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
五Ｏ年代開始，便有人主張電腦的發明將會帶動另一次工業革命的巨大變化，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資訊科技不僅帶給人們社會的進步，並且能幫助人們解決諸多的問題，甚至社會結構的改變。諸如BELL、增田米二等人，認為電腦科技的發展興普及，會將人類的生活帶入到另一個新天新地。
電腦的出現導致傳播的速度、數量與互動的可能性持續增加，使得社會邁向一個新的生產型態與關係。這個因新技術所帶來的新社會與以往不同的是，人們不再汲汲於物質貨品的生產，而是關注於資訊的生產，另一方面，除了生產關係的變化外，資訊社會的主倡者也預期人類價值、思想趨勢，以及政經結構上的根本改變，並且意味著人們將免除傳統的控制形式，能擁有自主的空間，而這樣的期待也使得資訊社會／科技的論述總是圍繞在：自由、平等、經濟、自主等說辭上打轉。
上述的說法預設著資訊科技的改變，將導致人類社會的隨之朝向正面變化的觀點，此正符合科技樂觀主義的看法。科技樂觀主義者的思維中都隱藏著「媒介／科技中心」的共同要素，亦即，將社會變遷的原因集中在特定的傳播技術上，而將其它變項置於附屬的位置。他們共同的想法包括了：傳播技術是社會的基礎，每一種技術都會偏好特定的傳播形式具、內容與應用，因此，科技的發明與傳播技術的應用會影響社會變遷，傳播革命會導致社會革命。
然而，在現實的世界中，網路科技的興起是否真像科技樂觀主義者所預言的美好世界？人們得以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繼承父志的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Dan Schillier，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網際網路的發展，他指出，無所不在的電腦網路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的拓展了市場有限範圍。事實上，這樣的發展並非單純的資本力量，從歷史來看，資訊工業是由政府機構、軍事工業、學校、資本家在不同時期合力建構而成的。特別是資本力量透過國家為其開疆闢土，將原本屬於公用事業的電信網路，轉而朝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其實，不只美國如此，台灣電信產業的發展也正朝向這樣的步伐邁進。
然而，對於資訊產業的批判往往容易將焦點集中在資本體制，而忽略那個古老的國家巨靈仍在隱隱作崇，他除了擔負資本家馬前足的重要角色外，同時也利用了資訊科技強化其監控的力量。
國家操縱資訊的方式並非一層不變，會隨著不同的歷史脈絡及社會情境的變化，改變使用的操縱工具。對國家而言，資訊不僅是用來了解及組織社會的重要的工具，同時藉由資訊對民眾活動的資訊蒐集（如：人口資料、賦稅制度）來掌握市民生活的各個面向，並進而鞏固既有的合法性地位。
不過，資訊蒐集及監控的形式會受到技術水平的制約，以及不同社會情境的影響，例如，Innis曾經針對帝國與傳播的關係進行分析，發現傳播媒體的特質可能決定帝國的歷史。他強調，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會使用不同的傳播工具傳達與控制資訊，相對的，不同偏向的傳播媒體也會影響帝國的形成與運作方式。換句話說，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也可能會透過使用媒介的不同方式來維持帝國的優勢，即使環境變了，帝國透過媒介鞏固其原基礎的目的卻不見得會改變。
Giddens同意Innis的說法，他認為電子媒介的出現，縮短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同時，也強化的國家監控的效能。傳播科技的發展在民族--國家行政一體化的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它們包括運輸的機械化；電子媒體的發明導致運輸與通訊的分離；國家「公文檔案」活動的擴張及其所包含的行政所用的資訊蒐集與核查的大量湧現。雖然，國家早就透過不同的傳播技術來蒐集與儲存資訊，不過，在20世紀，由於資訊儲存的電子方式日益複雜，使得後兩者得以不斷的結合，這種傳輸工具的日益精進，不僅使得時--空聚合（time-space convergence）的現象日趨明顯，更方便國家權力的鞏固。
