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 2007-9-6
作者簡介：蔡少卿，1933年生，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世紀以來，約有五千萬華人遷徒海外，他們大多以苦力身份，在東南亞、北美、澳洲等地，從事開礦、淘金、築路和農牧墾殖業勞動。西方學者彌勒斯（L．A．Mills）說：“華僑不論到什麼地方，秘密會黨便會在哪兒出現。”[1]這話反映了19世紀華人遷移海外的實際情況。
對於東南亞、北美地區華人秘密社會，學術界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相比起來，澳大利亞華人秘密社會的研究就顯得十分薄弱。到目前為止，除了楊進發的《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年》（C．F．Yong，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1）和張秋生的《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Qiu Shen zhan，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igrants to Australia）有一個章節談到華人秘密社會外，還沒有更多的專門研究澳洲華人秘密社會的論文和著作。
澳洲華人秘密社會研究薄弱的原因主要是資料缺乏。因此，要全面深入了解澳洲華人秘密社會的歷史，必須從努力發掘可靠的資料人手。
班迪哥洪門會簿發現的意義
1992年澳大利亞班迪哥華僑協會（Bendigo Chinese Association）發現了一本洪門會簿。我認為這本洪門會簿的發現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可以作為研究澳洲華人秘密社會史的一個突破口。我們知道，東南亞、北美地區華人秘密社會的研究，首先是從各地發現洪門天地會的文書入手的。
最早寫出天地會的研究專著的，是荷蘭人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他曾任荷屬東印度政府的漢文翻譯官。1863年，荷蘭殖民主義政府從蘇門答臘（Sumatra）的巴東（Padang）一個華僑家中搜出一批天地會的文書，其中包括天地會的章程、誓詞、創會故事、旗幟說明、詩歌、秘密符號等。施古德根據這些文書材料，寫出了《天地會》一書（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or heaven Earth league），1866年出版。
後來，英國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馬來亞搜到大量華人秘密會黨的文書，由華特（J．S．M．ward）和史特林（W．S．Stirling）合作寫出《洪門會》（TheHung Society），共三卷，1925年出版。
此後，溫尼（L．Wynne）、柯比（C．F．Comber）、布萊斯（W．L．Blythe）相繼出版的幾本馬來亞華人秘密社會著作，大多根據警察部門得來的資料。同樣，北美地區華人秘密社會的研究，也是從洪門文書資料入手的。因此，我認為，班迪哥洪門會簿的發現，對澳大利亞秘密社會史的研究將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其次，班迪哥洪門會薄本身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它能說明許多重大問題。
第一、按照洪門天地會內的傳統，凡天地會成員，只要抄得會內的歌本、會簿，即可輾轉傳會，也就是說，這種洪門會簿是傳布天地會的重要憑證。我們從清代的檔案資料中發現，有許多天地會供稱，凡持有天地會內相沿抄錄的會簿，即可邀人入會[2]。
乾隆末年廣東高要人林閏才說：“有會簿之人始算得真傳”。此後，凡是藏有會簿、借抄會書、祖遺會薄、買獲會簿的人都可傳會為師[03]。這個成規，在洪門天地會內一直相傳下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班迪哥的手抄洪門會簿，無疑是洪門在澳大利亞傳會的憑證。
第二，班迪哥洪門會簿的發現，可以說明班迪哥是華人秘密社會盛傳之地。根據我們已知的情況看，可以判明，發現洪門會簿的地方，都是洪門天地會盛傳的地方。從中國本土廣東的大埔、廣州、香港，廣西的貴縣、東蘭、田林先後發現了幾本天地會會簿，這些地方都是清代以來天地會勢力最活躍的地方。
在海外，上面我們提到的蘇門答臘、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維多利亞，相繼發現了許多天地會的文書，這些地方都是海外洪門天地會勢力最強大的地方。
