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十五）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結論
關於媒體現象的分析必需將其根植於這些現象所發生的社會與經濟的過程中，才得以理解。主要是因為，傳播行為是由社會所決定的現象，包括政治部門及民間社會的力量，都會對傳播現象的形成有所影響。從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分析社會關係與權力的運作，並且關心社會關係中不對稱的結構，如何影響意義的製造與使用是重要的（Golding & Murdock, 1991）。這樣的研究取向所關懷的不只是結構，還有歷史。各種議題惟有追蹤其歷史脈絡，才有可能完整的理解。因此，我們除了理解所檢視的現象，以及催生這些現象的社會經濟趨勢和事件外，兩者的關係也必須確認。
從台灣的媒體控制史來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約有十二家的報紙因該事件倒閉或宣佈停刊，致使報業市場驟然萎縮（祝萍、陳國祥，1987: 35），再加上黨營及公營媒體大舉在台創刊或復刊，迅速佔領了報紙市場的主導地位，自此，台灣的大眾媒體成為威權控制的次系統（廖素霞，1994: 52）。國家不但透過報禁及如出版法、廣電法、懲治叛亂條例在內的各種法令規章，限制媒體的發展，同時扮演媒體規範者與推動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論、規範媒體內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種獎勵措施使其順從政府意志，更甚者，結合（國民）黨、政、軍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體經營或控制資本及人事決策權（王振寰，1993：474-435），形成所謂的「官控商營」模式。因此，國民黨統治期間，除了透過「壓制型國家機器」（RSA）掌控國家政經優勢，另一方面刵是掌握媒體、教育機構等「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SA），傳輸既定的意識型態，以維持統治的基礎。
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國家機器在面對來自民間與資本力量的壓力下，調整內部的權力結構，不但解除戒嚴、終止臨時條款，因而開放部分政治資源、讓民間有機會參與決策，同時也大開媒體市場之門讓資本力量進入。
事實上，台灣社會環境變遷的過程，也與媒體反對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從時間流程來看，不同階段的媒體運動形式與參與角色，不僅說明了媒介與政治反對運動，以及媒體改造運動的關係，並且反應了不同階段的控制形式與對抗主體，當然，對社會環境與媒介生態的影響也有所差異（表3-1）。
從上面分析中可知，媒體不論是作為政治反對運動的意見出口與集結地，或者本身便是反對運動的主體，台灣媒體反對運動類型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改變。回到本文開始的討論，我們將媒體反對運動區分成對外部新聞控制的反對，以及對內部新聞控制反對等兩種類型。前者指的是在媒體鬆綁前的運動形式，對抗的主要對象是威權體制以政治力量所進行的言論操控；而在內部新聞控制方面，我們跳脫傳統傳播學界對內部新聞控制的界說，強調媒體反對運動爭取的不僅是狹義的新聞人員「專業自主權」的言論自由保障，更重要的是改造自由經濟機制下的市場結構，落實一般公民近用媒介的基本人權，因此，對抗的是資本主義，以及所建構的媒介內、外在控制形式。
這兩種媒體反對運動的類型雖然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但並非全然斷裂（圖3-1）。主要是因為統治階級的操控，從威權體制到資本主義的形式轉換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一種循序漸進的綿密複雜過程；另一個因素則在於國家機器在媒介開放的進程上，是依照媒體別的不同而陸續解禁，而資本集團對媒介控制也在國家日漸放手後，逐步滲入。因此，兩者的運動形式便有所差異。由於「對外部新聞控制」的對抗對象是威權體制，媒體改造並非反對運動的主體，往往只是政治異議者為了爭取發言權利與爭取民主制度的附帶產物，媒體反對運動至多只是依附政治反對運動而存在。因此，不論是印刷媒體的異議性政論報刊，或者電子媒體中的另類錄影帶、民主台、地下電台，主要都是與政治反對派人士結合，爭取的是政治環境的民主化，對媒體生態的改造較少觸碰；即便是三退運動，也只是希望透過三台釋股的方式，使當時執政黨對無線電視台的控制鬆綁。換言之，媒體便擔任起政治異議言論的出口，或者反對運動集結中心的角色。
不過，「對內部新聞控制的反對」所展現的形式與意義便有所不同，因為，威權體制不再是媒體反對衝撞的主要對象，轉而挑戰控制內部新聞自由的資本主，以及造成整體言論自由受限的商業力量。因此，包括新聞工作者自覺與產業工會運動、媒體從業人員聯合組織的成立，以及公共電視建台與無線電視民主化運動，皆以代表資本力量的媒體資本家以及背後的資本主義結構為對抗主體，透過媒體內部的工會運動，以及媒體外部的社會運動，進而規範資本主力量，重塑媒體產業結構。
過去有關台灣媒體反對運動史的分析，散見於政治反對運動、工運、社運、或是傳播媒體史的論述當中。我們嘗試以媒體反對運動為主體，進行相關史料的的整理與分析後，才能看出這段台灣人民爭取言論自由的歷史，是如何地與本地社會整體發展、及傳播科技進展緊緊扣連，並且進一步瞭解控制媒體、箝制言論的力量何在。在當前台灣商業媒體披著人民「知的權利」與「言論自由」的外衣，而濫用影像侵害人權、與濫製情緒導向的扣應（call-in）節目的同時，本文希望藉著這段媒體反對運動史的回顧與分析，有助於釐清言論自由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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