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以往每周都要見面或通話的老友，也 是在電話里得知：韋慶遠先生5月11日病故了。更多的晚輩、學人，只在數日后看到報紙上200字的“敬告”：“父親韋慶遠是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教師，以研究明清史為他的終生事業……离世后，不舉行任何形式告別會、追思會、火化會，骨灰洒向珠江水。”這是女儿韋燕來依照他生前的多次囑咐，寫就的。
在“教授”、“博導”頭銜滿天飛的時代，這位蓋棺時仍低調到自稱“教師”的韋慶遠，是我國頂尖的明清史專家、中國檔案學元老。他18歲离開廣州西關北上求學，后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40余年，而立之年以開創性的《明代黃冊制度》一書成名，之后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1992年為了和耄耋老母團聚，退休回到羊城定居。
先生的“師鑿”
先生在廣州番禺麗江花園的居室，書房名曰“師鑿堂”。“文革”時，韋慶遠曾被“發配”在江西農場里鑿石不止，他卻悟道，治史也須從中師法，鍥而不舍。“師鑿”，白話音近“思昨”，亦是史家自謂。女儿說，父親在去世前反复表示，今生選擇這一清貧寂寞的事業，青燈攤書卻是無比快樂。
除去臥病，韋先生生前每天清晨起身、江邊稍稍散步之后，几乎都在“師鑿堂”里研讀、著述。案上，一個与桌面傾斜30度角的簡陋木架格外惹眼。原來老先生頸椎有疾不能長時間伏案，便著家人做了這個“台面”，墊高書冊以就“仰視”、稍舒筋骨。相映成趣，一旁的玻璃下還壓著家人從《福音書》中抄錄來提醒他的句子：“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体疲倦。”可是女儿說，這哪里能勸得住爸爸！
回到廣州后“不填表、不開會”的退休生活，曾被韋慶遠先生稱作是“另一個學術黃金期”，這些年他竟然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出版了七本專著！1997年，《隆慶皇帝大傳》；1999年，《禍從筆墨生———明清文字獄》、《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2006年，《明清史續析》；2008年，《正德風云：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有人惊嘆時，韋先生便說足以自慰的唯有眼不花、耳不聾，腦子不糊涂，“師鑿”的艱辛全然略去不提。
先生的“時髦”
先生晚年更有一奇：改弦易轍、耗費數年心血著得小說一本，煌煌八十万言，寫的是著名的“蕩子皇帝”朱厚照。
此舉當然不是為了“赶時髦”，更多的是一位歷史學者對于“戲說歷史”這一別樣文化風潮的“反動”。該書的責編趙殿紅告訴記者，韋先生是要創作一篇真正的歷史小說，嚴格要求小說情節、發展脈絡、人物性格等符合歷史事實，大小細節沒有硬傷。因為他覺得，真實的歷史是歷史小說最丰厚、最生動的寫作源泉，并不需要強史就文，歪曲或編造情節！
循著這一思路，正德皇帝是韋慶遠心目中非常合适的主人公。一直以來，史書中對“蕩子皇帝”、“混世魔王”正德多是臉譜化的形容或粗線條的描述，存在著不少扑朔迷离的矛盾和難以草率回答的懸念。譬如正德的感情和性取向方面就太令人不可思議：一方面，他瘋狂搜尋、殘害無數婦女，包括孕婦、寡婦和處女；但另一方面，他對從太原索擄來的中年已婚女子劉良女一片深情，至死不渝。
《正德風云：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一書中，先生以深沉丰厚的歷史修養，生動傳神地描摹了正德皇帝以及朝野之間上百個歷史人物，史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知識共冶一爐。這部書是韋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手稿摞起來近一米，已被廣東省檔案館永久收藏。定稿僅僅一周，他就抱病入院，此后纏綿病榻，終未能重回書案之前。
先生的“儒雅”
家人說，社區里的服務人員見到韋先生常稱“老師傅”，因為他樣貌朴素、言笑平和，從沒有什么森嚴之气。年近八旬時，韋先生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主辦方特意安排一位年輕人与他同住，照顧起居。可他吃海鮮腸胃不适，夜起十次，居然都輕手輕腳決不愿惊醒后生！
有人知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西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英國牛津大學東亞研究系客座教授等顯赫教職，但韋先生談話間并不在意，只是避重就輕地說：“牛津，我只教授了一學期。”
知道他出身廣州西關大富之家、14歲就曾只身北上抗日的人就更少了。18歲成年時，韋慶遠又違抗了父親要他去香港學做生意的指令，負笈北京；大學期間，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甚至被國民党關押在北平警備司令部和特刑庭。不過在“文革”中，他因此被扣上“叛徒”的帽子，30多歲就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韋先生總說自己是“一個平常的教師”，他最疼愛的女儿也就選擇了“教師”二字定格父親謝世之際的身份。“我們捧著心花為他送行，而他的慈祥溫厚的微笑，永遠留在我們心中。”燕來如此寫道。
(編輯：張期望)