簡單的來說，資訊科技種種被人所盛讚的特性，換個角度使用，反倒成了國家便利資訊蒐集的重要關鍵。事實上，不用將問題看得過於遙遠與複雜，從我們自己日常生活的各類形式便說明了資訊科技的監控作用。例如，大街小巷充斥著監視用錄影機、監視的不僅是防止宵小的入侵，還包括我們的行為舉止；或者不少家長與學校透過網際網路的實況轉播，以了解自己的小孩在校的上課情形，美其名是能夠關心孩子的作息，並預防不當體罰的發生，但事實上，卻反應了人們對教育體制的不信任，以及監控兒童心靈的家長心態。此外，國家也掌握了我們的通聯與網路使用紀錄，往好處想，這些資訊的掌握是有助於行政體系打擊犯罪，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個紀錄是隨時、隨地控制在國家的手中。
這樣的發展，透露了資訊科技並未帶來了人的解放，自然也無法與自由、平等、自主等說辭劃上等號，因為，資訊科技的資本化與市場化的趨向，已經讓人們在網路上的行動日漸昂貴與困難，而那個古老的控制巨靈除了日漸溶入市場之中，但也從未放手對人民的控制，因為，資訊科技成了最好的幫手。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
五Ｏ年代開始，便有人主張電腦的發明將會帶動另一次工業革命的巨大變化，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資訊科技不僅帶給人們社會的進步，並且能幫助人們解決諸多的問題，甚至社會結構的改變。諸如BELL、增田米二等人，認為電腦科技的發展興普及，會將人類的生活帶入到另一個新天新地。
電腦的出現導致傳播的速度、數量與互動的可能性持續增加，使得社會邁向一個新的生產型態與關係。這個因新技術所帶來的新社會與以往不同的是，人們不再汲汲於物質貨品的生產，而是關注於資訊的生產，另一方面，除了生產關係的變化外，資訊社會的主倡者也預期人類價值、思想趨勢，以及政經結構上的根本改變，並且意味著人們將免除傳統的控制形式，能擁有自主的空間，而這樣的期待也使得資訊社會／科技的論述總是圍繞在：自由、平等、經濟、自主等說辭上打轉。
上述的說法預設著資訊科技的改變，將導致人類社會的隨之朝向正面變化的觀點，此正符合科技樂觀主義的看法。科技樂觀主義者的思維中都隱藏著「媒介／科技中心」的共同要素，亦即，將社會變遷的原因集中在特定的傳播技術上，而將其它變項置於附屬的位置。他們共同的想法包括了：傳播技術是社會的基礎，每一種技術都會偏好特定的傳播形式具、內容與應用，因此，科技的發明與傳播技術的應用會影響社會變遷，傳播革命會導致社會革命。
然而，在現實的世界中，網路科技的興起是否真像科技樂觀主義者所預言的美好世界？人們得以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繼承父志的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Dan Schillier，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網際網路的發展，他指出，無所不在的電腦網路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的拓展了市場有限範圍。事實上，這樣的發展並非單純的資本力量，從歷史來看，資訊工業是由政府機構、軍事工業、學校、資本家在不同時期合力建構而成的。特別是資本力量透過國家為其開疆闢土，將原本屬於公用事業的電信網路，轉而朝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其實，不只美國如此，台灣電信產業的發展也正朝向這樣的步伐邁進。
然而，對於資訊產業的批判往往容易將焦點集中在資本體制，而忽略那個古老的國家巨靈仍在隱隱作崇，他除了擔負資本家馬前足的重要角色外，同時也利用了資訊科技強化其監控的力量。
國家操縱資訊的方式並非一層不變，會隨著不同的歷史脈絡及社會情境的變化，改變使用的操縱工具。對國家而言，資訊不僅是用來了解及組織社會的重要的工具，同時藉由資訊對民眾活動的資訊蒐集（如：人口資料、賦稅制度）來掌握市民生活的各個面向，並進而鞏固既有的合法性地位。
