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四）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二、另類電子媒體（1984-1994）
自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歷經解嚴與動員戡亂時期終結之後，台灣整體政治環境漸趨開放；在媒體政策方面，實行達四十年之久的報禁也隨之解除。不過，執政當局雖然解除了平面媒體的市場進入限制，但對於廣電媒體、尤其是無線電視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則在鞏固政權考量與既得利益團體壓力下，堅持不肯放手。即使是立場傾向保守的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1995年為亞洲媒體自由進行評比時，也指出台灣平面媒體的新聞自由度要比電子媒體來得高（黑白新聞週刊，1995/5/14-20: 52）。
此時期的媒體反對運動形式與異議性政論報到有著極大的差異，他們透過電子媒體作為反對運動的工具，相較於當時主流的媒體—無線電視而言，另類電子媒體成本低廉、移動方便、操作簡單與互動性高的特性，使得新興的傳播科技得以取代傳統的印刷媒體，成為反對運動的重要工具。同時由於這些傳播科技的不同的特質與功能，在內容上跳脫了異議性政論報刊以政治運動為主的言論取向，開始重視地方的民意與文化，以及不同的社會運動訴求。
1.另類錄影帶（1984—1990）
由於三家電視台在政治立場上多偏坦執政當局，對於各類新興掘起的社會運動多予負面的評價，也使得民眾難以從三台的表現上，窺得爭議性事件的全貌，因此不少媒體或文化工作者為表達對廣電體制的不滿，紛紛透過自行拍攝的「另類錄影帶」，以影像的方式紀錄台灣底層生活及社會運動的發展，同時作為政治與媒體抗爭的工具。
台灣的另類錄影帶的發展可追溯到1984年6月，鄭文堂等人為海山煤礦災變所做的記綠（張碧華，1992a: 156），當時是因為《前進》雜誌的編輯王智章前往採訪，發現許多罹難者家屬未能領到應得撫恤金，於是結合鄭文堂偷偷錄影採訪，此舉不僅關心被大眾媒體冷漠的家屬，並召開記者會公佈事情的真相，相關單位因而重新處理此事，影像錄影帶的影響力也開始受到重視（戴伯芬、魏吟冰，1992: 44）。
不過，另類錄影帶首次與政治改革運動結合，並直接挑戰三家電視台報導不公的例証，該算是1986年底，綠色小組與立委許國泰服務處人員所拍攝的《中正機場事件》錄影帶。當時電視新聞仍為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曲解民進黨「迎接海外代團的行動」，同時扭曲了機場事件衝突時的情節（廖素霞，1994: 58）。此次事件「綠色小組」透過公開播映，讓民眾了解有別於三台的新聞角度，不但挑戰三台新聞的公信力，同時也影響了諸如「第三映象」、「文化台灣影像工作室」等團體的成立，投身另類錄影帶紀錄的行列。
當時的另類錄影帶紀錄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早期自立救濟模式的社區抗爭，到環保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甚至是宣揚政治反對運動人物的理念與風格，以及彰顯本土文化的內容都涵蓋其中（江冠明，1992: 133、余陽洲，1994: 2）。在紀錄這些事件時，他們幾乎拋棄傳統媒體客觀中立的立場，進而顛覆當時媒體所存在的主流價值，並作為鼓吹某種意識型態的戰鬥工具，長期參與環境議題紀錄工作的李泳泉（1992: 96）便認為：
我只不過是代替觀眾走向現場，把環境記錄下來加以整理、呈現…幫助大家了解台灣環境被破壞的狀況和導致整體破壞的緣由…呈現國內核電政策、能源政策的種疑問和矛盾，希望能使社會上更多人因質疑、思考而動搖對主流媒體擁核論調的信任，進而體諒、認同、支持反核人土的用心。
這些陸續出現的另類錄影帶，伴隨著台灣解嚴後狂飆的社會運動以及反對黨的成立一起發展，因此，另類錄影帶工作者的角色不單是為社會運動紀錄者，亦當視為社會機制的改造者，他們參與的層面不只是單一主題的社會現象，還包括對整體國家體制與政策的不滿與挑戰。也由於透過影像的紀錄與流通，不僅解構了台灣政治權力的神話，終結台灣強人歷史斷的論述，同時更進一步成為反叛工具，擔負起教育組織群眾的功能（戴伯芬、魏吟冰，1992: 51），更有學者認為，這些另類錄影帶應被定位在具有「革命情緒濃烈的『顛覆性媒介』」（余陽洲，1994: 2）。
