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好像很忙似的，
雖然沒有真正的工作在身，
但因為一份工作的面試，
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寫寫東西，弄得我頭昏腦脹。
除此之外，因為上了一個人物專訪的課，
所以便忙著找該人物的背景資料，
然後又花了好些時間寫那篇專訪。
現在終於大功告成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寫的...
有時間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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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言休的許鞍華．
認識許鞍華，是1998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唸創意媒體學院時的事。
當時，她在那裡當客席講師，教導演編劇班，我有幸地是她的學生。
以前在大學接觸到的許鞍華，待人親切隨和，從來沒有架子，我們學生都只管以她的英文名字Ann來稱呼她。而且，蓄短髮、煙不離手的她，性格率直爽快，說話手舞足蹈，又不時發出幾聲哈哈大笑，上她的課絕對是一件樂事。
事隔幾年，我為了這次訪問跟她再度聯絡上。
甫見面，笑容滿臉的Ann就立刻擁著我的肩膀，來了一個熱情的『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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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電影人．
七、八十年代間，香港電影界掀起了一股「新浪潮」。
那時候，一群熱愛電影又從外國受過教育回來的年青人，不約而同地投身電視台工作，幾年後又先後投入了電影圈；他們運用了西方現代電影的語言、影像觀念及藝術技巧於本土題材之上，為香港電影增添了當代社會的色彩，開創了業界的先河。
許鞍華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自言小時候一直想當醫生的她，因為數學科成績『水皮』 ，便決定放棄理科；又因為很喜歡看書，所以就選擇了讀文學，心想不如當教師好了。她於香港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在1972年獲頒文學碩士學位後，她卻毅然遠赴英國倫敦電影學校深造電影兩年。1975年她學成回港在胡金銓公司任副導演，可是胡導演一直未有開拍電影。沒多久，她經父親的介紹轉投無線電視台當助理編導。1979年首次執導電影《瘋劫》，將香港一宗真實的凶殺案改編成一個驚悚駭人的懸疑推理故事，該片獲得一致好評，是其初露鋒芒之作。
廿多年後，她仍然以拍電影為主要事業。
時至今日，跟她同輩的導演不少都轉行去了，因為現今香港電影業不復以往般輝煌，開拍電影實在不容易。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能讓許鞍華堅持到今時今日呢？
沉思了一會，她一臉認真地告訴我：「說起來，其實並不是神奇，而是很『戇居』 的！」拿起香煙，她深深的抽了一口。
「我相信一個人生出來是有一樣東西要做的。每一個人皆是。當你找到那東西，而又是你很想做的話，你便會把自己整個人與那工作結起盟來。那樣子，我認為是最幸福的。」
曾經一度執教鞭的許鞍華，始終覺得自己是應該拍電影的。
她說教學工作其實是很有趣的，但卻不想純粹為了『搵食』 而去做一件事。她認為做任何事情都應該完全投入才對，更坦言自己並不是一個十分關心學生的老師，因此她不應該長期教書。
「我不是太滿意那種只是向學生灌輸知識，而忽略了他們學習進展的教學方式。如果我很投入去教，留意著他們的成長，相信可以教得好些；但是我又不大願意對我的學生作出這個承諾，因為說到底電影才是我最關心的事。」
無論是其學歷背景，還是本身的先決條件，她都認為自己是適合幹電影這一行的。「拍電影，是要在限定時間內做出一個效果來，因此一定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將自己聚精會神起來；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其實，平日的我根本不大留意周遭的環境，對別人的反應亦不怎樣理會；不過到了工作的時候，我就會變得很『醒目』 ！」她邊笑邊繼續說：「就像乘地下鐵，我常常都會迷路或上錯車；但一開工，就算再崎嶇遙遠的場景我也能夠找到，還認得路呢！連自己都覺得很奇怪！」說罷，她哈哈大笑起來。
許鞍華就是這樣執著地熱愛自己的電影工作。
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台機器，閒時關掉了，工作時便會完全開動著，但她卻只會做一樣東西，你要她做別的，她又轉不了。大概，就正如她所說，每一個人都是天生注定了要幹某件事情的，而她就是一個天生的電影人。
「但我尚未拍得最好，常覺得以前所拍的東西總是有些問題；也不完全是環境因素，有時候是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很希望趁還有幾年，盡量再拍電影，以及多拍幾部，就是這樣東西支持我的了。到了這個年紀，我其實不應該再拍電影的了，但我會先做做看，直到真的做不了才不做吧！」
正是她這種永不言休、不離不棄的精神，讓我們能夠繼續在大銀幕上欣賞到她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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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
1982年，許鞍華以解放後越南為背景的《投奔怒海》於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勇奪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等五項大獎，並參加法國康城影展。由於該片題材涉及國際觸目的難民逃亡潮，因而備受注目，揚名海外。該片才是她第四次執導的作品。
當被問到得獎的感受，許鞍華保持了她一向低調的作風。她坦然地說那時候並不是很快樂，因為有很大壓力，有很多幻想，又在不知就裡的情況下樹了不少敵。
「拍電影拍得成功，自然有許多人會找你；如果你推辭別人時不夠得體的話，他就會不快，認為你驕傲自負。當時的我沒有經理人去給我建議，去教我如何處理那些人事，人就變得很迷惘，不知該如何是好，感覺很難受。另一方面，我又整天在想如何可以拍得比上一次更好，事後看來當然知道是沒可能的，因為有這樣的成功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造就的。我不可能要求自己拍得更好，能力就是這麼多的了，怎樣強迫自己都只會是這麼多。」她把當年初出道的經歷娓娓道來。