不過，資訊蒐集及監控的形式會受到技術水平的制約，以及不同社會情境的影響，例如，Innis曾經針對帝國與傳播的關係進行分析，發現傳播媒體的特質可能決定帝國的歷史。他強調，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會使用不同的傳播工具傳達與控制資訊，相對的，不同偏向的傳播媒體也會影響帝國的形成與運作方式。換句話說，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也可能會透過使用媒介的不同方式來維持帝國的優勢，即使環境變了，帝國透過媒介鞏固其原基礎的目的卻不見得會改變。
Giddens同意Innis的說法，他認為電子媒介的出現，縮短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同時，也強化的國家監控的效能。傳播科技的發展在民族--國家行政一體化的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它們包括運輸的機械化；電子媒體的發明導致運輸與通訊的分離；國家「公文檔案」活動的擴張及其所包含的行政所用的資訊蒐集與核查的大量湧現。雖然，國家早就透過不同的傳播技術來蒐集與儲存資訊，不過，在20世紀，由於資訊儲存的電子方式日益複雜，使得後兩者得以不斷的結合，這種傳輸工具的日益精進，不僅使得時--空聚合（time-space convergence）的現象日趨明顯，更方便國家權力的鞏固。
簡單的來說，資訊科技種種被人所盛讚的特性，換個角度使用，反倒成了國家便利資訊蒐集的重要關鍵。事實上，不用將問題看得過於遙遠與複雜，從我們自己日常生活的各類形式便說明了資訊科技的監控作用。例如，大街小巷充斥著監視用錄影機、監視的不僅是防止宵小的入侵，還包括我們的行為舉止；或者不少家長與學校透過網際網路的實況轉播，以了解自己的小孩在校的上課情形，美其名是能夠關心孩子的作息，並預防不當體罰的發生，但事實上，卻反應了人們對教育體制的不信任，以及監控兒童心靈的家長心態。此外，國家也掌握了我們的通聯與網路使用紀錄，往好處想，這些資訊的掌握是有助於行政體系打擊犯罪，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個紀錄是隨時、隨地控制在國家的手中。
這樣的發展，透露了資訊科技並未帶來了人的解放，自然也無法與自由、平等、自主等說辭劃上等號，因為，資訊科技的資本化與市場化的趨向，已經讓人們在網路上的行動日漸昂貴與困難，而那個古老的控制巨靈除了日漸溶入市場之中，但也從未放手對人民的控制，因為，資訊科技成了最好的幫手。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
管中祥（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五Ｏ年代開始，便有人主張電腦的發明將會帶動另一次工業革命的巨大變化，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資訊科技不僅帶給人們社會的進步，並且能幫助人們解決諸多的問題，甚至社會結構的改變。諸如BELL、增田米二等人，認為電腦科技的發展興普及，會將人類的生活帶入到另一個新天新地。
電腦的出現導致傳播的速度、數量與互動的可能性持續增加，使得社會邁向一個新的生產型態與關係。這個因新技術所帶來的新社會與以往不同的是，人們不再汲汲於物質貨品的生產，而是關注於資訊的生產，另一方面，除了生產關係的變化外，資訊社會的主倡者也預期人類價值、思想趨勢，以及政經結構上的根本改變，並且意味著人們將免除傳統的控制形式，能擁有自主的空間，而這樣的期待也使得資訊社會／科技的論述總是圍繞在：自由、平等、經濟、自主等說辭上打轉。
上述的說法預設著資訊科技的改變，將導致人類社會的隨之朝向正面變化的觀點，此正符合科技樂觀主義的看法。科技樂觀主義者的思維中都隱藏著「媒介／科技中心」的共同要素，亦即，將社會變遷的原因集中在特定的傳播技術上，而將其它變項置於附屬的位置。他們共同的想法包括了：傳播技術是社會的基礎，每一種技術都會偏好特定的傳播形式具、內容與應用，因此，科技的發明與傳播技術的應用會影響社會變遷，傳播革命會導致社會革命。
