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讀九月二○日中國時報論壇所載黃文雄先生「拿回塑造議程的民主權利」一文，在核四公投苦行前夕，從核能議題討論台灣現今公民普遍缺乏批判智力和道德敏感度，進而「懈怠」去了解與行使公民塑造國家議題的民主權利與權力。在此想從另外一個脈絡，來談「核四公投苦行」與公民「拿回塑造議程的民主權利」。
我個人長期以來非常注意黃文雄先生於報端，持續不懈地關心與撰寫人權議題的文章；也敬重他身為總統府國策顧問，著筆立言卻未曾動搖秉持民間立場的批判性格；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像黃先生或林義雄先生這樣輩分與資歷的民主先輩，不願屈從權力與體制收編的人格典範者，無論就政壇或社運領域，已經算是稀有動物了。
這樣的政治文化現象，有非常明顯的政治社會結構背景。以往，國民黨威權黨國體制統治下，民間對抗國家的立場與邏輯非常明確，五十年來改革力量的累積，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皆生根於民間社會；但是，從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上台執政，到去年縣市長與立院改選後的國家機器全面改組，民間社會的進步與批判力量，以及這些運動的「菁英」，大致隨著這兩次時間的波段，大量爭相流動到國家機器、離開民間社會。原本脆弱的民間社會，更陷入結構空洞化的嚴重困境。至今，青黃不接，新的民間力量遲遲不能形成氣候的情況下，缺乏有力的批判聲音與力量，使新保守主義抬頭的氛圍越來越沉重，政治腐敗分贓的運作也越來越「直接粗糙」。
這正是我們看見出現劉冠軍案搜索報社事件、「國民指紋資料庫」爭議、澄社批判民進黨政府施政「向財團傾斜」「國營事業酬庸」、陳水扁總統出任黨主席使民進黨成為「個人扈從型政黨」等事件的原由。
這樣的脈絡裡，該檢驗的不只是民進黨汲於權力利益的政治菁英而已，更該是許多社運團體與其「菁英」們；或輕易為權位被收編成為權力的奴婢、或輕易放棄了在野時的主張與原則。
所以，談論公民「拿回塑造議程的民主權利」，核能議題的失聲沉寂，是冰山浮現的一角；民間社會結構空洞化的困境、重新建立有力制衡國家機器的力量與機制，才是冰山的全貌的基座。
站在前述的觀點來看，從澄社批判民進黨政府，到現在全島行走的核四公投苦行運動、以及九二八將動員站上街頭的全國教師會，似乎呈現一些面向的能量正在醞釀或成形，嘗試跨越社運斷層，重新建立新的進步與批判的民間力量。
現今的發展，該樂觀也該審慎。可預知的，這次苦行重新出發，面對從前截然不同的民間社會，比起過往，核四公投運動者將承受更多的錘鍊。然而，值得觀察與期待的是，這次核四公投運動的目標訴求，把戰線拉長到下屆總統大選時舉辦核四公投；從現在到二○○四年總統大選前後，核四公投運動的軸線，會不會經營與累積出，一股民間社會有力的批判性聲音與力量？
另一個層面，緊扣下屆總統大選時程的目標，卻隱然又關聯到，長期以來，台灣民間社會的社運發展如何面對國族主義的糾葛問題。舉例而言，如果陳水扁政府遲遲不願接受舉辦核四公投的訴求，在總統選舉前，面對執政者高舉國族主義旗幟，以民粹召喚與運作「團結」之時，核四公投運動陣營勢必要面對選擇立場的問題，是要堅持社運立場與主體、批判陳水扁政府？或是選擇沉默於國族主義的民粹壓力，讓社運經營起來的力量與批判正當性，再次面臨流失與消耗的危機？
在核四公投苦行即將起步之前，行政院急忙宣示「公投涉及修憲」、「非核家園是施政長期目標」。所謂公民「拿回塑造議程的民主權利」，社運團體在民間社會提出的改革與進步主張與議程，在無法有力且長遠監督與制衡的前提下，只是變成權力者手中一張張搪塞收割又拖延懈怠的空頭支票。
（原載於中國時報論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報載之標題為「民間社會空洞化之危機」。此為擲稿前之原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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