另外，據我所知，在巴黎圖書館內，現在收藏了一本天地會會簿，是在越南的諒山發現的。諒山與中國的雲南邊境相鄰，是清末以來天地會活躍的地方。在中、法戰爭時期，中國的劉永福將軍曾率部在諒山與法軍鏖戰，劉永福的士兵大多是天地會成員。在英國倫敦圖書館還有一本從泰國發現的天地會抄本。大家知道，泰國也是華僑秘密社會盛行的地區。因此，我們認為班迪哥洪門會薄的發現，進一步證實班迪哥是華人秘密社會盛傳之地。
第三，從班迪哥洪門會薄的內容看，至少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它與蘇門答臘以及新加坡發現的本子不同，班迪哥會簿中將天地會最初的結拜取名ｘ（即天地會名稱的變相寫法）。最早將天地會改為ｘ進行活動的是乾隆57年（1792）福建同安人陳老蘇和蘇葉，他們因清政府嚴查天地會，即“改造ｘ名色，以暗合天地”[04]。
這樣的名稱和寫法，在清嘉慶朝以來中國大陸各地發現的洪門會薄中頗為流行，如廣西貴縣、東蘭、田林先後發現的本子中都有這種寫法。班迪哥洪門會簿與它們是一脈相承的，由此可以肯定班迪哥的洪門會簿是由中國大陸流傳去的。
而蘇門答臘和新加坡發現的會薄中，都將天地會稱為“義興公司”，這是天地會傳過去以後，仿照東印度公司而取的名稱[05]。在澳大利亞，華人秘密社會大多亦稱義興，這顯然是從東南亞地區流傳去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洪門傳入澳洲大概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直接從中國大陸傳入；另一條是從東南亞地區傳入。
另外一個特點是，在早期的洪門會簿中，提到結拜創立天地會的只有長房吳天成、二房洪太歲、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達、五房林永招這五祖，在嘉慶時期廣西東蘭的會簿和道光時期廣西田林的會簿中都作了這樣的記載。但是在道光朝以後的洪門會簿中，如1863年蘇門答臘發現的本子，除了以上五祖外，又出現了後五祖的名目。
班迪哥會簿中也載有前五房太祖和後五房太祖的名稱。由此可以認為，班迪哥的會簿應是清道光朝以後的抄本，同時也可以推斷洪門天地會傳入澳洲時間，必定在道光朝以後。
洪門天地會在澳洲的傳布
洪門天地會傳入澳洲的確切年月已難於搞清，因為其傳布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是隨著大批華人赴澳淘金而傳入澳洲的。
19世紀50年代澳洲發現金礦，消息很快傳遍了澳洲和世界，於是就有成千上萬的華人淘金者來到澳大利亞的“新金山”礦區，他們絕大多數是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貧苦農民和破產勞動者。具體地說，他們就是從香港出海的廣州周圍即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東人和從廈門出海的閩南人。由於中國人口的激增，自清朝中期以來，這個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銳。
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其13個縣的面積共兩萬平方公里，約占廣東全省面積l/10，而人口竟達1800萬，約占全省人口的1／2，四邑、中山一帶的人口尤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達1500～1600人[06]，在當時可以說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造成大量的無地少地的農民離鄉背井，流落他省和海外。他們流落異鄉後，生活極不穩定，常常遇到天災人禍的打擊和外來的欺壓。出於互助的需要，他們迫切要求結拜團體，實行“一人有難，大家幫助”，天地會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
根據我們研究，天地會於乾隆26年（1761）首先在福建漳州地區創立[07]以後，很快就在閩、粵華南地區廣泛傳布，到19世紀50年代，已在廣東“蔓延通省，及於廣西”，並“禍及吳楚”[8]。
廣大貧苦農民和破產勞動者，為了謀求生活互助。大多加入天地會。這時的天地會更是迎合移民社會的需要，對海外苦力華工產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伴隨著大批華工去澳洲淘金，洪門天地會也就進入澳洲礦區，並在澳洲華人中廣泛傳布。
特別要指出的是，19世紀50年代，在中國南方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和天地會“紅巾軍”起義。隨著起義的失敗，清政府對太平軍和天地會實行殘酷的鎮壓，不少太平軍和紅巾軍的骨幹也隨著淘金熱逃往澳洲。
據記載，太平軍平南王黃德滋（廣東新會人）起義失敗後，於1864年率餘部“乘帆船數十，漂流海外，渡南中國海，最後抵達澳洲北部達爾文港。時值新金山開埠，遂往該地，成為淘金工人”[09]。
