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分析和全球資本主義
－－對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檢討
阿裡夫‧德裡克
１９８９年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使得一部份社會科學家斷定，“
現代化”理論戰勝了用來替代它的其他變革理論，尤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的
變革理論。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提出相反的觀點。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比以前更
加切合于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在社會科學文獻中這種當代資本主義日益被描述為
“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在這裡我特別地感興趣于作為馬克思
主義一個流派的“世界體系分析”對于資本主義的剖析。世界體系分析及其對全
球資本主義的看法，對于認真思考社會主義的現狀和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一﹑世界體系分析﹕思想來源
“世界體系”這個術語在７０年代早期開始流行，它最初與美國的一位名叫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的社會學家的著作有直接關係。沃
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發表了一部著作，名為《現代世界體系﹕１６世紀的資本主
義農業和歐洲世界經濟的興起》。該書不僅引入了“世界體系”這一概念，而且
在發展研究和社會科學界直接引起了震動。在隨後對歐洲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中
，沃勒斯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題。
雖然沃勒斯坦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對在學術界普及世界體系分析上起了
重要作用，但為了評估其實際影響，我們仍必須把他本人的著作置于７０年代的
整個背景之中。世界體系分析之所以被熱烈地接受，首先是因為它對現代化理論
提出了挑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現代化理論一直在歐美社會科學中佔
據支配性的地位。因此毫不奇怪，世界體系分析會得到年輕的激進學者的極大支
持，這些年輕的激進學者在６０年代走進學術界，他們大多數是第三世界的研究
者。此外，沃勒斯坦的著作在當時也不是對現代化理論提出挑戰的唯一著作。埃
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家也具有同
樣的影響（若不是在制度上便是在思想上），他們也提出了替代現代化理論的其
他理論，這些理論與沃勒斯坦的著作在理論前提上有許多共同之處。可以說，這
些著作標誌著第三世界社會科學家的時代的到來，他們力圖對體現在現代化理論
中的霸權主義的歐洲中心論提出挑戰。而且不管怎么說，這些研究發展的新方法
都受到了全球性的激進運動的鼓勵，尤其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過去２０年中，世界體系分析在解釋發達與不發達問題上提供了取代現代
化理論的最佳選擇。現代化理論形成于二戰以後的年代，在解釋發展問題上它基
本上是“文化主義的”。明顯的證據是，它最初用“現代性”和“傳統”這些術
語來提出發展問題。現代社會是這樣一些社會（在歐洲和北美），它們設法從舊
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從而創立了理性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傳統社會則是這
樣一些社會，它們在文化上和制度上仍與過去相聯，從而無法進入現代世界。根
據這種區分，落後與傳統幾乎是同義語，而發達則與朝著歐美范式方向的進步密
切相關。在８０年代以前，現代化理論家極少用“現代性”來指資本主義，而是
把歐美的現代性當作進步的范式。所有社會若要擺脫其落後狀態都必須遵循這些
范式。進而言之，現代化理論顯然受到了韋伯理論的影響，它強調與歐美的現代
化相聯係的那些價值的規範性力量。然而，它所缺少的卻是韋伯對“理性化”的
批判。現代化理論把現代性的規範當作是保證人類不斷進步的積極價值。最後，
我們應當注意，現代化理論由于強調文化的價值，而把整個現代化問題看作是社
會內部的問題，是社會內部的制度結構和價值結構的一種功能，而與社會之間的
相互關係無關。因此，歐洲和美國對這些所謂“傳統”社會的影響便似乎是一種
進步的力量，而任何阻礙進步的因素都被歸結為這些“落後”社會自身的歷史惰
性。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儘管強調歷史的負擔，現代化理論本身卻是極其非歷史
的，因為當它把所謂的落後社會統統歸屬于“傳統”社會時，它忽視了這些落後
社會之間的巨大差異。
到６０年代晚期，象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和亨廷頓（S. Hunti
ngton）這些現代化理論家甚至也開始批判現代化理論的文化主義和目的論假設。
但他們自己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卻不是對“現代化就是進步”這一理論前提提出
懷疑，而是探究如何控制現代化產生的混亂，以便拯救整個現代化過程。
對現代化理論的主要挑戰來自世界體系分析，新馬克思主義者從第三世界的
角度對資本主義的理解促使了世界體系分析理論的產生，它對“現代化理論”的
基本假定提出了懷疑。讓我在此簡要地復述一下我所理解的世界體系分析的最具
根本性的觀點，這些根本點也代表了它與現代化理論的區別。①世界體系分析把
資本主義當作是現代化的核心論據，它力圖把資本主義對現代世界的建構理解為
一種生產方式。在這一點上它顯然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鼓勵。②然而，世界體系
