先，誠如上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各種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從來不曾缺乏過教育，因為知識始終是他們的壟斷特權，即使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從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從小學到大學，資本家的子女通常都有自己的學校，受教的內容除了基本的讀寫算能力之外，還加強若干特殊的內容。其次，先不論這些人在總受教人數中的比例是如何少，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的子女大多繼承家業，成為企業主第二代。嚴格講，這樣的繼承跟他們受多少國家或義務教育是無關的，而只跟他們是否具有資本繼承人的身分、是否獲得資本的職權有關。就在經驗上也看得很多實証，許多企業第二代學的都不是和家族事業相關的科系，可是卻仍然能成為新一代的掌門人。因此，這些人是否接受教育，不會影響我們分析的結果。（註二）
那麼，如何看待政府僱員呢？請大家注意，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不是古今中外人類社會政治機構的抽象一般，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國家，這樣的一個特殊社會階段下的政治機構，必然帶有著這個社會本身的印記，並在各種政治／法令事務中，主要地反映了資本主義下的各種政治需求，而這些政治需求大多反映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方面所需的事務操作。如果把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當作一個公司來看（國家作為一個總資本家），就會很清楚，它們是屬於不生產（先不論生產性部門──如果是生產性部門的僱員就更明顯了）、卻不能缺少的部門，這方面的相關開銷和費用，不論是薪資或是物料費，都屬於「非生產費用」的項目──花出去拿不回來，但是一定得花（《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協作，頁369》）。因此，這些勞動力的訓練，與資本企業的僱員是一樣的，應由僱主來負擔。但是這些人的僱主，表面上是國家，但是實際上仍是為了整個資本主義運轉而用。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透過已轉化了的各種名目的收入形式，課徵稅收，提撥一部分用以發給國家僱員各種薪資，再要求他們「有收入就要交稅」，再從其收入的一部分以稅收的方式交回國家，更加掩蓋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格。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過，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上述這些關於國家僱員的說法，僅只是經濟上的分析而已。階級分析還要有政治評準。台灣的國家僱員在爭取權益時，會突出自己的全民性質，在執行職務上的工作時，仍舊扮演著鎮壓性和統治階級意識型態再生產的角色，而難以覺悟到階級性問題。教師組工會算是開了一個反省的頭，但是還很微弱。
※註一：全國18-22歲總人數在九十一年度達共有約198萬人，詳見《中華民國統計年鑑：民國九十二年》。像這一類的問題並不是以超過總人數百分之五十作為「普遍不普遍」的標準，但是人數超過百分之五十，反映了現實情況的確相當普遍。
※註二：關於企業主子女就學人數，只能用全國總人口數減去台灣勞工人數和政府僱員人數來推估，一般不超過百分之二十。類似這樣的問題，官方統計數據無法有效反映出來，頂多只有工／公／教／商／農等粗率的、無任何分析效用的統計，根本無法反映現實情況，因為這些統計的指標與劃分，從來不是把這個社會看成是階級社會來設計的，因而在解釋上很難有明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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