另據老華僑楊湯城回憶，他的曾祖父楊勝龍兄弟六人，其中有兩人在廣東番禺參加了甘先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失敗後被清軍殺害，為了避免株連，另一兄弟浮海到新西蘭淘金。之後，楊湯城的祖父楊雄大兄弟三人也逃往海外，老大到澳大利亞淘金，老二、老三分別去新西蘭和美國作苦力。[10]
這些天地會的骨幹，有較強的組織能力。據說黃德滋到澳洲新金山即創立了洪門“義興”公司，今班迪哥（Bendigo）現存義興公司的會所（舊關帝廟）就是黃德滋手創[11]。
洪門在澳洲華人中傳布發展的過程，我認為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851～1875年，這是由淘金熱引發的華工赴澳高潮時期，也是洪門在澳洲華工中廣泛蔓延的時期。這一時期，抵澳華工共有55,000人左右[12]，大多聚集在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和維多利亞（Victoria)的金礦區。
當時維多利亞州的巴拉腊特（Ballarat）、班迪哥等地都因盛產黃金，成為華工集中之地。據有關資料統計，巴拉腊持1853年有華工2000人，三年後即增至25,000人，華人占該地人口的1／4，至1859年，維多利亞州華人已達42,000人。新南威爾斯州，1861年有華人21,000人，占全州人口的l／6[13]。
大批華工在那兒，成群結隊，翻山越嶺，尋找金礦，一旦發現金礦，便就地搭蓬架屋、群聚而居。他們不僅要受風雨雷電和猛獸之災，還要遭到土著人的襲擊和殖民者白種人的欺凌殺害。這時，他們除了依靠同鄉、同宗實行互助外，活動隱秘、凝聚力頗強的互助團體——洪門就更受歡迎，得到廣泛的發展。
這一時期洪門在澳洲華人中發展會員的具體數字目前已無法知道，但我們從東南亞、北美地區洪門發展的情況和澳洲洪門後期發展的數字，可以窺測其大概。
據布賽爾研究，1850年新加坡的華僑有27,000人，其中有20,000人是天地會成員，幾乎80％的華僑參加了秘密會黨[14]。
李東海在《加拿大華僑史》中寫道：“洪門致公堂勢力最盛時，擁有40餘處，會員幾及二萬之眾，除絕少數僑胞非籍隸於該堂外，約占加拿大全僑十分之七八。”[l5]
統計資料表明，1911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華人人口8223，維多利亞華人人口4707，而1913年新威爾斯州的華人共濟會全部會員則在2000～3000人之間，維多利亞的“義興”在1911年聲稱有會員三千名[16]。可見澳洲洪門會員至少占華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時期1875～1900年，這是澳洲排華運動不斷升級、華工急劇減少的時期，也是澳洲洪門活動十分沉寂和困難的時期。這一時期入澳華工約有8000人[17]。
隨著澳洲淺層金礦大部被淘採淨盡，很多華工開始捨棄淘金而轉向其他職業，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流入城市，從事工商業，雪梨和墨爾本成為華人集中的重要中心。1881年，墨爾本有華人1057人，雪梨有1321人。到1891年，墨爾本的華人達2143人，雪梨有3499人，十年之間增加了一倍[18]。
華人的會館堂所在唐人街不斷建立，洪門義興會址也進入了唐人街。這一時期，澳洲許多洪門領導人多由一些老練會員和工商人士來擔任，如墨爾本的李元三、新南威爾斯的梅東星、黃柱穩等[19]。
第三時期190l～1921年，這是澳洲洪門民族主義思想日益提高，社會政治活動高漲時期。
這一時期，首先是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聯邦政府即通過《入境移民限制法案》，使“白澳政策”系統化、法律化。此後澳大利亞舉國上下彌漫著種族主義情緒，排華和反對有色人種的事件經常發生，這不能不激發起在澳華人和洪門的民族主義情緒。
其次是，本世紀初中國發生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革命運動，由於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宣傳活動，使澳洲洪門會員中普遍呈現出反清思想。他們開始意識到必須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聯繫起來，並自覺參與了一系列社會政治活動：
(一)反對“白澳”政策和呼籲建立澳大利亞中國領事館。
(二)擁護孫中山推翻清王朝與建立民國的革命綱領，與共和派合作成立少年中國會，為革命派積極籌款。1911年募集了1300鎊匯給孫中山本人；武昌革命後，繼續為革命軍發起募捐運動，在義興會與少年中國會積極合作下，墨爾本募集4700鎊，雪梨募集4758鎊，西澳華人募捐1900鎊。
從1912年06月到1913年，澳大利亞和南太平洋的華人共募集到26,000鎊給南京革命政府，表示了他們對共和國的愛國支持[20]。