不過，這些都沒把她擊倒，反而令她更勇於在自己的電影世界裡嘗試創新。
影評人石琪曾經形容許鞍華為多型而非多產導演，他這麼說過：「沒有誰像她拍過那麼多種不同類型的電影 —— 奇案片、槍手片、古裝武俠片、愛情片、親情片、鬼片、政治動亂片，還包括喜劇和悲劇，亦拍過老人和小孩。」
談到老人，便不得不提她另一為人熟悉作品 —— 1994年的《女人，四十》。該片分別橫掃了第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以及第一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等共十一項大獎。而片中女主角蕭芳芳，更憑著飾演一名要照顧身患老人癡呆症家翁的事業型主婦阿娥，獲得德國柏林影展等五個不同單位的最佳女主角獎。
對於上述種種的殊榮，許鞍華謙虛地表示那只是別人眼中的成功。我問她，獎項、票房重要嗎？「如果票房好，又得獎的話，就可以繼續拍下去吧！」她笑一笑，繼續說：「其實那些不是不重要，只不過不是最重要。」
她直言對待工作經常都是基於一種直覺、一種不理性的衝動，『過癮』是她拍電影的一個準則。有時候，她會深深地被報紙上的某些新聞故事所吸引，亦可能只是腦袋裡的一些念頭，直覺地認為可以將之發展成一齣電影的藍本，她就會開始做資料搜集，跟編劇一起研究劇本、分鏡頭。而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又會遇上很多問題，身為導演便要想辦法去一一解決，是一份很富挑戰性的工作。那種經驗本身已令她很有滿足感，獎項、票房、觀眾的認同都只是額外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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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於藝術與商業之間．
不過，歸根到底電影本來就是要走進電影院去感受的。
許鞍華亦深明這個道理，要吸引觀眾自掏腰包買票對號入座，要顧全電影公司老闆的生意，就得想想辦法。
「別人找我開拍的電影其實大都是劇情片，他們不會找我拍功夫片或喜劇；而我開始構思時亦不會特地去想要拍一齣藝術片或是商業片。我跟編劇寫劇本，也是根據感覺哪是好哪是可行而去做，不會特別去計算。其實對我而言，藝術片與商業片技術上的分別只是在所挑選的演員。如果電影公司老闆要求某些有知名度的演員，而我又認為適合角色的話，我便沒有異議。」說完她拿起杯子，呷了一口黑咖啡。
許鞍華作品的內容都是傾向寫實，如1999年的《千言萬語》更滲透著強烈的政治味道；但她亦曾經表示其原意並非要宣揚任何政治意念，而是想通過電影去講某些人的現實生活已而。「也許我的思維方式就是這樣子，是基於一個現實生活的模型。如果一開始就要我去幻想一些角色出來，我就不懂得如何去做。」該片雖然並不是很賣座，卻於第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得到最佳電影等三項大獎，更於第三十六屆台灣金馬獎得到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五項大獎。
我問她，有沒有最滿意的作品？「就是沒有，才要繼續拍！」她笑道。
那麼有沒有很想拍但還未拍到的故事或題材？她想了一會說：「現在我愈來愈傾向拍一些製作比較簡單，但思想或人與人之間關係比較複雜的戲，而不是講題材。因為這可以應用在任何戲之上，不再是依靠劇情去說故事，而是通過劇情去看人們怎樣互動，所以就變成拍甚麼都成。」 她解釋說那其實是延續她一貫的戲路，只是再做得好一點；即是要大力宣傳吸引觀眾，與此同時也要保留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她認為香港所有成功的電影都是走這條路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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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外還是電影．
許鞍華的臉上永遠掛著燦爛的笑容。
那天見面，她穿著一身便服球鞋牛仔褲赴約，又看到她手上戴著漫畫《丁丁歷險記》的膠手錶，她絕對是個童心未泯的人。
我相信，在所有從事創作的人的心裡，總會在某處能夠找得到這顆童心。
而創作人的工作與生活很多時候都是分不開的。那麼，平日的許鞍華不用拍電影時又會做些甚麼呢？我問。
她不好意思地說：「很普通的啊！」然後想了一會才告訴我：「都只是看電影、看電視、看影碟、聽音樂，或是找朋友吃頓飯、聊聊天，就是這些，沒甚麼特別的。」她還透露最近正努力令自己身體健康一點，學做瑜伽，吃得健康，好讓自己活得長久些，可以做多點事情。
我想，她就是因為在電影圈打滾的生涯太精彩太忙碌了，每拍成一齣電影，就如經歷了一場人生大事，所以閒時都寧願靜靜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只有打工一族才要在刻板的工作以外找尋刺激吧。不過，她的生活還是離不開電影呢！
到了訪問尾聲，我問她會用甚麼來比喻現在的自己？
思索了一會，她認真地答道：「我感覺自己好像是一株植物，上面已經枯了，下面卻還想生長，哈哈！」
許鞍華近年的作品水準被評為時好時壞，不及以往的那麼有號召力，但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可以永遠停留在巔峰狀態的吧。不過，如果沒有那種過人的毅力與執著，她亦沒有可能走得這麼遠、這麼久。這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我知道，總有一天她會再次吐氣揚眉。
朋友都笑她到了這個年紀還常常鬧著要學這學那，安靜不下來，像個十來歲的孩子；又勸她應該修身養性，找一份安穩的工作，準備養老。她知道那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做法，但又不願意就此算了，主觀地還是很想去『搏殺』 ，去做些開拓性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不再拍電影的時候，我想我會去拍紀錄片。我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而且它在香港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那麼，我還有一些希望，起碼有些東西還是想去做的。」
我倒認為，許鞍華這一株植物從來未曾枯萎過。它一直默默地在香港電影圈這塊土地上生長著，雖然經歷不少風風雨雨，但仍不斷的開花結果，為我們提供不少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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