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舞蹈演員存在某種崇拜，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會劈叉。小時候我試圖練習過劈叉，但很快放棄了。劈叉具有審美價值，但也很痛苦。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2001年的中國，我覺得她像一個劈叉的舞蹈演員，一條腿伸向世界，另一條腿卻由於民衆情緒而指向相反的方向。
伸向世界的那條腿很好理解。加入WTO，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足球沖進世界盃決賽圈。甚至包括“9.11”後對世界反恐怖主義鬥爭的支援，終於使中國有望擺脫對抗的語境，從而與美國找到某種共同語言。
因此，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總結2001年的時候也許會說：這是中國開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一年。
不過且慢，他多半還要補充一句：也是民衆情緒非常奇怪的一年。
接下來也許他會談到奇怪的民衆情緒對日後中國的影響，但這就不是我能夠猜測的了。不過，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對這種民衆情緒也不能視而不見。具體的內容將在下文展開，這裡我不妨先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對於美國“9.11”事件，網上表示歡呼的言論幾乎達到八成，以至於政府都覺得丟臉，被迫採取控制手段。與此相對應的，是一幫精英宣稱“今夜我是美國人”，用極端的口氣聲援美國。民衆和精英的態度如此大相徑庭，於是他們被蔑稱為“一夜美國人”。另一個例子是廈門遠華走私案，由於主犯遠在加拿大無法捉拿，於是民衆把憤怒和語言的智慧發洩到與其有染的“某歌星”身上，其窮追猛打之幹勁，不亞於古代的捉姦。
以上兩個例子都說明民衆情緒的奇怪。至少，民衆的正義感與精英期待的方向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其原因當是本文的主題，容當後表。
無論如何，這種民衆情緒是不可忽視的。它是被“引導”上理性的軌道，還是像何清漣在《歷史的吊詭》裡論述的走向暴虐的“貧民政治”，我以為在2001年雖沒有立見分曉，但已經埋下隱患。這時候，政府和知識界的作用凸現出來。但是問題在於，不論政府還是知識界，本質上都是一種精英立場，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理解民衆的情緒，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民衆達成妥協，恐怕現在還無法斷言。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舉國爭說入世，但真正懂得WTO並有能力參加談判的中國人據說卻不超過十個。當然這不到十個人稱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因此也可以說是精英推動改革的極致。它與民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脫節，或者說它的群衆基礎到底如何，自然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對比是強烈的，民衆和精英，正在鼓足幹勁往兩個方向上跑，因此我形容2001年的中國像一個劈叉的舞蹈演員。而這個舞蹈演員，無疑還沒有修煉到劈叉不痛苦的境界。
我希望未來那位歷史學家比較專業些，在談到2001年的時候，能夠不急於說出日後的結果。歷史並不僅僅是因果迴圈論證，而那些好的歷史學家，也僅僅是表達基於材料分析而產生的憂慮。我希望他能注意到我的文字；當然，對於像我這樣的小人物來說，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由於在報社做評論版編輯，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原始文本”，也就是未經過“斧正”的讀者來信或來稿。我相信它們比報紙上刊登的文字更真實，儘管它們的一小部分最後會變成鉛字。作為編輯我深深懂得，有兩個原因使見報文字摻進太多的虛假色彩。一個是所謂的“輿論導向”，並不是什麼樣的話都可以拿到報紙上說，這跟說話人的水平無關；還有一個是我的立場。儘管所有報紙都聲稱要真實表達民衆的聲音，但至少在當下中國，本質上說還只是精英把持的工具，負有“教育”和“引導”的責任。因此，我作為編輯的立場無疑是精英式的，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原因，主要還是職業特點的要求。那麼可以想像，那些被精英過濾了一道的聲音，還是真實的聲音嗎？至少我體會到它們與真實之間的距離。儘管某一篇文章可能是真實的，但輿論的總體效果卻是扭曲的。
如果放棄所謂的編輯功能，完全來什麼登什麼，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你將會看到一半的版面被民衆反腐敗的熱情或者憤怒所淹沒。這才是真實的東西。而如果僅僅從精英化的報紙版面上，可能你無法想像熔岩的溫度。
反腐敗之所以成為2001年最熱門的話題，與精英把這個話語領域向民衆開放有關，也就是找到了所謂的共同語言。但是必須注意到，精英在這個話題上是有所保留的，也可以說是三心二意的，按照毛批水滸的話講，就是“祇反貪官不反皇帝”。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把民衆反腐敗的熱情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按照傳媒的說法，就是起到“減壓閥”的作用。說到底，是為了維護精英的統治。秉承這樣的意旨，儘管我個人強烈反感所謂的“反腐敗八股文”，就是先說哪里又揪出個貪官然後說他很憤怒最後說要加強廉政建設完善法治的那種文體，但我還是把大量的這種文章放了出去。這就是所謂“建設性”的言論，而我卻經常陷入究竟是在愚人還是愚己的困惑中。同時我也很矛盾，這樣做可以說毫無新意，但另一方面，難道點破癥結所在效果就一定更好嗎？其實誰都知道癥結在哪里，只是都跟那兒說鬼話而已。我覺得這是另一件皇帝的新衣，但問題是皇帝必須要有衣服穿，否則他就不是皇帝了。