(三)積極參加討袁活動和支持廣東軍政府發動的北伐戰爭。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了政權，國內發生“二次革命”，澳洲洪門領導人黃柱穩、梅東星等除了通過創辦《民國報》聲討袁世凱外，還積極為華南的反袁活動籌款。
1916年，雪梨華人共濟會組織了“洪門籌餉局”，?柱穩和梅東星環遊維多利亞和塔斯馬尼亞，爭取義興會員支持，募捐2900鎊，匯給孫中山，以支持華南革命軍。1918年，為支持廣東軍政府討伐地方軍閥，雪梨的華人共濟會又募集到2300鎊[21]。
(四)隨著形勢的發展，澳洲洪門從組織結構到名稱都相應的作了變革。首先是義興從華人社會的各階層中廣泛接受會員，從富裕的商人到地位低下的菜農、細木工和小販等，都能入會，總的來說，來自勞動階級的人更多些，但義興的領導權都受華商控制。
1912年新南威爾斯義興成立總部，後來也成為聯邦的義興總部，並以“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即“華人共濟會”英文命名。1914年，墨爾本的義興也進行改組，並採用“華人共濟會”作為英文名稱。
隨著1916年宣布華人共濟會的活動公開，在1916～1918年間，華人共濟會各支部也就在澳洲各地露面，華文報紙並公布了他們的活動與名單，所有華人共濟會的支部均受雪梨總部的指導。1918～1921年間，雪梨總部還召開了四次華人共濟會的洲際會議，並於1921年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公報》，對重要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充分顯示了該會力量的日益增長。至此，澳洲洪門完全擺脫了秘密狀態，它在澳洲作為秘密結社的歷史就告終結。
澳洲洪門的性質、特點和作用
1851年以來，伴隨著大批華工赴澳淘金，洪門天地會也就進入了澳洲，至今已有150年的歷史。原來，天地會雖有“反清復明”的口號，但從本質上來說，它是破產勞動者實行互助互濟的團體。自從傳到海外以後，因為環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所面臨的已不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封建統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排斥和欺壓。因此，澳洲洪門就談不上什麼“反清復明”的性質，倒是更加清楚地顯示出它抵禦強暴，實行互助的本來面目。
大批華工來到異國，舉目無親、孤苦無援，他們結拜加入洪門，目的就是為了實行互助，維護華人的生存權利和共同的利益，反對殖民政府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欺凌壓迫。在平時，幫助成員安排工作、調解糾紛、解救生老病死之難。
據記載：“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兩地的義興，早期都為他們的會員做過一些好事。它鼓吹兄弟情誼和幫助會員就業，以維護會員利益”[22]。在發生排華暴亂時，他們通過請願和爭取社會同情，尋求合法保護。
如1857年07月維多利亞的巴克蘭金礦場爆發大規模排華暴動後，殖民政府開始徵收華人居住稅，每人每月付稅一英鎊，淘金華工通過向維多利亞請願，陳述華人因境，1859年02月，維州議會決定將居住稅減為三個月徵收一鎊[23]。
1861年新南威爾士州蘭明低地發生排華暴動後，有六百華人要求與華語翻譯官亨利（James Henley）同住殖民政府爭取合法保護，基於正義感，亨利還呈文澳洲當局，要求對華工加以法律保護[24]。
1861年8月2日的《雪梨先驅晨報》的社論，也對華工的遭遇表示同情，指出，“在任何程度上，他們都是優等的；沒有人看見他們喝醉了在街上滾；沒有人看見他們穿得破破爛爛，他們沒有哭窮以求得大眾的憐憫；他們有廣泛的組織相互保護和救濟，他們自己掙得很少的錢，還把一部分寄回家接濟家庭”[25]。
我認為，澳洲洪門在抵禦殖民政府的暴政，維護華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間領事館”的作用。
澳洲洪門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其它地區的海外洪門相比，有著兩個明顯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基本上沒有發生類似東南亞地區和美國的秘密會社那樣，嚴重干擾當地社會和華人社區安定和秩序的幫派械鬥和堂鬥。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華僑來自中國的許多省份和地區，除了福建、廣東兩個主要省份外，還有廣西省以及包羅其它各省的“三江幫”。他們都依方言劃分集團幫派，因此，他們中的洪門秘密會社也受方言群的影響分成許多幫派。
以馬來西亞為例，在19世紀，馬來亞的華僑社區有五種主要的方言群，那裡的洪門秘密會黨就有義興黨（Ghee Hin）；海山黨（Hai San）、和生黨（Ho Seng）、華生黨（Wah Sang）和大伯公黨（Toh Peh Kong）等名目[26]。他們之間因方言、風俗習慣與性格方面以及職業的不同，時常誤解、猜疑與敵視，以至發生衝突和流血械鬥。