分析不同于正統的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它堅持認為不能根據個別國家的內部
發展來理解資本主義，而必鬚根據超國家的空間關係來理解並給它們歸類。因此
，“世界體系”這一術語不是指整個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換方面
自給自足的空間領域。一位世界體系分析的倡導者最近指出﹕“世界體系論者不
是把國家看作不證自明的分析單位，這些國家通過貿易﹑投資流動和勞工交換而
發生相互關係，他們認為這些分析單位是由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和改變的”
。③因此，世界體系分析將空間作為核心論據而引入發展分析。不同社會之間的
關係不僅是時間上的關係（即先進與落後﹑發達與不發達），也是空間上的關係
。強調空間的結果之一就是懷疑現代化的目的論（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講到）。
這種目的論認為，所有社會都必定朝著眼下最發達的歐洲和北美這個唯一的方向
前進。④在分析空間關係時，世界體系分析把“核心”與“外圍”的關係看作是
最重要的關係。“核心”是指以經濟和社會複雜性為表征的資本集中地區，這些
核心地區在經濟結構上相對自主。“外圍”是指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依附于“
核心”的地區，還有一個術語叫“半外圍”（Semi-periphery），它常用來指那
些不明顯屬于上述兩類地區的區域。⑤這些理論前提意味著，世界體系分析主要
關注的不是獨立自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單位，而是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及這些單位本身怎樣被這些關係所決定。核心－－外圍的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發
展的前提，而是其結果。按照這種對發展的分析，發達與不發達並不表明國家的
相互獨立，它們是資本主義關係的結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標準，“不發達”社會
未必是“不發達的”，但從核心與外圍的關係看它們是“不發達”社會（在這裡
“不發達”顯然與“外圍”是同義語）。由此觀之，就不存在“現代”社會和“
傳統”社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所有社會都已是“現代”社會，區別僅在于
其中某些社會屬于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區，而另一些則屬于其外圍地區。因而不能
認為，所有社會一旦掙脫過去便是進步的。外圍地區的社會僅僅由于其外圍地位
而註定是不發達的。最後，這也表明，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所有社會也不可
能都發達，因為中心－－外圍的關係對資本主義的結構來說是實質性的。不過，
這些關係或許會改變，以致中心和外圍發生空間上的更換。⑥最後必須指出世界
體系分析對于社會主義的意義。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世界體系的結構原則
，那么，社會主義便只有在掙脫這種世界體系的條件下才有可能（這是阿明的話
），因為並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本來就意味著排斥了那種不滿足資本的需要和
滿足地方需要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曾經是２０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
一個核心問題，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在當時曾引發了這一問題。
歐洲歷史學家費爾南多‧布羅代爾的著作對沃勒斯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
將世界體系分析運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中關于現代世界的論述。根據布羅代爾的說法，在現代早期，存在著多個“世
界體系”，歐洲僅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和東南亞，以印度
為中心的南亞，奧托曼帝國，俄羅斯帝國，中非王國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國。現代
世界史是一部將各個不同的自給自足的世界體系並入一個源自歐洲的資本主義世
界體系的歷史。通過這個過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
世界經濟體系便應運而生。
二﹑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世界體系分析
如何解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
要歸因于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對一些根本問題的模糊不清。在其某些著作，如《德
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把長途貿易當作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動因。在其他
地方，尤其是在討論歷史上生產方式的依次更替的地方，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導言》中，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產生歸結為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似乎中世紀歐
洲的商業擴張和海外的發現對資本主義的產生無關緊要（在這裡資本主義僅僅是
當時最新的一種生產方式，每一種生產方式都產生于前一種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