然而，曾經一度引領媒體與反對運動結合風潮的另類錄影帶，隨著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變、惡劣的競爭市場機能的排擠作用，以及內部經營念的輕忽、勞務分配不均、長期工作倦怠，和對政治現實失望等因素逐漸消聲匿跡（余陽洲，1994: 9-10）。雖然如此，另類錄影帶的出現，也間接的協助了另一種反對運動與媒體結合的形式，為新興的「民主台」提供節目來源。
2.民主台（1990—1993）
雖然第一家非法播放的有線電視系統於1979年在基隆被查獲（汪琪，1985: 17），但當時這種透過線纜傳送訊號的傳播科技只是純粹的商品，並不具任何反對既有政治體制的意義，一直到1990年2月28日民進黨支持者於洪奇昌雙和服務處內設立「中和民主台有線電視台」後（翁秀琪，1993: 476；中國時報，1990.2.28），線纜媒體才和政治反對運動正式結合，成了日後通稱的「民主台」。初期民主台的內容除了播放一般節目，還包括有政治性的內容，如提供有關立法院、地方議會質詢的實況，或街頭運動、演講會的剪輯報導，以宣傳政治理念，部分的內容得自於「綠色工作小組」、「新台灣工作室」、「第三新聞室」的另類錄影帶工作者的提供。
「中和民主有線電視台」的順利開播，帶起了民進黨公職人員紛紛投入有線電視經營的行動，民主台不久便在台灣各地有如雨後春荀般的快速成長。民主台業者為能有效整合既有資源，1990年10月15日，二十四家業者組成了「台灣民主電視台全國聯合會」，該聯盟全盛時期在全省各地共有七十五個會員台（自立早報，1993.3.8）。
民主台的結盟，可視為民進黨媒體改造運動的策略之一，除了能結合各地方台及小眾媒體工作者的資源，在軟體節目的供應上相互支援。民主台雖不是民進黨的事業單位，但卻得到民進黨中央的大力協助，民進黨於1990年10月17日中常會中作出決議表示，「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並非民進黨所經營的有線電視台，但基於黨中央推動「電視解禁運動」，對於聯盟的成立將樂觀其成，並給予必要的協助（中國時報，1990.10.18），因此，民主台的成立也成為民進黨傳播意識型態的重要通道，並藉由結盟的方式，為日後該黨各項公職人員的選舉扮演政治宣傳的角色。
民主台除了延續過去政治反對運動與媒體改造運動結合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數十年來國民黨對資訊和媒體的壟斷，並企圖藉由有系統的串連建立起全國性的有線電視網（翁秀琪，1993: 481）。同時，民主台呈現的不只是政治宣傳的內容，其製播地方新聞與文化節目，更突顯了有線電視的媒介特性。
第一家製播地方新聞的有線電視系統是由民進黨市議員王青等人於90年初主持成立的高雄「第一民主電視台」，節目內容不僅包涵了大高雄地區的新聞，亦希望創造出一個「高雄人觀點的新聞報導」（方仰忠，1991: 74--75）。除了政治頻道和自製新聞外，民主台也重視地方文化的節目，在語言的使用上，則包括了閩南及客家族群的母語，同時為突破軟體製作上的困境，部份業者著手製作具備本地特色的節目以吸引顧客。此外，不少經營者者也製播地方論壇節目，鼓勵民眾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反應人民的聲音（翁秀琪，1993: 481）。換句話說，除了政治意義外，更挑戰了傳統媒體重中央、輕地方，重北京語、輕方言的現象，這種有別於台灣主流媒體價值的運作方式，似乎也讓有線電視的地方及區域的功能得以發揮（管中祥，1996：102）。
民主台也和黨外雜誌一樣面臨來自黨國機器的取締行動，特別當民主台在選舉期間公開與在野黨結合後，官方的控制態度更為積極（馮建三，1995b:130）。不過，相關單位的壓制作為並不如過去一般順利，除了經營者本身的抗爭行動外，更重要的是反對黨已取得六個縣市的執政權，對於中央的取締命令不願配合（中國時報，1990/8/25；聯合報，1990/8/8），再加上各級民意代表也因本身利益及維護言論自由、打破媒體壟斷等因素對當局的作法有所反彈（民眾日報，1991/8/25；台灣時報，1991/10/8），以及商業力量組織了各種不同利益取向的非法第四台業者形成壓力團體，使得「民主台」的發展不像像黨外雜誌一樣受到極大的限制。
民主台一方面透過抗爭的方式爭取媒體經營權，另一方面，亦經常結合民進黨公職人員，以壓力團體的身份，向有關當局進行遊說與施壓，以完成有線電視的立法（民眾日報，1991/1/20；工商時報，1991/2/1）。事實上，隨著台灣有線電視的建制化與私有化後，民主台的角色較像純粹爭取經營權的利益團體，原有的政治抗爭性格與影響力則顯得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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