在歷次衝突械鬥中，秘密會黨都充當著主角。這種華人幫派鬥爭，在馬來亞史上發展成著名的1862年及1872年兩次拿律戰爭（Larut War）。而澳大利亞的華僑，尤其是淘金時期的華工，主要來自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部分來自福建南部，他們大多按縣籍同鄉聚居。
關於閩、粵早期赴澳華人的精確人數，已無詳細的記錄，但我們從巴拉腊持現存的華人墓碑，可以看出移民來源的梗概。在現存的華人墓碑中，明確記載死者縣籍的共480塊，其中來自寧邑（新寧縣）的有250塊，占總數的52％以上，來自會邑岡州（新會縣）的有123塊，約占總數的26％，其餘107塊分別屬增城、香山、開平、番禺、東莞、順德、鶴山等縣籍，沒有一塊是外省人的[27]。由此我們可以想見，這些人聚居在一個地區，他們都講同一種方言廣州話，具有相似的體型、思想和性格，彼此間的矛盾和衝突自然要少得多。
所以在澳洲洪門史上，除了1904年義興與保良社因鴉片、賭博的利益衝突，在墨爾本小伯克街發生猛烈的械鬥外，幾乎沒有什麼由華人秘密社會引起的暴亂和流血事件。而且保良社在1904年與義興衝突之後名譽掃地，終於在1912年解散[28]。
澳洲洪門特點之二是，它比較早的走向統一，並以“華人共濟會”的英文名稱來命名聯邦的義興總部，讓澳大利亞公眾了解義興，促使義興與澳人社會相融合。眾所周知，在海外華人社會中，許多地區的華人秘密社會，幫派林立，門戶之見甚深，經常發生派戰堂鬥，很難走向團結統一。直至今天，一些地區的華人秘密社會仍處於這種狀態。
然而，澳洲華人秘密社會的情況卻不一樣。除了淘金時期因金礦分散而華人的洪門組織也比較分散外，隨著後來華人流向城市，洪門也逐漸向城市集中。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新南威爾斯州的雪梨和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兩個義興總部。
新南威爾斯州的義興會員首先於1908年在雪梨的布萊克本街（Black—burn Street）設立義興總部，後來又改設在瑪麗街（Mary Street）。維多利亞州的義興總部則設在墨爾本的小伯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他們之間互相協作，聯繫比較密切，當新威爾斯義興在布萊克本街總部舉行開幕典禮時，墨爾本和班迪哥的義興頭領都到雪梨參加慶典儀式。
1912年雪梨義興總部以“華人共濟會”（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作為其英文名稱後，1914年墨爾本的義興也採用“華人共濟會”作為英文名稱。在今存的班迪哥洪門會簿的封面上，還寫著Masonic Society（共濟會）的字樣。
1916年在新南威爾斯成立了聯邦共濟會總部，同年聯邦共濟會呼籲澳大利亞的所有義興成為雪梨總部的附屬支部。1918～1921年間，雪梨總部通過召開四次洲際華人共濟會鞏固會議，澳洲洪門就基本實現了統一[29]。
澳洲洪門由義興命名為“華人共濟會”，不僅獲得了澳大利亞華人社會的支持，而且容易被澳大利亞公眾理解，因為共濟會（Free Mason）在西方國家是比較流行的，雖然華人共濟會並沒有使用澳大利亞共濟會的任何儀式，但是他們至少在培養兄弟情誼方面是極為相似的，這就更有利於華人共濟會與澳大利亞社會走向融合。
澳洲洪門能較早地走向統一，除了澳洲華人大多數來自廣東，矛盾較少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澳洲洪門擁有李元三、梅東星、黃柱穩、李元信等這樣一批組織能力很強，在澳洲洪門和華人中有極高威信，甚至在澳人社會也頗有信譽的領導人。
我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提到的李元三，1831年出生於中國，1862年到澳大利亞，先在巴拉腊特和班迪哥當金礦工，然後至墨爾本經商。他遍遊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和塔斯馬尼亞，具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和經驗，長期與維多利亞義興有聯繫，本世紀初即擔任墨爾本義興的領導人，至1911年，他領導的義興會員已有3000人。他是維多利亞華人中一位傑出和受歡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反清鬥爭和澳洲洪門實行聯合的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梅東星1831年生，廣東四邑人，1852年移居澳洲新南威爾斯，他領導新南威爾斯義興達55年之久，吸收了約3000名會員，1919年在雪梨逝世。
