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勞委會版本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修法方向
目前勞委會版的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等三個攸關勞動三權的法令修正，在一團混亂的狀況下，「好像」已經送進了行政院的院會，等待審議。未來三法在行政院院會的命運，我們不得而知，就以往的經驗看，這個勞委會版的修正案，也將會是會進入院會中修正案中對勞方最有利的版本。
無論就勞委會所應扮演的角色，或現任勞委會陳菊主委過去對「人權」與「工運」的關懷來說，這個版本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為工人在團結權、爭議權、協商權上有所幫助才是，可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過三法的修法方向之後，卻不得不說，勞動三法的的確確是改惡了……
勞動三法向上提升或是向下沈淪？
就這次勞委會版的「工會法」條文來說，如果單單從個別法條的分析，實在很難說是改善了，或者是改惡了，而必須從整個新工會法所欲引導的「勞資政」三方面關係上看、去討論這一組關係到底是好或是壞，然後我們才能判斷工會法到底是「改善」了，或者是「改惡」了。
表面上看起來，這一次工會法的修正，刪除了原工會法第四條「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的規定、將工會組織成立人數下降至十人、放寬全國性產職業工會組成的規定、並加入了對於雇主打壓工會「不當勞動行為」的限制……等等都被認為是工會法修法改「善」的地方；而同樣的，如總工會及工會聯合會會務人員公假的取消，以及最嚴重的基層工會「自由入會」規定，對於工會聯合以及基層組織所造成的殺傷力，也絕不在於它改「善」的影響力之下。
但是，如果就因為這樣而驟下結論說，工會法的修法是「好壞參半」；甚至是往好的方向修的，可就是有問題的了。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三者，是構成以工會為中心的勞資關係體系的核心制度，而在這些制度之上，就是所謂「團結權」、「爭議權」與「協商權」的勞動三權精神，這三權是相互為用的，就像三腳架的三個支點，只要其中的任何一個出了問題，就不可能站得穩。
自由不能和獲得「權利」劃上等號
總體上來說，勞委會版本的工會法，乃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的修正，並不是從工人「團結」的組織的方向來看待，而只是在朝向將工會組織視為與資方「協商」的對口的方向來設計的，這樣的結果，往往只是創造了勞資之間「不平等協商」的機會；台灣的工會體質弱，一旦參加工會的義務取消掉，自由入會的結果，將立即對於工會的參與率產生嚴重的影響，在資方全面性的鎮壓，與目前台灣工人勞動意識普遍缺乏的狀況下，使得工會的代表性與集體力量減弱，結果是還沒有上談判桌，就已經輸在起跑點上；勞委會版新法第十三條強制規定工會必須設置理事長，將原先以合議制為原則的工會組織朝「首長制」的方向修改，這更加重了工會從一個組織，演變為缺乏實力的個人團體，個人化的結果，壞的就被資方收編，好的也因為缺乏實力作後盾，而沒有和資方平等談判的籌碼。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如果資方要把協商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找一個人協商當然比找一群人、一個組織來協商得好，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次修法條文裡，被認為是大大改善的「十人以上就可以組工會」這個規定反而變成一個有問題的東西了，過去工運團體希望爭取放寬組織工會的人數限制，是希望能增加工會的組織率，但是現在這樣一來，沒錯，工會組織率或許會提昇，但是這提昇出來的工會，將很容易成為被資方輕易玩弄、操縱的工具。我們看到，這裡所謂的「自由」，竟變成破壞工會組織與團結的工具，造成更多的「勞勞之爭」，到時候可以任憑官、資的需要去隨意解釋工會或勞工的「代表性」、製造有利於己方的說詞。
自由，其實並不一定必然和實力與權利畫上等號，何況這次工會法的修法，我們只看到弱化工會組織的「自由」，絲毫看不到強化工人集體行動的「自由」，這從勞資爭議處理法中，諸如「權利事項不得為爭議行為」、「調整事項非於調解不成立後，不得為爭議行為」、「調解或仲裁期間不得罷工」??等等工人在勞資爭議上的法律枷鎖見不到絲毫的「鬆綁」，反而對於所謂「公用事業」加上「罷工前三日通知雇主」、「調解不成立，強制仲裁」、「三十日冷卻期」??等等一層層赤裸裸的障礙。所謂的「工會鬆綁」，完完全全是選擇性的鬆綁，削弱團結權、打壓爭議權、片面而偏頗地強調所謂的「協商權」，整平場地，讓手無寸鐵的勞工「自由」地走上談判桌，這才是此次勞工三法修法的真正方向。
政黨官方的盤算其實都差不多
無限上綱地強調「協商」的正當性，是民進黨政府一年以來不斷玩弄的技倆，這一點從八四工時鬥爭中，九人小組處處要塑造已經和勞工團體「協商」過的假象，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次勞工三法的修正也如出一轍，整個過程，只見各種各樣的版本滿天亂飛，誰也不知道哪一個才是勞委會真正的官方版本，當大家都滿頭霧水的時候，官方卻老神在在地說這些修正都是和勞工「協商」過了的，這不僅僅只是新政府的這些新舊官僚的小把戲而已，這就是官方真正對於「協商」的想像，要用虛偽的「同意」，去取代過去的「高壓」。
沒有團結權、爭議權，哪裡來的協商權？陳菊主委帶著勞委會的新舊官僚，玩這種「官方有面子、資方有裡子」的把戲，結果只是讓全國的工人既沒面子，又沒裡子。國家先為資本整平場地，然後退出，作壁上觀。這樣的方向，其實從國民黨時期就早已經開始，號稱「人權鬥士」的陳主委，這一回只不過是「蕭規曹隨」罷了。
事實上，不只是民進黨，目前台灣三個政黨在處理勞資關係的思惟上，都是相差不遠的。舉例來說，去年三一二春鬥遊行中，宋楚瑜陣營面對「一週四十工時」的訴求做出承諾的時候，畫蛇添足的但書中，首先提出了「修改『工會法』，讓工會鬆綁，以期能使之與資方進行平等協商，而不需要在勞基法上什麼都規定。」這樣的主張，把勞資協商當作官方退出的藉口。我們認為，就如同公營事業「民營化」、學費「自由化」這些假「自由」之名的政策一樣，所謂「工會鬆綁」，也不一定是對工人有利的。特別是在像這次修法的過程中，早已隱藏了的種種禍端。
「順法鬥爭」的時代已經過去
從這次三法的修正的方向來看，我們很難認為它具有任何「進步」的意義，從形成有實力的工人工人組織，以達到所謂「平等議約」的目的來說，勞委會版本的三法，更可以說是嚴重的「倒退」修法。不過，若從工人與工會組織的角度來看，工會該做什麼事、該怎麼做，原本就不應該是在法律規定了之後，再照著這些規定去做。權利，原本就是爭取來的，而法律的規定，往往不是權利的實現，而是權利的喪失。過去，習慣於「順法鬥爭」的工人組織，或許也該開始思考，如何走出法律的限制，開創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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