因而，重大的理論問題是，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的展開是否可以根據每一種生
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來解釋﹖每一種生產方式是否必然導致下一種生產方式的產生
﹖或者說這樣的解釋是否把生產方式的外部因素當作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動因﹖正
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指出的那樣，這一問題在理論與歷史同時產生的歐洲歷史關
系中似乎並不尖銳，馬克思就是把其理論依據建立在歐洲社會的歷史發展之上的
。這一問題反而在非歐洲社會的情景中遠為明顯，在那裡資本主義是通過歐洲的
影響而從外部引進的。不過，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一直爭論不休。眾所
週知，列寧在其帝國主義理論中就強調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在２０年代和３０
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就中國曆史上的資本主義問題展開過長期的爭論，
這一爭論一直延續到不久前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在斯大林時代確立的
正統觀點認為，每個社會都要經歷生產方式的一系列更替。這種正統觀點不是解
決問題。而是阻滯馬克思主義者努力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它或許應對思想
的貧乏負責。這種思想的貧乏抑止馬克思主義者在二戰後努力提出替代現代化理
論的新理論。在歐洲和北美，二戰後這種爭論曾長期存在，但它限于小範圍的馬
克思主義學者中，這些學者對整個社會科學沒有重要影響。我在這裡提到的關于
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著名爭論是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莫里斯‧多
勃（Maurice Dobb）的著作發起的，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
Paul Sweezy）對此作出了響應。我們或許記得，在這場爭論中，多勃支持內部的
發展，而斯威齊則強調長途貿易在資本主義起源中的作用。
正是在六十年代當第三世界的解放鬥爭進入高潮時，這些問題才作為社會科
學的普遍問題而出現。正如前面指出的，也正是在這時，世界體系分析才得以形
成為發展研究中一種有影響的流行理論。很顯然，世界體系分析屬于那種強調資
本主義產生過程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長途貿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雖然它
在精緻性和學術性方面將這一傳統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但它仍然遭到了另一種馬
克思主義傳統的批評，這種傳統認為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動力在于封建社
會的內在矛盾。
確實，美國的一位研究英國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羅伯特‧布雷納
（Robert Brenner）已經把沃勒斯坦的著作及其整個世界體系分析稱作“新斯密
式的馬克思主義”。布雷納自己認為，英國是第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在
英國的產生應當根據一個新興的農業資本家階級的出現來解釋，這個階級為了在
大不列顛實現資本主義革命而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維護其統治權。
我自己並不認為在歷史解釋中必須尋求一種單一的“終極”原因，我覺得關
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許多爭論是由于錯誤地和機械地區份內部和外部因素而引起的
。的確在我看來，結構主義用來說明歷史上多種因素共存的“關聯”觀念最適合
于解釋象資本主義這樣複雜的體制的產生。我還覺得，世界體系分析對“關聯”
的認識是其優點所在，尤其在諸如布羅代爾這樣的歷史學家那裡。不過重要的是
，在我們把它作為一種分析模型作進一步攷察之前，應簡要地指出哪種世界體系
分析適用于和哪種不適用于把握全球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分析由于其經濟主義﹑非歷史性和不重視歷史上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而遭到了批評，有些批評是正當的。它是經濟主義的，因為大多數世界體系論者
的著作過多地關注商品流通﹑財政和生產等，而忽視了為這些經濟活動提供背景
的社會和政治關係。可以說，世界體系分析最終依據于市場關係范式（因此布雷
納指責其為“新斯密主義”）。布雷納十分正確地指出了階級關係在資本主義產
生過程中的重要性。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畢竟以資本家階級為存在前提，這正
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關係區別于其他生產方式條件下的市場關係的地方。這
樣的社會分析在大多數世界體系分析中正在消失。
世界體系分析也是反歷史的，這既是因為它過多地關注結構關係，也是因為
它幾乎不關注那些可能改變這些結構關係的具體歷史情況。我們無需否認這種結
構關係的重要性，但同樣的關係可能因不同的歷史背景而導致不同的方向，這些
歷史背景既包括前資本主義的特定的結構關係，也包括各種形式的對資本主義的
抵抗。的確，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結構力量與地方結構之間的抗衡也許能夠解釋“
世界體系”本身的不穩定性，“世界體系”從來就不是完美無缺的，它易遭致經
常的歷史性波動。由于這些抗衡的結果，資本主義本身在歷史上也幾經變化。不
過，就大多數有關的世界體系論者來說，資本主義從產生伊始就稟有相同的結構
特征。
最後，由于相同的原因，世界體系分析也極少問及政治和文化，既不把它們