黃柱穩，廣東四邑人，1878年至澳大利亞，在新南威爾斯的朱尼定居，經營小麥田產和羊毛出口代理，是梅東星的忠實追隨者。由於他好交際、謙虛、誠實、慷慨大方，成為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華人中頗受歡迎的人。他結交的許多朋友中，有華人，也有澳大利亞人，1913～1919年被選為新南威爾斯總理的W．A．霍爾曼，就是他的親密朋友。本世紀的前30年，他一直是新南威爾斯和聯邦華人共濟會的最高領導人之一。
在他的領導下，新南威爾斯華人共濟會團結一致，成為20世紀20年代該州華人社會的一股重要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30]，對促進澳聯邦華人共濟會的聯合，發揮了重要作用。
自19世紀中葉大批華工移居澳洲以來，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在這一個半世紀裡，華人從事過淘金、蔬菜種植業、家具製造業、工商業、城市建設等各種行業的工作，盡管遭受到排華運動和“白澳政策”的苛待與歧視，但他們不屈不撓、頑強奮鬥，為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與此同時，他們又帶來了中華文化，為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而澳洲洪門在這一過程中，在團結華人、實行互助，以及推進與澳人社會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01]L．A．Mills，British Malaya，1824～1867，See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P．32
[02]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8～149頁。
[03]胡珠生：《清代洪門史》，第3l頁。
[04]乾隆57年八月初五日閩浙總督伍拉納奏，見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第132頁。
[05]參見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第111頁。
[06]蔡少卿：《中國秘密社會》，第358頁。
[07]《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載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
[08]《曾望彥奏稿》，載《太平天國史料》第524頁，開明書局。
[09]林金枝：《華人移居澳大利亞史略》，載香港《華人周刊》1986年第六期。
[10]《華人滄桑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11]趙昱：《辛亥革命與海外洪門》，載《辛亥革命回憶錄》(六)第75頁。
[12]、[17]陳澤憲：《19世紀盛行的華工契約制》，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一期。
[13]、[23]張秋生：《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第72～74、126頁。
[14]Vic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p.157。
[15]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234頁。
[16]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l，P.275、163。
[18]、[19]、[20]、[21]、[22]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PP.218～220。
[24]劉渭平：《澳洲華僑史》，第112～116頁。
[25]特引自張秋生《澳大利亞華人華僑史》，第127頁。
[26]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PP.35～36。
[27]參閱Ballarat’s Chinese Gravestones and Associated Records 1854～1955，Melbourne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No．2。
[28]、[29]、[30]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PP.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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