民衆的情緒被設置在保證安全的烈度上，他們多餘的能量自然會找到不那麼要緊的發洩渠道，比如用唾沫淹死“某歌星”。子曰“不遷怒”，但那是精英的修養和追求，民衆則只管揀軟柿子捏，遷怒就遷怒了。於是在2001年我們看到，女人再次成為遷怒的物件，前有“某歌星”的爭論，後有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設想民衆如果能夠完全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我不相信他們最後會把怒火那麼集中地發洩到兩個女演員身上。這個思路，其實與古代的“紅顏禍水”論一脈相承，只有在無法觸及根本問題的情況下，板子才會沒頭沒腦地打到女人身上。因此，僅僅指責民衆的思維水平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於是我們看到，奇怪的民衆情緒實際上並不奇怪，它只是民衆與精英爭奪話語權失敗的一種發洩，是一股邪火。但現實的危險在於，一旦民衆獲得了行動的權利，他們極有可能把這股邪火誤認為是原本合理正當的要求。我以為何清漣所謂貧民政治的暴虐特徵根子上來源於此，在這裡邊精英階層難辭其咎。而貧民政治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因為精英從來不肯放棄任何一次在話語權上取勝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精英取勝的次數越多，潛在的危險也就越大。
與民衆的無理性發洩相比，2001年精英的話語權也是高歌猛進。這也是一種“劈叉”。劈叉的結果，是各說各話漸行漸遠，鴻溝造成。政府的話語權無疑是精英式的，而且是強硬的，例如加入WTO，可以視為一次硬著陸式的改革。儘管事前各媒體開足馬力鼓動宣傳，但實際上並不重視對民衆的啟蒙工作，也就是傳統所謂的“說服教育”。政府行為語涉敏感，在此不贅，可以再看看知識界作為另一種精英的作為。知識界向以呼籲理性、法治、人權等理念為己任，而近些年來，除了倡導這些教義之外，更努力增強話語權的專業化色彩，並以“沒有專業知識”等理由漸漸把民衆的聲音排擠到邊緣地位。我們不妨看看，電視上坐而論道的嘉賓都是什麼人；遇有重大問題出現，都是什麼人在發表看法。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精英話語正在完成對以往大衆話語的覆蓋。這符合精英治國的理想，甚至與過時的“東亞道路”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東亞之路”，就是先完成理想化的制度建設，然後“還政於民”。但是，精英壟斷話語權的努力，必然引起民衆的反彈，並表現出無理性的特徵。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你們的理性雖好，俺也知道它好，但是俺偏不喜歡”。傳統上，責任要由精英來負，而民衆由於不負責任，因此放任自己的言論，並以其極端化的色彩來引起注意。這一點，在網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不論是動輒叫囂戰爭甚至揚言使用核武器，還是“9.11”事件後的一片叫好聲，設想這些人將來如果成功地躋身精英層，斷不至於還作如是想。
在2001年的中國，互聯網進一步普及，它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大衆越來越認識到它是對抗精英話語的一個有效的陣地。從網上發言來看，互聯網的精英時代或者烏托邦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憤青”們成功地佔領了一個又一個網路論壇，並把這些地方變得喧囂無比。今天，互聯網在挑動民衆情緒上，已經越來越取代了傳統媒體的功能。“某歌星”事件、趙薇事件，甚至包括楊瀾吳征事件，都是從網上發起，進而擴展到傳統媒體。從民衆對這些事件的反應裡邊，明顯可以看出由於嫉妒而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在“痛打落水狗”上不遺餘力。特別是楊瀾吳征事件，很多人在資訊並不完整的情況下急於參與進去，似乎可以視為仇富心理的本能反應。而精英層總體來看的默許態度，在於他們純潔隊伍的考慮。
話語衝突的本質是利益的對抗。精英要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一般民衆則對精英的既得利益不滿。最近，關於公務員又將加薪的說法引起激烈爭論。反對者認為公務員加薪的速度超過了國民福利的普遍增長，與其給公務員加薪，不如擴大享受社會保障的人群。給窮人還是給公務員，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利益對抗，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公務員隊伍都是精英階層，是實行統治的政權基礎。由堅持公務員加薪政策來看，現政府將越來越明確其精英立場，並在利益分配上明顯向精英層傾斜。也許可以說，那個“普世”的政府已經只是在理論和法理上存在。這對於民衆來說，在躋身精英之前，憤怒的表達方式就是合理的，不論是熱衷於參與反腐敗的話題，還是對幾個小女子發洩邪火。但問題在於，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終生都無望進入精英階層，於是他們祇剩下憤怒和不滿。
2001年的中國，人群分化在繼續深入。WTO是精英的節日，但未必是普通百姓的節日。精英在等待汽車降價，但汽車的價錢再怎麼降，也跟太多的人都沒有關係，他們考慮的是自己的飯碗還能不能端穩當。這完全是兩個思路。足球沖進世界盃也許是民衆的節日，但節日氣氛馬上就被精英們的黑哨和假球所破壞。
如果我是那位未來的歷史學家，在審視了2001年之後，也許我會用一句套話來總結：希望和憂慮並存。祇不過，希望和憂慮並不體現在同一群人身上。希望是精英的，憂慮是民衆的。在這一年裡邊，鴻溝擴大和加深了。
如果中產階級依然不能成長的話，這個鴻溝是沒有希望填平的，它將是我們永遠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麼中產階級在哪里呢？至少，它不在精英的話語裡，它甚至是一個被精英（政府）所拒絕的概念。但是，中產階級的确在成長。例如去年底北京的第一場雪，造成交通空前大癱瘓，結果就是有車族強有力的呼籲，促成北京市政府迅速改進了工作。一般來說，有車有房被視為中產階級的標誌，而至少對北京這樣的城市來說，中產階級的存在已經成為現實，並且已經在具體事務上表現出他們的力量。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精英和平民的人群概念，希望可以打破我本文的悲觀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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