當作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力量，也不把它們看成資本主義力量改造的對象。雖然
世界體系論者在分析資本主義時牢牢堅持超國家的觀點，但指出下面這一點仍然
是重要的，即國家在全球性的變換關係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國家的這種作用可能
隨著資本主義的變化而變化。文化的情況亦如此。經濟本身畢竟不是一個完全獨
立的活動領域，正如人類學家一直告訴我們的那樣，它也要服從文化的規範﹑評
價和界定。換言之，優先考慮經濟因素本身必須被解釋成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
世界體系論者很少有人充份關注這些問題。
阿明和沃勒斯坦這些世界體系論者或許會讚同這些觀點。問題是世界體系分
析基本上忽視了這些問題，從而使它易遭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內部和外部的批評。
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樣，世界體系論者也在社會主義中尋求解決資本
主義問題的方法。然而，他們分析資本主義的特定方式對形成其社會主義概念也
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三﹑全球資本主義
隨著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的開放，除
了幾個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似乎沒有一個角落資本活動不曾滲透到。
這種現象已經使得人們宣告現代化戰勝了社會主義和革命。至少從表面上看，現
代化理論的預言似乎已經實現。市場經濟取得了勝利。國家似乎放棄了早先那種
對經濟的干預，並進而將那些數十年前視為不可動搖的公有企業私有化。對政治
民主化的壓力已經迫使右翼和左翼政權都同樣地對民眾的政治參與要求作出讓步
。有跡象表明，技術理性已經成為各個社會的文化和知識價值的決定因素。
然而，現代化理論所忽視的正是伴隨這些發展的嚴重的全球危機。全球經濟
一直處于危機之中，所以，雖然經濟在表面上繁榮，但在社會福利方面卻存在著
明顯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測性。全世界的民族國家正在分裂為相互爭斗的種族區域
。即使國家仍然完整統一，它似乎也不能夠應付由經濟不穩定引發的社會危機。
在文化上，隨著技術理性佔據支配地位，反啟蒙的宗教價值開始復興，同時還伴
隨著非常時尚的消費拜物教。就其社會和生態後果來說，技術理性似乎也並不那
么合理，哪怕技術理性和人類福祗之間有著某種聯係。作為現代化理論核心的目
的論已經過時，並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不再意味著自發地接受歐美社會的價值
或把歐美式的現代化作為自己的榜樣。從東亞的儒教到西亞的伊斯蘭教，這些過
去曾被認為是現代化的阻礙的世界文化體系，現在則自己出來向全球文化宣告，
它們甚至比歐美文化更加有效于資本主義。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資本全球化的
這一最後階段，歐美資本主義似乎處于衰落之中。對于全球資本主義階段的新來
者它已失去優越性。它證明瞭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前提的虛偽，這個基本前提就是
，所有國家都可能進入進步的過程，共同邁向普遍的富裕和繁榮。如果曾經存在
的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天真的理想，那么根據眼前的世界現狀，資本主義對普遍
富裕的許諾也同樣是烏托邦，與其說是一種現實，遠不如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
奢望。
傳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即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也不
比現代化理論更能解釋現實。不過我在這裡要說，經過修正後用來解釋東西方新
發展的世界體系分析，到目前為止在解釋這些發展的複雜性方面要比現代化理論
或現代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更為成功。在此我將概略地解釋一下這種理論。近年
來這種世界體系分析一直圍繞著“全球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偶而這一術語又被
稱為“靈活生產的規律”﹑“靈活消費的規律”﹑“無組織的資本主義”。引人
注意的是，那些負責管理全球資本的大多數人也同意這種分析，所以這種分析決
不僅僅嚴格地限于非主流的﹑左翼的學術界。
德國分析家弗羅布（F. Frobel）和其他人把這種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根
本特征說成是“一種新的國際分工”，換言之，生產的跨國化通過轉包方式（su
bcontracting）使生產過程（甚至是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全球化了。沃勒斯坦
對這一新的過程提出了懷疑，他看到，“產品鏈”（“一體化的生產過程”）已
經成為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區別于其原先的生產的特征。新的技術在前所未有地
提高生產速度的同時也擴展了生產的範圍。這些技術也使資本主義和生產前所未
有地流動不定，所以生產的場所始終處于變動之中，資本對勞工尋求最大的利潤
，並且力圖避免社會和政府對資本活動的干預。由于這些原因，大多數分析家認
為全球資本主義與早先的資本主義有實質性的區別。新的分工的組織和文化後果
證明瞭這種質的區別。我們在此可以指出其中的一個後果，即分工通過轉包方式
使許多地方富裕起來。但是這不僅是對其他地方的剝奪，而且也是不穩定的，因
為由此獲得的財富取決于全球性的利潤動機，而極少顧及地方的福利。
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特征是“無中心化”。換言之，指出哪個國家或地區
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變得日益困難。不止一個分析家發現，北歐正在出現的生