然而，在現實的世界中，網路科技的興起是否真像科技樂觀主義者所預言的美好世界？人們得以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繼承父志的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Dan Schillier，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網際網路的發展，他指出，無所不在的電腦網路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的拓展了市場有限範圍。事實上，這樣的發展並非單純的資本力量，從歷史來看，資訊工業是由政府機構、軍事工業、學校、資本家在不同時期合力建構而成的。特別是資本力量透過國家為其開疆闢土，將原本屬於公用事業的電信網路，轉而朝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其實，不只美國如此，台灣電信產業的發展也正朝向這樣的步伐邁進。
然而，對於資訊產業的批判往往容易將焦點集中在資本體制，而忽略那個古老的國家巨靈仍在隱隱作崇，他除了擔負資本家馬前足的重要角色外，同時也利用了資訊科技強化其監控的力量。
國家操縱資訊的方式並非一層不變，會隨著不同的歷史脈絡及社會情境的變化，改變使用的操縱工具。對國家而言，資訊不僅是用來了解及組織社會的重要的工具，同時藉由資訊對民眾活動的資訊蒐集（如：人口資料、賦稅制度）來掌握市民生活的各個面向，並進而鞏固既有的合法性地位。
不過，資訊蒐集及監控的形式會受到技術水平的制約，以及不同社會情境的影響，例如，Innis曾經針對帝國與傳播的關係進行分析，發現傳播媒體的特質可能決定帝國的歷史。他強調，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會使用不同的傳播工具傳達與控制資訊，相對的，不同偏向的傳播媒體也會影響帝國的形成與運作方式。換句話說，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也可能會透過使用媒介的不同方式來維持帝國的優勢，即使環境變了，帝國透過媒介鞏固其原基礎的目的卻不見得會改變。
Giddens同意Innis的說法，他認為電子媒介的出現，縮短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同時，也強化的國家監控的效能。傳播科技的發展在民族--國家行政一體化的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它們包括運輸的機械化；電子媒體的發明導致運輸與通訊的分離；國家「公文檔案」活動的擴張及其所包含的行政所用的資訊蒐集與核查的大量湧現。雖然，國家早就透過不同的傳播技術來蒐集與儲存資訊，不過，在20世紀，由於資訊儲存的電子方式日益複雜，使得後兩者得以不斷的結合，這種傳輸工具的日益精進，不僅使得時--空聚合（time-space convergence）的現象日趨明顯，更方便國家權力的鞏固。
簡單的來說，資訊科技種種被人所盛讚的特性，換個角度使用，反倒成了國家便利資訊蒐集的重要關鍵。事實上，不用將問題看得過於遙遠與複雜，從我們自己日常生活的各類形式便說明了資訊科技的監控作用。例如，大街小巷充斥著監視用錄影機、監視的不僅是防止宵小的入侵，還包括我們的行為舉止；或者不少家長與學校透過網際網路的實況轉播，以了解自己的小孩在校的上課情形，美其名是能夠關心孩子的作息，並預防不當體罰的發生，但事實上，卻反應了人們對教育體制的不信任，以及監控兒童心靈的家長心態。此外，國家也掌握了我們的通聯與網路使用紀錄，往好處想，這些資訊的掌握是有助於行政體系打擊犯罪，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個紀錄是隨時、隨地控制在國家的手中。
這樣的發展，透露了資訊科技並未帶來了人的解放，自然也無法與自由、平等、自主等說辭劃上等號，因為，資訊科技的資本化與市場化的趨向，已經讓人們在網路上的行動日漸昂貴與困難，而那個古老的控制巨靈除了日漸溶入市場之中，但也從未放手對人民的控制，因為，資訊科技成了最好的幫手。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