產組織類似于現代早期的“漢撒聯盟”（其中有一個學者把它稱之為“高技術的
漢撒聯盟”）。換句話說，顯然沒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網絡之間的相互聯係比它們
與國內邊遠地區的聯係還要密切。用世界體系分析的術語來講，“高技術的漢撒
聯盟”現在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帶”，而國內的邊遠地區則成
了“外圍地帶”。根據一位歐洲分析家的觀點，核心地帶的人口，即從新興發展
地區中獲得利益的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第三個特征是，聯係這個網絡的媒介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已經取代國家市
場而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從轉移資本﹑商品和生產的角度看，跨國公司不是一
種純粹消極的工具，它決定著這種轉移的性質和方向。雖然與“漢撒聯盟”的相
似和表面的生產現象表明瞭非中心化，但在這種表象背後，生產權仍高度集中在
公司。一位這種新經濟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與市場對生產決策權的分享比例
大體為７０％對３０％。由于權力集中于那些在組織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國家的
跨國公司，民族國家調節國內經濟的權力受到了限制，而從全球角度來調節（和
保護）經濟秩序則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這一點不僅表現于多種多樣的全球組織
中，而且也體現在建立跨國家的區域組織從而統一經濟職能的活動中。
第四，生產的跨國化不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統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
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的同質化，使馬克思在《共產
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評論得以證實。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個平行的分散化
過程。從全球看，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心，從地方看，生產過程的分散化進入到國
內的地方區域。諸如歐洲經濟共同體﹑太平洋經濟區﹑北美自由貿易區這些超國
家的區域組織表明瞭全球層面的分散化﹔同一國家內部不同地方為把自己納入跨
國資本的軌道而相互競爭則標誌著地方層面的分散化。可以說，國家本身曾在歷
史上代表著限制分散化的努力，但在內外夾攻下，它現在也不知道怎樣限制這種
新的分散化。
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五個結果或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歷史上
破天荒地真正成為全球的抽象，而脫了其特定的歐洲歷史淵源。換言之，資本主
義的故事不再是歐洲歷史的故事，所以非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聲稱自己也
擁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和文化。也就是說，與經濟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
散化。若給它一個積極的偽裝，就是“多元文化主義”。這種新的文化現狀的最
具戲劇性的例證或許是過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將資本主義與東亞的所謂儒教價值結
合起來，從而在根本上顛倒了歐洲和亞洲長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資本主義
的障礙。
空間上的分散化及其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也意味著資本主義在時間上分散
化，換言之，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挑戰意味著它可以不按照歐美模式來設想自己的
未來。
最後，生產的跨國化也對早先的三個世界劃分提出了挑戰。第二世界即社會
主義世界實際上已成為歷史。新的全球格局對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劃分也提出了懷
疑。原先屬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今天已走上跨國資本的道路，屬于民辦經濟中
的“發達”地區。同樣，原先第一世界的部份國家在新的全球經濟中變得無足輕
重，從生活方式來看很難將其與第三世界區分開來。或許並不奇怪，自從７０年
代後，南北區分已經逐漸取代了早先三個世界的區分。但我們要記住，南北不僅
僅是地理的方位，而且是形象的比喻﹕北意味著跨國資本的道路，南則是世界的
邊緣部份，而不管其實際地理位置如何。
有必要補充指出，這些變化的展開將改變全球的社會階級關係。一個全球性
階級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的聯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這個全球階級在
各個方面負責管理著全球的資本主義，這也就是Ｌ‧斯克萊爾（Leslie Sklair）
所說的“跨國資本家階級”。還可以比以前更確定地說存在著一個“跨國工人階
級”。它們都與跨國的生產過程相關。不過，在這裡，跨國資本家階級的聯係似
乎主要是經濟的，而缺乏社會和文化的統一。毋庸說，這種統一的缺乏也使得工
人階級失去了政治統一的可能性，而對于全球資本階級來說，這種政治統一的選
擇的可能性更大。
（翻譯﹕俞可平﹔原載《戰略與管理》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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